本书摘自《中国生活记忆——建国60年民生往事》 作者：陈煜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目录：
姑娘爱上工装裤和“布拉吉”
公共食堂和“票证时代”
上海“曹杨新村”“排子房”是无房户梦想中的天堂
交通基本靠走
结婚容易，离婚困难
土地改革与“一化三改造”
全民炼钢和全民围剿麻雀
工资定级
特需供应
凭票供应和限量供应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全民穿军装时代
从蕃瓜弄到“高干楼”
时代英模——焦裕禄、雷锋、草原英雄小姐妹
革命的生活色彩
“早请示，晚汇报”
学工，学农，学军
儿时游戏
4、中国生活记忆之70年代
生活记忆之70年代
筒子楼、地震棚、“石库门”
皮尔·卡丹和可口可乐走进中国
样板戏和“中国电影新闻简报”
小人书与手抄本
上海货和“老三件”
恢复高考：报名费5毛
难忘的游戏：打水漂、滚铁环、
5、中国生活记忆之80年代
“幸子衫”、“光夫衫”、红裙子
假领子和西服、军大衣
餐饮上的变革
“拉风”的摩托与难坐到“小轿子”
卡式录音机、迪斯科与卡拉ok
邓丽君、崔健还有那《冬天里的一把火》
80年的新鲜玩意蛤蟆镜、“大哥大”
抢购了100盒火柴
结婚、生育与离婚
“搞原子弹的”与“万元户”
从停薪留职到“下海吧”
1、序
内容简介
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年，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衣食住行用等日常生活的变迁，到政治生活、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的丰富，无不折射出社会的进步。《中国生活记忆——建国60年民生往事》这本书正是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献给勤劳勇敢、热爱生活的中国人民的一个礼物。
这是用图文展示共和国60年百姓生活变迁的史料性作品。书中从平常百姓的生活入手，再现共和国60年平常人生活的酸甜苦辣和那永远抹不去的生活往事。书中内容涵盖了与百姓生活相关的服饰、饮食、娱乐、住宿、交通、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为共和国60年生活留下弥足珍贵的文图资料。本书以小见大、从细节展现宏观，从生活方面的变化展示共和国60周年的辉煌成就。正如本书总顾问于光远先生题词所言：记录点滴生活，彰显社会进步。
《中国生活记忆》着力于反映这样的点滴进步。在结构上，1949年共和国起始之年和2009年实行“计划单列”，将其中的时光按50年代、60年、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和新千年依次展开。每个年代的开篇，都有一个概括性的年代特征和生活记忆关键词；每个年代的结束，都有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语。这是为了给读者提供阅读便捷。
书中选取的，都是那些能够触动人们记忆深处的生活中的小事，比如50年代的“列宁装”、“布拉吉”、粮票和上海弄堂里的给水站，60年代的红宝书、弹弓、斗鸡，70年代的八个样板戏、小人书、36条腿和“三转一响”、爆米花、鸡毛换糖和喇叭裤，80年代的红裙子、假领子、迪斯科、邓丽君和“大哥大”，90年代的“一步裙”、踏脚裤、“菜篮子工程”、生猛海鲜、股票、超市和甲A联赛，新千年的“肚兜”、唐装、房奴、“人造美女”、超级女声和“动车组”……希望这些“鸡毛蒜皮”的生活点滴，能让经历者感叹，重新拾起对过去生活的记忆；能让后来者了解，生活原来是这样。回首60年这本书的内容值得体会。
2、中国生活记忆之50年代
中山装和列宁装
中山装和列宁装
新中国刚成立时，人们的服装还保留着民国时期的样式。城市市民一般穿侧面开襟扣的长袍，妇女穿旗袍。农村男子一般穿中式的对襟短衣、长裤，妇女穿左边开襟的短衫、长裤，有的还穿一条长裙。衣服面料多是机织的“洋布”、粗棉布、麻布。此外，还时行西装和中山装。
50年代以后，穿衣打扮与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西装和旗袍渐渐地被看作资产阶级情调，在人们的生活中逐渐消失了几十年。男人开始以中山装为主装，不再穿长袍马褂子；女人穿的是对襟袄，不再“裹足不前”。特别是中山装，成为中国最庄重也最为普通的服装。
初期的中山装上衣的纽扣很多，四个口袋平平整整，但样式过于呆板正统，缺乏创新。
那时拥有一套毛料中山装是令人羡慕的事情，而在中山装的右上口袋插上一支甚至两支钢笔，则是有知识、有文化的象征。
后来，受革命的感召和对共产党干部的崇敬，中山装引起一些青年学生的追捧，有人根据中山装的特点，设计出了款式更简洁、明快的“人民装”、“青年装”和“学生装”。
还有一种稍加改进的中山装，就是将领口开大，翻领也由小变大，很受人们的欢迎。当时，共和国的领袖毛泽东就特别喜欢穿这一款式的中山装。开国大典时，新中国的领导人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集体亮相，毛泽东和他身边的领导人穿中山装的形象，更是引起世界瞩目。以后，国外有人便将这一款式的中山装称作“毛式中山装”。
建国初南京有童谣唱到：一进堂屋亮堂堂，房里摆的大花床，姑娘穿的花衣裳，小伙子穿的“列宁装”。
新中国成立之初，苏联服装成为当然的革命象征，深深地影响着城镇居民。“列宁装”一度成为最流行的服装。
“列宁装”，因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常穿而得名，它的式样为西装开领，双排扣、斜纹布的上衣，有单衣也有棉衣，双襟中下方均带一个暗斜口袋，腰中束一根布带，各有三粒纽扣。
开始“列宁装”本是男装上衣，在中国却演变出女装，并成为与中山装齐名的革命“时装”。穿上“列宁装”这种公认的“苏式”衣服，显得既形式新颖又思想进步，“列宁装”一时成为政府机关女干部的典型服式，因此也被称为“干部服”。
“列宁装”或多或少带有装饰性元素--双排纽扣和大翻领，腰带的作用有助于女性身体线条的凸显。
这款服装后来成了无数中国女性最崇尚、青睐的“时装”，穿“列宁装”、留短发是那时年轻女性的时髦打扮，看上去朴素干练、英姿飒爽。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梁君、第一个女火车司机田桂英，都曾是“列宁装”的模特，劳模的示范，带动了时代的风尚潮流。
美中不足的是，当时“列宁装”可供挑选的颜色并不多，清一色的蓝、灰、黑，彰显艰苦朴素的时代风气。
上海著名配音演员苏秀在《我的配音生涯》一书中回忆难忘的“列宁装”：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那时我虽然已经有了一个孩子，但实足年龄尚不满24岁。看着满街红旗，听着那令人振奋的腰鼓声，我是多么羡慕那些剪着短发、戴着蓝布帽、穿着蓝布列宁装的女干部啊！我渴望自己也能那样地穿着，渴望着走到社会上去，渴望着工作。
其实，我在广播剧团很受重用，工作得很快活，可心里总以自己不是国家干部为憾。觉得既不是国家干部就不能去穿那象征干部身份的列宁装。所以当我在报上又看到北京电影演员表演艺术研究所（即北京电影学院前身）招生的时候，我就又去应考了。
“列宁装”穿在叶琳琅饰演的女特务王曼丽身上，更让人难忘。在一部以抗美援朝为背景的反特片《铁道卫士》中，叶琳琅扮演的特务王曼丽是一个潜伏的女特务，“列宁装”，直发型，单布鞋，而并不是观众印象中女特务常有的花旗袍、烫发头和高跟鞋，难怪观众印象深刻。
多年后，步入老年的叶琳琅，在江南某农村拍摄《香魂女》的时候，被许多围观看拍戏的农民给认了出来，大家在指指点点地小声议论着她饰演的王曼丽，快人快语、为人豪爽、充满喜剧细胞的叶琳琅，于是来了个现场发挥，她不无幽默地拱手抱拳，连声说到:“是我，是我，刚从监狱里放出来。”一席话，逗得大家开怀大笑。
姑娘爱上工装裤和“布拉吉”
1949年以后，生产领域的工人阶级地位得到提高，劳动最光荣，朴素是时尚，穿工装成为一种荣耀。年轻姑娘们曾一度爱上男式背带工装裤和格子衬衣。
工装裤为背带式，胸前有一口袋。与之相配的，一般是圆顶有前檐工作帽、胶底布鞋，布鞋多为手工制作。另外，前后挂胶、以草绿色帆布为面，橡胶为底的“胶鞋”，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穿用而得名“解放鞋”，成为这一时期城镇民众广为使用和喜欢的鞋型。
一般新鞋上脚前，要先钉上掌，孩子的鞋往往前面还打一个皮包头，后跟也补块皮子。男孩子的鞋，大脚趾前面缝一小块“膏药”补丁，很常见。
新中国成立后，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绸缎面料，显得封建味道有些浓。所以，参加工作的女性和女学生就摒弃了缎面，而采用具有农民文化特色的花布来做棉衣，以显示与工农的接近。
穿小棉袄时，为不失进步形象又防止弄脏棉衣（以免去频繁拆洗），一般外穿一件单层的罩衣。50年代，大部分女性用“列宁装”做罩衣。
1955年5月17日，上海《青年报》刊登了署名“启新”的文章《支持姑娘们穿花衣服》，文章认为，现在有条件可以打扮得美丽一些了，然而姑娘们的服装大都还是“清一色”，有的姑娘全身一色蓝。我们不但要把国家打扮得像一个百花盛开的大花园那样，也要把姑娘们打扮得像一朵鲜花、一颗宝石一样。文章最后呼吁：姑娘们，你们大胆地穿起花衣服来吧！
1956年1月，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举办了花布、丝绸、织锦图案展览会，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注意，其中有不少鲜艳丰富、健康而富有生命力的花布图案，如红枫小菊、小玫瑰等，深受人们喜爱。1月10日上海《青年报》报道了这次展览会，并再次提出：
姑娘们，别老是穿得灰溜溜的，穿得漂亮些，把自己打扮得和鲜花一样。
当电影《护士日记》中的女护士简素华哼唱着“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时，看过这部影片的中国男性，也为这位有点小资情调的美丽护士所倾倒。
1956年，人们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流行的色彩也从蓝色、灰色变得丰富多彩了。从苏联传入的连衣裙“布拉吉”成为最受欢迎的服装：宽松的短袖、褶皱裙、简单的圆领、碎花、格子和条纹，腰际系一条布带。
“布拉吉”本是苏联女子的日常服装，50年代，在中国大众的视野中，多是苏联画报、期刊和电影，那里面人物的着装和专门开辟的时装专栏间接影响着中国大众，身穿“布拉吉”的援华女专家则成了大众直接模仿的对象。
当苏联女英雄卓娅穿着飘逸的“布拉吉”就义时，“布拉吉”成为一种革命和进步的象征，也因此成为50年代最流行的女性服饰之一。
大街小巷、建设工地，上至知名女性，社会名流，下至基层女工，都曾穿过“布拉吉”，甚至幼儿园的小女孩也会有一件属于自己的“布拉吉”。“布拉吉”在女性之中几乎人手一件。一群年轻的女孩子，脸上写满笑容，身上洋溢着青春的活力，满怀着革命的激情，她们梳着油黑的大辫子或刘海齐眉的短发，穿着五颜六色的“布拉吉”，嘴里唱着流行的歌曲，上学、上班、开会、集会、游园，投身于新中国百废待兴的建设之中。
后来，由于中苏两国关系恶化，“布拉吉”的名称不用了，但“连衣裙”即“布拉吉”的意译名一直沿用下来。
公共食堂和 “票证时代”
1958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办好公共食堂》。社论提出了办好公共食堂的具体要求，比如食堂饭菜多样化，饭要粗细搭配，有干有稀，菜要多种，有菜有汤，尽量免费供应酱油、醋、葱、蒜、辣椒等调味品。要注意改善伙食，应当争取每月吃两三次肉，每逢节日会餐。食堂要讲究卫生，要有自己的蔬菜基地，对年老社员、儿童、病员、孕产妇应在饮食上适当照顾，要利用旧有房屋改建饭厅或尽可能地新建简易饭厅等，可谓事无巨细，都作了详细的要求。
当时的民谣也热情地唱道：
人人进入新乐园，
吃喝穿用不要钱；
鸡鸭鱼肉味道鲜，
顿顿可吃四大盘；
天天可以吃水果，
各样衣服穿不完；
人人都说天堂好，
天堂不如新乐园。总之一句话：“人民公社是桥梁，共产主义是天堂”。
人民公社的供给制（主要是粮食供给制），有了一个通俗而响亮的叫法：“吃饭不要钱”。
河北徐水县则在全县范围实行基本生活供给制。其中，针对农民的供给内容有：
伙食：男女整半劳力，大、中学生（这里的大学生是指红专大学的学生）每人每月5元，小学生每人每月4元，幸福院老人每人每年4元5角，幼儿园儿童每人每月3元5角，托儿儿童所每人每月3元。伙食费一律不发给本人，以食堂为单位掌握。伙食用粮发给食物，以食堂为单位发给供应证，凭证到附近粮库领取，其他部分一律折款发给货币。为了便于掌握，各食堂可发给个人饭证。农民出门原数带走饭费，到另一食堂吃饭交费。
服装日用品：男女整半劳力，每人每年发给服装布24尺，棉花1斤，鞋3双，袜子2双，毛巾1条，肥皂2块，根据需要发给草帽1顶。大中小学生、幸福院老人、儿童都有相应的规定，连托儿所儿童，每人每年也发给服装布8尺，袜子3双，毛巾2条，帽子1顶，香皂1块，小毛巾1条。
1958年，“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成为一时间传遍大江南北的著名口号。
“放开肚皮吃饭”之后，不少公共食堂只管盯着“吃饱”、“吃好”的目标办，倾其所有，倾其所能，不但吃饭上不限量，就是吃菜上，也强调“一个星期不重样”、“半个月不重样”，大吃大喝，穷吃海喝。
河南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的常庄管理区第一大队第一生产队的食堂，自称能做到一个星期饭菜不重样，每天三餐，每餐四个菜。一周一会餐，节日大会餐。他们还特地公开了一星期不重样的饭菜表，其中有：
和平汤凉粉、豆芽、银丝菜、红丝菜穿汤面、白菜、炒豆腐、炒百合七糕点肉丝、肉片、炒白菜、炒韭菜红烧肉、小苏丸、大苏肉、穿汤丸子、拔丝山药、焦烧肉、木耳汤油馍百合汤、金丝菜
这段时间，不少公共食堂还开起了“流水席”，社员随到随吃。有些地方还给过往行人大开方便之门，仿照汉末张鲁设义舍的办法，五里设一凉亭，十里设一饭铺，行人来了就吃，吃了就走，人家不吃，还劝人家，说是反正吃饭不要钱。
“吃饭不要钱”和“放开肚皮吃饭”，实行不到两三个月，多数食堂已寅吃卯粮。
公共食堂及其供给制，脱离当时中国国情，超越人的觉悟，有些做法也很荒唐。
50年代初，我国粮食短缺。中央政务院于1953年10月发布命令：全国实行粮食计划供应，采取凭证定量售粮办法，粮票出现了。
1953年11月1日，北京市首次发行面粉购买证，上面写着“遗失不补，过期无效”。
1955年10月，实行粮食以人定量供应后，粮食部发行“全国通用粮票”。
学界对于票据的起端，公认的时间是1955年，是以发行第一套全国粮票为标志的。之后，食用油票、布票相继面世。全国2000多个市、县都分别发放和使用了各种商品票证，进行计划供应。此外，一些较大的厂矿、学校等也印发了各种票证。
从此，票证范围之广、地域之宽、品种之全、时间之长、数量之多，在世界上极为少见。除了买“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不用票，买其他东西都要票。
城镇粮食的凭折定量供应始于1955年，国务院《关于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时办法》规定居民口粮依据劳动差别、年龄大小以及不同地区的粮食消费习惯，确定了9个等级的供应标准。
副食经营货品，除食油（包括麻酱）早于1954年实行计划供应并由粮食部门管理外?1958年春节开始，对猪肉、牛羊肉、鲜蛋、红白糖、粉丝、糕点等8种副食品实行凭票定量供应。汉民每月每人供应猪肉6两，牛羊肉5两；回民每月每人供应牛羊肉1斤4两；红白糖各4两，鲜蛋2个。另外“五一”节供应鲜鱼，“端午”节供应粽子，采取多供户少供数的办法，供应日期在3天至7天以内售完为止。
据《上海地方志》记载：1955年10月，上海市印制发行“五证一票”。五证是：上海市居民购粮证、工商行业购粮证、伙食团购粮证、特种用粮供应证、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移证。各户用粮均由粮食部门核定数量，发给购粮证，向指定粮店凭证记量购买粮食。一票是：1955年上海市粮票。
这些粮票、粮证是实行粮食计划供应的凭证，属无价证券。凡居民在市内伙食单位或在亲友家搭伙，以及购买粮食复制品等，凭购粮证向定点供应的粮店，在定量计划内，按照需要量换取上海市粮票。
50年代粮票的出现，标志着后来整整实行了40年的商品票证制度的开始，小小粮票，曾陪伴了所有中国人。
上海“曹杨新村”“排子房”是无房户梦想中的天堂
“50年代住草房”，这是当时大部分农民居住环境的真实概括。
当时一般是土墙草顶，为使其牢固结实，墙基一般在山区用石头砌成，平原地区则用砖砌而成。墙基一般离地面二三尺高，用砖往往是五层、九层、十一层。还有条件好一些的村庄，不仅墙基用砖，四个角也用砖砌成砖柱，一直垒到屋檐，老百姓称其为“砖垛子”。同时，门窗的边沿也用砖砌，叫做“镶门镶窗”。草房的房盖结构，一般是在柱上架梁，梁上架檩，檩上架椽，椽上铺笆。
条件稍微好些的上海农村，大多是传统砖木瓦顶平房和竹架草屋。
50年代初期城镇住房，新建居住区是结合城市市区工业分布和职工就近工作、就近生活的要求来确定布局的。
这时期的新建民居，除平房外，大多数是四层左右的小楼，屋顶较高，达3米左右，有的高达3.5米，窗户却很小，不够畅朗，居室通常是大间套小间，没有厅，只有一个狭窄的过道，这是借鉴了苏联住宅模式。
新建的住宅小区通常称为新村，住户是普通职工。当时，工人、尤其是大城市的工人住房困难受到特别的关注。1952年，上海为执行毛泽东数年内解决大城市工人住宅的指示，专门成立了工人住宅修建委员会。当年，第一批住宅21002户完工，以当时的家庭成员平均每户5人计算，可解决10万人的居住问题。
修建于上海西郊的曹杨路一带的“曹杨新村”，1952年4月竣工，占地200亩，可以容纳1002户，建有合作社、医疗站、公共浴室等设施，风景优美，处处花草林木，小桥、流水、人家，浑然一体。6月25日，上海市沪西各厂先进工人搬入“曹杨新村”新工房。29日举行的庆祝会上，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到会祝贺。
一时间，“曹杨新村”在上海成为令人羡慕的新式住宅的代表，是无房户梦想中的天堂。
上海公用给水站最早出现于1928年，当时称作零售水站，主要是在贫民草棚之处设水龙头，供贫民使用。但就是这样，1949年以前，上海市内棚户区中还是有100多万人用不到自来水。
建国后在全市没有自来水的地区陆续设立给水站。1950年，上海有公用给水站355座，用水人口近20万，很多地方是用井水；1966年，上海有给水站3903座，用水人口约l60万，平均400多人使用一座给水站。1979年达到高峰，全市给水站达到4490座。
早期的给水站大都设在棚户区内的中心位置，砌有一个大水池，里面储满了水，用水高峰时人们可直接从池子里取水，以减少排队时间。但更重要的是这池子具有消防功能。棚户区大多弄堂狭窄，消防车无法进入，一有火灾，这池子便是居民灭火的救命之泉。
上海居民对公用给水站，都可以讲出一大串故事。一大早大家都要抢着用水，人多的时候要排队等，后来有人就用铅桶、脚桶之类的东西放在池边替代排队，有时候排队要排到弄堂里，弄得不好还会吵起来，甚至打起来。
遇到天冷，自来水管子冻住了，就要用开水去浇龙头。冻得厉害时，开水浇也浇不开，只能等冰慢慢化开再用。有时自来水管子被冻得爆裂了，水没有了，大家连饭也不能烧。结冰时，地上很滑，年纪大的人弄得不好就会摔跤。
再到后来，大家用上了洗衣机，有人把洗衣机搬到自来水龙头旁边，接上管子就洗起来。没有洗衣机的时候，大家要洗东西就把脚盆放着接好水在边上洗，一个一个挨着用。有了洗衣机后，大家天不亮就争着把洗衣机往龙头边放，这样后面排队的人就难免有意见。
对许多上海居民来说，几乎每一天的生活都是从给水站开始的，黎明到来之后，人们陆续走出家门，洗脸漱口，洗菜倒马桶，在一声声亲切地招呼声中，每个人几乎都先先后后地要到给水站来走上一趟。休息日和节日里更是热闹，洗衣洗菜，家长里短，给水站俨然已是社会的一个小小缩影。
l999年6月，位于卢湾区丽园路713弄内的上海最后一座公用给水站被拆除。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率先改造了臭水横溢的龙须沟和破烂不堪的和平里，建了新住宅区，在东郊和西郊，也建设了配套住宅。一般是独门独户，每户建筑面积50平方米。
北京的“排子房”也叫“兵营式住房”。据说，这种坐北朝南、成行成排的房型，是清康熙年间用来给八旗子弟兵和他们的家属们临时居住的。由于这种房型节省材料、便于管理、向阳保暖，那时被广泛采用。
这种房排与排的间距大致三四米，没有独立的厨房、厕所等生活设施，每间14～16平方米。有的把中间一间前后隔开，配给左右邻间，就形成了两个一间半的“刀把房”，前间朝阳，后间只有北向的后窗。
这种房子进深短，一开门室内一览无余。大多数人家用“阳光换厨房”，挡住自家向阳的前窗盖起小厨房，由于终日难见阳光，室内大多“黑糊糊、油腻腻”。通常一排房或几排房才设一个公用自来水龙头，“排子房”把门的首户大多是公共厕所，卫生条件差，老街坊们管这叫“闻着味儿回家”。
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四合院开始了公有化尝试。当时北京城里的四合院多是私人拥有产权，北京全市约有房屋120万间，其中92万间都是私人产权。北京的城市建设，使得一大批农民工到了北京便转成了城市户口，享受同北京人一样的待遇。但他们没有房子，都在单位临时盖的集体宿舍里。四合院的公有化尝试，给许多面临结婚生子的外来务工青年打开了方便之门。
四合院里按人口多少平均分配，一般都分到一间房，少数人分到两间房。这样一个四合院里就住进了七八户、十来户。有的多进院落住进了几十户人家。
交通基本靠走
“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取暖基本靠抖，治安基本靠狗”。这则幽默小文的第一句，也是50年代中国大部分地区交通工具的真实写照。
50年代的农村，不但绝大多数人没有乘过公共汽车，就是自行车，也只有极少数有职工的家庭才有。北京市农村每百户拥有自行车数，1956年为13辆，1957年为16辆。人们的通行主要靠步行、畜力车、牲畜等，用独轮车(木轮)、大车、地排车(死胎)运输。闲暇时走亲访友，当时交通工具基本上没有，就只有靠两条腿用步子量着走了。
在城市，公共汽车虽然不断增加，但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还不能完全依靠公共汽车出行。这样，自行车就成为机动车之外的主要城市交通工具。每千人拥有自行车的数量，1950年为0.038辆，1952年为0.58辆，1956年为1.14辆。
到1958年，北京共有有轨电车九路，每一路都有不同颜色的车牌：
环路（白牌）：平安里出发，回到平安里；
1路（红牌）：西直门到永定门；
2路（黄牌）：东直门到永定门；
3路（蓝牌）：西直门到东单；
4路（浅蓝牌）：西直门到东直门；
6路（粉红牌）：虎坊桥到三里河（临时线）；
7路（灰牌）：崇文门到永定门；
8路（绿牌）：西直门到体育馆。
1958年以前，上海的有轨电车有八路，无轨电车有十路，公共汽车共有四十九路。
有意味的是，北京的有轨电车没有“5路”，而上海的有轨电车没有“4路”，是1、2、3、5、6、7、8、12路。
1955年，上海公共汽车票价分为5分、1角、1角5分和2角四档；无轨电车票价分为4分、7分、1角、1角3分四档；有轨电车票价分为3分、6分、9分、1角2分四档。
1958年 7月，上海市公共交通公司（简称市公交公司）成立，公司电车修造厂试制红旗牌大客车和第一辆铰接式大客车(无轨电车)， 在北京、上海展出。
1956年5月11日，上海《青年报》报道了一件事：4月一团支部在上海西郊公园举行一次主题会，支部书记通知大家：明天集体乘公共汽车去。当时有很多人提出意见说：“我们有脚踏车，可以直接去，在公园门口等你们。”可是支部书记强调说：“我们要培养集体主义精神，一定要集体乘公共汽车去，骑脚踏车去就是没有集体主义精神。”
写这封信的上海市眉州路底西方子桥王仕成，怎么也想不通：
我们都是还没有走上工作岗位的自学青年，经济比较困难。可是自己有了脚踏车却不能骑去，一定要出钱乘汽车，否则就说没有集体主义精神，我认为这样地理解集体主义是不对的。
50年代，北京还有“当当车”。“当当车”是老北京（北平）对有轨电车的称呼。历史上，北京的第一条有轨电车于1924年12月17日在前门正式通车。当时，共有10辆有轨电车往返于前门至西直门之间。因为电车顶上的接线设备和电车行驶中发出的声音，老百姓也把有轨电车叫“摩电车”或“当当车”。它的车头挂了一只铜铃铛，司机只要一踩脚下的踏板，铃铛便会发出“当当”的声响，提醒行人闪避车辆。这也算是北京第一代现代化交通工具。前门有轨电车最早采用法国样式，之后也用过日式和国产电车。
1958年，前门有轨电车停运。
2008年初，改造中的前门大街按照计划铺设了有轨电车的铁轨，使消失了50年之久的“当当车”得以重现京城。
50年代，摩托车是稀有之物，很少用于日常交通。
1956年5月22日，上海《青年报》刊登了署名“路源”的《摩托车手之歌》：
摩托车的马达隆隆轰响，
声音震动了远处的山岗，
我像安上了强健的翅膀，
勇敢地向前飞翔。
50年代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也有出租车，只不过离普通的老百姓很远。建国初期，上海就有出租汽车行29家，营业汽车近400辆。在北京，政府专门从东欧和苏联进口了一批崭新的“华沙”和“胜利”轿车，用做出租车。另外，也有三轮车，但价格不低，比如当时从前门车站到西单，要2角。
结婚容易，离婚困难
50年代的婚姻，打上了很强烈的革命色彩。
这是新婚夫妻之间的留言（黄新原:《真情如歌》，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版）：
灵芝同志：
望你经常回忆自己幼时贫苦生活，保持自己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更望你永远保持努力学习的精神，争取做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中国共产党员。
你的爱人，良。
于1952年10月15晚。
那时结婚，也比较简单，稍微“出格”一点，就会被视为“铺张”了。
1953年1月20日上海《青年报》刊登了上海仁德纺织厂青工陆洪超的一封来信：
编辑同志：
本厂团员沈英禄同志，本月4日和厂里女工郑金秀，在锦江饭店举行婚礼。结婚那天，光是筵席就吃了37桌之多，每桌25万。在锦江饭店共花去了1100余万元。厂里同志一共乘了二辆卡车去吃酒……并且两人结婚后，就到杭州去玩了十天，耽误了工作和生产，自然也用去了不少钱。
我们新社会的青年，结婚不要这样铺张浪费。
中央人民政府规定，1955年3月起发行新人民币，新旧人民币兑换比率为1比1万。这两位青年人结婚花了1100余万元，也就相当于新币1100余元，在当时确实是不小的数字，已经被视为“铺张浪费”了。
在这之前的1952年2月8日上海《青年报》，就刊登了上海市大场区人民政府黄科的来信，反映该区青年黄长根在1月25日与徐小妹结婚，男方认为今年庄稼丰收，办理婚事多花点钱不算什么，吹吹打打整闹了三天。
这三天的浪费是很惊人的。吃了320斤猪肉、42斤羊肉，花掉229.8万元；办了19桌酒席，席面都是12个碟16个碗，花掉380万元；借花轿花了80万元；雇乐队20万元。一共用去709.8万元。
1950年5月，共和国第一部法律《婚姻法》颁布实施。
《婚姻法》的第一条就开宗明义地宣告:“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
《婚姻法》对最低婚龄作了规定:“男二十岁，女十八岁，始得结婚。”
《婚姻法》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经区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调解无效时，亦准予离婚。”
正是因为新婚姻法有了这条规定，才使得众多的妇女，从不幸的婚姻家庭中摆脱出来。
《婚姻法》是年轻的共和国送给公民、特别是年轻男女公民的一份厚礼!
新《婚姻法》推出后，有些地方执行不力，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据1953年2月3日上海《青年报》报道，由于《婚姻法》在华东不少地区未能很好地贯彻执行，目前妇女和青年男女因婚姻问题而被杀、自杀的现象十分严重。据各地不完全统计，浙江省57个县市在1952年1月到7月，因婚姻问题而被杀、自杀的达438人，据山东即墨、胶县的11个区统计，半年内自杀的50人中，青年即有37人，滕县专区自杀被杀的166人中青年即有86人。其中尤以妇女占绝大多数。
在死亡的青年男女中，有的被丈夫杀害，有的被公婆、家族或恶劣的干部所杀害，有的也因不堪虐待和争取婚姻自由被干涉而被迫自杀。其虐杀的手段极为野蛮残酷。如山东吴桥县二区青年妇女郭氏，因受不了丈夫于万福的虐待，要求离婚，当夜即被其夫用菜刀砍断右手，接着用乱刀砍得全身血肉模糊而死。其情节的残酷，实骇人听闻。
土地改革与“一化三改造”
1950年，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始。
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参加过土改的作家邵燕祥回忆：我们的工作团里，有一支中央戏剧学院的劲旅，一路文娱活动很热闹，至少普及了一首配合土改发动群众的歌曲《谁养活谁》：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看一看，没有咱劳动，粮食不会往外钻。耕种锄刨，全是我们下力干；五更起，半夜眠，一粒粮食一滴汗。地主不劳动，粮食堆成山呀堆成山。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瞧一瞧，没有咱劳动，棉花不会结成桃。纺纱织布，没有咱们做不了；新衣裳，大棉袄，全是我们血汗造。地主不劳动，新衣穿成套呀穿成套。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想一想，吃穿和住的，全是我们出力量。咱和地主，怎么生活不一样？不是咱种上粮，地主早就饿断肠。到底谁养活谁，大家想一想呀想一想。
老乡们以为我们既在北京就常看见毛主席，因而关切地问：“毛主席的生活好吧，能赶上富农了吧？”
邵燕祥还回忆，在没收、征收阶段，有一个地主寡妇曾经大哭大闹过。那是因为土改积极分子说她“转移”亦即藏匿了“浮财”，她说没有，于是僵持不下。我看她带着一个十几岁的女儿面对一大群人的指斥围攻，双方都不好下台，便提出让男人们退出，让积极分子中的妇女们继续追查。后来好像软硬兼施都不奏效，没有搜缴出什么值钱的物件。（邵燕祥：《1951年：到甘肃参加土改》，《温故》第九期，2009年4月7日）
土改，在人的印象中是诉苦和斗地主。
1955年4月20日，中国青年出版社首次出版了单行本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高玉宝讲述了一个小孩子在一家周姓地主家备受剥削，最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
小说的第九章，叫做《半夜鸡叫》。在这个故事里，绰号“周扒皮”的地主，为了让长工们早起干活，半夜钻进鸡笼学鸡叫，最后反被长工们戏弄。《高玉宝》在国内外有二十几种版本，仅汉文版印数就高达450多万册，并被改编为24种连环画和12种文艺演唱形式及其戏曲书籍，其中尤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1964年拍摄的同名木偶片影响深远。
“周扒皮”的绰号，以及“半夜鸡叫”的刻薄举动，最终成为中国千千万万地主的形象。
全国土改有先有后，但基本在1952年完成。这次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土地改革，摧毁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使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大约7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免除每年交给地主的700多亿斤粮食的地租。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据统计，1952年全国粮食产量比1949年增长42.8%。
50年代的中国人，经历了“一化三改造”。“一化”即社会主义工业化。“三改造”就是对农业、手工业、实行合作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4年至1956年底全面进行。
央视法治频道主持人劳春燕曾回忆，她的外公世代从医，在绍兴上大路开了一家药房，叫“致大药栈”。建国前，致大药栈在绍兴城里也算数一数二的大药房了。建国后公私合营，外公从药店老板变成了一名普通的药店倌，也被命令去改造，和其他改造对象一起住在绍兴城里唯一的一座教堂里，每天挑河泥。年幼的妈妈去给他送饭，发现他的腿都肿了，一掐一个小坑，原来是得了浮肿病。
一些公私合营的资本家，意识到工商业改造已是大势所趋。也有一些人开始对前途感到茫然，终日惶惶不安，顾虑重重，心甘情愿把家产献出来的毕竟是少数。有的资本家是“白天敲锣打鼓，晚上痛哭流涕”；也有的说“多年心血，一朝付之东流；几声锣鼓，断送家财万贯”。
正当上海资本主义工业的公私合营搞得如火如荼时，北京市也在加紧推进资本主义商业的公私合营。1954年，北京选择大有粮店、稻香村食品店、同仁堂国药店、六必居酱园等10家较大的、具有传统特色的资本主义零售商店进行公私合营试点。8月27日，同仁堂公私合营大会召开，公私双方在协议书上签字。
实行定息之后，原先拥有100万元资产的资本家名义上还拥有100万元的资产，实际上只拥有100万元产生的利息。除个别情况外，统一定为年息5％，这个比率略高于当时的银行利息。从1956年1月1日起计息。这个办法保持七年不变。到了1963年，又决定延长三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1966年9月才停发定息。国家先后以“四马分肥”和定息的方式，作为和平赎买的代价，向资本家?付了30多亿元，超过了他们原有的资产总额。
对资本家进行“和平赎买”，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将所有制改造与人的改造相结合，努力使剥削者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是共和国一大创举。
全民炼钢和全民围剿麻雀
“夜晚，列车在原野上奔驰，不时从成群成列的高炉旁穿过，旺燃的火焰“呼呼”作响，映红了漆黑的夜空。”
“千百万钢铁大军开进荒山野岭，唤醒了无数沉睡的山岗。爆破手们在常年寂静的山谷里，点燃了开掘的雷管、炸药；无尽的矿石、煤炭，像流水一样涌向炼铁、炼钢炉前。”
“千万条道路赶筑起来了，条条通向矿山和熔炉。火车加快了运行的速度，船只乘风破浪地急驶，都在为钢铁奔忙。”
这是当年《人民日报》记者写下的《沸腾的日日夜夜》，真实地记录了全民炼钢的狂热场面。
一切为“钢铁元帅升帐”让路。一时间大江南北，高炉林立，人山人海，热火朝天。
全国遍地都是炼钢铁的土高炉。工厂、部队、公社、机关、学校，连外交部都办起了炼钢炉、炼铁厂。不管男、女、老、少，不分外行、内行，凡是人都成了钢铁工人。没有煤的地方，就砍树烧炭；城里没有树木，就烧家具、床板。没有铁矿石，就砸锅子、鼎锅。建土高炉没有砖石，就拆祠堂、庙宇，毁围墙、宝塔。北京王府井大街两边人行道上的砖头，一夜之间，不翼而飞，都到土高炉上去了。
往常宁静的学校也沸腾起来了，学生放下了手中的书本走近高炉。长年操持家务的妇女也出来了，把铁锅铁锄送作炼钢的原料。
由于采取了许多非常措施，至1958年底，全国用在钢铁战线的劳动力超过了一亿，参加大炼钢铁的人力超过了全国总人口的六分之一。经过几个月的蛮干，加上相当程度的浮夸，到年底，宣布钢产量达到1108万吨，生铁产量达到1369万吨。但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合格的铁也只有900万吨，有些则完全是废品。
大炼钢铁对生态环境和物质资源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和浪费，进一步造成了群众生活的严重困难。轻工业产品的生产品种和产量也大幅度减少，直接导致人民生活日用品供应极其紧张。
50年代的中国，几亿人在围剿麻雀。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但是这只小小鸟做梦都想不到，有一天它会被人类列为“害人鸟”而遭到几亿人的围剿。
1955年，有农民向毛泽东反映，说麻雀祸害庄稼。不久便有了决定：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麻雀、老鼠、苍蝇、蚊子。
于是麻雀就陷入了“与民为敌”的惨境，四处被围剿。
1958年4月19日，从清晨5时开始，北京布下天罗地网，“围剿”害鸟--麻雀。全市300万人民经过整日战斗，战果极为辉煌。到19日下午10时止，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共累死、毒死、打死麻雀83249只。
4月19日清晨5时整，北京市围剿麻雀总指挥王昆仑副市长一声令下，全市8700多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里，立刻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枪声轰响，彩旗摇动，房上、树上、院里到处是人，千千万万双眼睛监视着天空。假人、草人随风摇，也来助威。不论白发老人或几岁小孩，不论是工人、农民、干部、学生、战士，人人手持武器，各尽所能。
为了摸清“敌情”，围剿麻雀总指挥部还派出30辆摩托车四处侦察。解放军神枪手也驰赴八宝山等处支援歼灭麻雀。市、区总指挥、副指挥等乘车分别指挥作战。
在天坛“战区”到处是鞭炮和锣鼓声，30多个神射手埋伏在歼灭区里。他们一天之中歼灭麻雀966只，其中累死的占40％。在南苑东铁匠营乡生产站的毒饵诱捕区，在两小时内就毒死麻雀400只。宣武区陶然亭一带共出动了2000居民围剿麻雀，他们把麻雀轰赶到陶然亭公园的歼灭区和陶然亭游泳池的毒饵区里，在大半天时间里，共消灭麻雀512只。在海淀区玉渊潭四周5公里的范围内，3000多人从水、旱两路夹攻麻雀。人们从四面八方把麻雀赶到湖心树上，神枪手驾着小船瞄准射击，只见被打死和疲惫不堪的麻雀纷纷坠落水中。（1958年4月20日《人民日报》）
据各地不完全统计，1958年全国共捕杀麻雀2.1亿余只，可怜的麻雀所剩无几。
那个时代过来的许多人，都有捉麻雀的经历：
小时候在农村，每到收割时节，麻雀就飞来蚕食庄稼，农人们在麦田中央插上稻草人，吓跑麻雀。对晒在门外的谷粒怎么应对？父亲在晒场的内圈和外圈用旧塑料布套加工为拟人化的木墩子，麻雀光顾几率大大减少。我哥用一只淘箩和一根筷子，系上三四米长的线，隐蔽在某一处，没多大工夫，一只不谙世事的小麻雀钻入了哥哥设下的陷阱，还未尝到几粒米粒，便遭到了灭顶之灾--筷子随着套线的拉伸，“轰然”倒下，小麻雀被哥哥伸进的手给逮住了。我在旁看着，也十分开心。（陈丽珍：《捉?雀》，2009年4月19日《新民晚报》）
1960年3月，毛泽东批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虫’。”
“除四害”，什么手段都用上了，比如灭老鼠，什么“掏窝”、“水缸捕鼠”、“调墨油粘鼠”、“双簧钢丝夹鼠”、“碗、桶、面盆扣鼠”，等等。当时以老鼠尾巴统计战果，孩子们把打死的老鼠割掉尾巴，用石灰消毒后串成一串，交到学校或居委会。灭鼠是有奖励的，有的地方灭一只老鼠换一盒火柴，或者几根尾巴换一张书签。有的小学生会把一根尾巴切成两截，再把一头削尖，冒充两根。
工资定级
1956年，牵动着全国各界数千万人利益的是中国第一次全国性的工资改革。6月16日，国务院通过《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它奠定了此后中国长达30年之久的劳动工资制度的基础，对新中国“吏制”产生了深刻影响。从此“级别”成为中国除农民以外各类社会人群政治经济生活排序的重要标准。
建国之初，供给制与工资制并存。至1955年，国内经济形势继续好转，新一轮工资改革也应运出台。国家决定先行在国家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废除工资分，改行货币工资制。从而拉开全国工资改革的序幕。
毛泽东住中南海的房子也要按规定交付房租。1955年实行工资制后，毛泽东的家庭开支主要为9项，其中主食450元；副食120元；日用开销33元。这一标准一直持续到1968年，日用开销才增长至92.96元。这种生活标准已经超出毛泽东(404.8元)和江青(243元)工资的总和。说明毛泽东的家庭和中国普通百姓的家庭一样，工资收入主要用来糊口，吃饭占家庭支出的绝大部分。（《建国初全国工资等级无统一体系 吃顿西餐两块》，2007年9月30日《新闻午报》）
该文还记载，这次工改，建立了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几大类分配制度，其中党政机关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把干部分为30个行政级；企业工人分为8个(个别工种为7个)技术等级，专业人员，如工程技术人员、教师、医务工作者、文艺工作者也都相应有了自己的等级系列。且各系列之间大致可以互相换算，如文艺一级相当于行政8级；高教8级相当于行政17级等。
与此同时，依据各地的自然条件、物价和生活费用水平、交通以及工资状况，并适当照顾重点发展地区和生活条件艰苦地区，将全国分为11类工资区。规定以一类地区为基准，每高一类，工资标准增加3%(如浙江属二类地区、安徽属三类地区、北京属六类地区、上海属八类地区、广东属十类地区、青海属十一类地区等)。工资区类别越高，工资标准越高。
定级标准采用一职数级、等级线上下交叉的做法，依据职务，参考德、才和资历进行评定。大致为正部级3～5级，如当时茅盾是文化部长，定4级；副部级5～8级，周扬当时是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定6级；正局级8～10级；副局级9～12级，等等。定多少级拿多少工资。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之间的比例，约为21∶1，全员工资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当时的知识界、文化界，也都愿意“收名定价”于此次定级，如梅兰芳，定级前的保留工资为1100元，却甘愿评为文艺一级，只拿336元。关肃霜评级时，自请评为文艺2级，工资从800元直降到约280元。实行工资制后，作家可以在文艺级与行政级之间自由选择。如果选择文艺级，比行政级工资高，但有不少人却选择了行政级。
这除了当时“克己”的时代氛围所致外，还有一个原因，即选择行政级别以按级别看文件、听报告，甚至决定能否订阅《参考消息》，以及享有高干医疗待遇，等等。如赵树理，是行政10级，209.9元，而他同时可以评文艺2级，可拿约280元，赵树理选择了行政级。
这次评级，像冰心、张天翼、周立波、艾青等一批作家，都被评为文艺一级。大学教授在此之前其实都有级别，但同样重视此次评级。陈寅恪、梁思成、冯友兰、季羡林、钟敬文等被评为一级。全国当时共评出一级教授56名，评审极为严格，有的全省只有一个一级教授，有的省一个都没有。而如吴宓、陈子展、黄昆等各学科“泰斗”级学者，仅评为2级教授。
季羡林是一级教授，每月工资345元，加上中科院学部委员的津贴100元，共445元。而吃一次莫斯科餐厅，为1.5～2元，汤菜俱全，有黄油面包，还有一杯啤酒。
50年代，是纯真的年代，简朴的物质生活，伴随着革命的激情和火热的理想，但更革命、更火热的生活，却是在60年代，不过国家和人民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3、中国生活记忆之60年代
“三年困难时期”
“早请示，晚汇报”
“早请示，晚汇报”，是那时一个重要的形式，就是早晨一起来，向毛主席请示当天的工作；晚上向毛主席汇报一天的活动。当然不是直接到中南海向毛主席请示汇报，而是对着毛主席画像或雕像，或对着“红宝书”。
比如开饭时，孩子们饿狼般围拢过来，家长内心酸楚，但嘴上还得说：“现在学一段毛主席语录。”
孩子们咽下口水，齐声念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节约粮食问题，一定要抓紧，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并加以红薯、土豆、杂粮……”“要节约闹革命。”
1967年1月4日《人民日报》报道：
广东恩平县社员罗仙，违反了生产队公约，把自己的鸡放出来，吃了队进而的谷。社员把这一情况告诉了罗仙的丈夫郑栋。
当天吃晚饭的时候，郑栋对家里人说，咱们先学一段毛主席语录，再吃饭。然后叫他的一个儿子领读。儿子读一句，大家跟一句：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
罗仙虚心地接受了批评。
郑栋见妻子认识了错误，高兴地说：“今晚我们结合实际学习毛主席语录，学得好、用得好。现在咱们开始吃饭吧！”
毛主席像章，也成为那个年代的装饰物，为了表忠心，全民佩戴它。
书店、商店如果到了毛泽东像章，立即发布“特大喜讯”。人们奔走相告，但不能说去买，而是说“敬请”。
请人帮忙办事，最好的礼物也是送像章。有人为了表示忠心，戴了几枚，大街上时常可见戴十几枚的，最多有戴三百枚的，前胸铺满，胸前挂不下，可向双肩和头部蔓延，但不能向下超过裤腰带。
极个别的为了表示忠心，把像章别在胸前肉上。
最初的像章只有指甲盖大小，后来越做越大，居然做到直径80毫米的“大轮船”像章，跟烧饼大小差不多，上端是毛泽东头像，下面是一艘乘风破浪的轮船，背景是红太阳。
还有直径200毫米的，大得无法用别针佩戴，只好用红绸带吊在脖子上。
和像章同时，还有毛主席画像和雕像，雕像一般用陶瓷、石膏作材料，家家必备，敬神一般供着。
60年代的中国，能算得上舞蹈的，就只有忠字舞了。
忠字舞，是“文化大革命”时一种狂热地表示对毛泽东忠心、忠诚的一种集体舞蹈，流行时间约在1966-1968年间。中共“九大”以后，特别是林彪事件后，渐趋衰微。
较为典型的是以《大海航行靠舵手》、《敬爱的毛主席》、《在北京的金山上》、《满怀豪情迎九大》、毛泽东语录歌等歌曲为伴唱、伴奏。
忠字舞舞蹈动作粗放、简单、夸张，大多采取象形表意、图解化的表现手法。主要动作设计有：双手高举表示对红太阳的信仰；斜出弓步表示永远追随伟大导师毛主席；手指怒指地面表示彻底砸烂资产阶级；紧握双拳表示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跳舞时手里通常以《毛主席语录》（红宝书）或红绸巾作为道具。
忠字舞的动作近似于广播体操，但又非常单调、机械。舞蹈者全身心充溢着朝圣的庄严感，情绪激荡。但舞蹈动作粗糙、僵硬、稚拙，缺乏美感。跳舞者不分男女老少，不分白天黑夜，在车间、操场、码头、街头、田间……每天早晨，随处可见跳“忠字舞”的人群。
忠字舞因此也成了一个时代的象征。
例如：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舞者双手按着自己胸部；
“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舞者两手放到腮帮，仰头望，手指呈放射状地一闪一闪；
“千万颗红心”，两手的拇指和食指合并，画成一个心的形状比在胸前；
“要献给您”，舞者单腿的脚尖跳跃着，另一条腿不断后踢，双手把那一个心形向右上方一下、一下地送上去。
游行时的忠字舞方阵动辄成百上千人，前后相连可达上万人、队伍逶迤数里，同时载歌载舞前进，有时竟持续十多里路、好几个小时。跳一会儿，步行休息一会儿，交替行进。其场面、规模之庞大，气势之磅礴，狂热亢奋，史无前例。举行“早请示、晚汇报”仪式和庆祝性的游行时，都要表演这样的舞蹈，有点类似80年代、90年代的中老年健身舞。无需特别舞蹈基本功和专门训练，易学易会。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之后，红卫兵和学生，响应?召，进行全国性串连。这次大串连，参与人数之多、范围之广，空前绝后。
1966年9月5日，中央正式通知，各地红卫兵串连乘车免费，生活补助由国家开支。也就是说，大串连的交通、吃饭、住宿统统不要钱。有这等好事，于是大、中学生，还有些小学生，本已停课，没有了作业、考试，全身轻松，一门心思加入大串连洪流，“经风雨、见世面”去了。
为此，各地纷纷建立红卫兵接待站，管吃、管住、管交通，一阵大乱，不堪重负，不久只得提倡步行串连，上海就有“二十名小将步行四十六天历程三千里到毛主席身边(北京)”，其实参加步行串连的人数很少。
1966年8月20日起，上海就有红卫兵来沪串连。到9月，就如潮水般地涌入。据不完全统计，开始的50多天，就涌入了近38万人。最多的一天来了1.4万人。如上海交通大学，在册学生4000余人，一度住进串连者7000余人。
北方10月下旬已入冬。有红卫兵在北京串连后，想到哈尔滨，看北国风光。尽管在北京凭证件借到军大衣，火车到达哈尔滨，下车没出站，又回到车上。实在太冷，集体向南方迁移。
在这些红卫兵大串连人群中，一般可分为如下几种类型:一、天真革命型。二、接受教育型。三、煽风点火型。四、到此一游型。
1967年2月相关部门发出通知强调:全国步行长途串连也停止。
大串连，在历史中留下滑稽而又苦涩的一页。
特需供应
1960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相关方案和意见原则上也适用于全国各地区。
一、特殊供应办法，分为以下三类(自十一月起根据中央指示，党内照以下标准再减半，纸烟不减)：
第一类，副委员长、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供应标准是：每户每天肉一斤，每月鸡蛋六斤，白糖二斤，甲级烟两条。
第二类，人大、政协在京的常委，国务院各部、委的正、副部长，正、副主任，高法副院长、高检副检察长，人大、政协的副秘书长，各民主党派中央的主席、副主席，在京的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一级人员，以及党政群同上述职务相当而名义不同或者工资级别在七级以上的其他人员，供应标准是：每人每月肉四斤，白糖二斤，甲级烟两条，鸡蛋三斤。
第三类，全国人大在京的党外代表和全国政协在京的党外委员，国务院各部委党外的正、副司局长和党外的国务院参事，各民主党派在京的中央常委，在京的党内外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二级、三级人员，以及党政群同上述职务相当而名义不同或者工资级别在十一级以上的其他党外人员，供应标准是：每人每月肉二斤，白糖一斤，甲级烟两条，鸡蛋二斤。
以上三类，鸡蛋一项均看货源情况，少的时候少供应，没有的时候不供应。
经济困难时期，各地政府对部分特需人员的副食品供应，都给予了特殊照顾。比如对运动员，凡是达到国家“运动健将”一级水平的，在京比赛期间，每位每天供应鲜肉4两。据考，当时享有这一待遇者仅两位：陈镜开（举重）、穆祥雄（游泳）。
特需供应，是特殊困难时期的无奈之举。
1961年3月4日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下发的一份正式文件称：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委：
近来对外宴会上吃花生米的现象相当普遍，北京吃，其他地方也吃。……根据总理指示，请各地今后举行对内对外宴会及其他特殊供应时一律不要供应花生米。”（1998年7月18日《北京青年报》）
1961年1月19日国务院副总理陈云提出：“现在供应紧张，应该‘两条腿走路’，即有些商品可以实行凭证分配的办法，有些商品应该是只要有钞票就可以买。”
对少数商品实行高价政策，是从高级糕点、糖果开始的，扩大到饭馆、商店等许多方面。
1961年2月，国务院确定，在3月底以前，把高价糕点的供应范围扩大到全国一切大中小城镇；把高价糖果的供应范围扩大到全国所有的城市和乡村。高价糕点和高价糖果，一律不凭证，不限量，充分供应。实行结果，全年销售高价糖果4.1亿斤，糕点3.9亿斤，共回笼货币33亿元。（《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0月第一版）
“高级饭馆”出台之前，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专门组织人到北京王府井著名的老字号“萃华楼”饭庄，调查炒肉片的成本和价格。
北京的餐饮业（各类餐馆、饭庄）奉市委之命于1960年7月30日实行就餐收粮票制度。仅保留少数高档饭馆，不收粮票，但实行高价销售，高价菜肴，计有东安市场内的东来顺、王府井大街路东的萃华楼饭庄、西单北大街的曲园酒楼、王府井大街北口路东华侨大厦内的大同酒家约18处，欲到这些高级饭馆用餐者须提前一日在饭庄门前预约，领取“号牌”，次日凭“号牌”入座用餐。每日“号牌”数额有限。
1962年4月1日、20日、5月15日，国家先后对茶叶、自行车、酒、手表、砂糖等商品实行高价政策。
1962年的高价商品，扩大品种。除了西藏云南外，全国都推开。2月推出高价自行车。当时的平价车，每辆约160元；河北定价为每辆650元，广东定价为每辆590元。河北按此价格推销十多天，共售出4292辆。因此中央决定从4月起在全国农村普遍推开，同时在城市停止平价销售。从6月起城乡均销售高价自行车。
3月推出高价钟表。钟的高价比平价平均提高1.5倍，表的高价比平价平均提高1.73倍。
4月推出了以下品种：高价茶叶，比平价提高3倍左右。高价针织品，比平价高3.09倍。提高酒类销售价格，目的在于回笼货币和促进节约粮食酿酒。从4月20日起在全国范围内推开。
对外宾、外侨设专门商品议价供应。提价的幅度，名酒（包括全国名酒和地方名酒）提得高些，大体比平价增加4～5.7倍，如贵州茅台，原价每斤2.97元，提高为16元，增加4.4倍；辽宁千山白酒，原价每斤1.2元，提高为8元，增加5.7倍。露酒次之，大体提高1.6～3.3倍，如山东金奖白兰地，原价每瓶3.53元，提高为15元，增加3.2倍；吉林通化葡萄酒，原价每瓶1.14元，提高为3元，增加1.6倍；啤酒再次之，大体提高0.8倍，如青岛熟啤酒，原价每瓶0.38元，提高为0.69元。高价卷烟，比平价高约4倍。
5月推出照相和照相材料价格。照相提价50%，印照片提价100%，胶卷提价75%～125%，胶片提价150%；不分城乡一律按此价格执行。
从1962年下半年起，国家的高价政策逐步回落。（以上内容参考陈明远：《1960-1965年的高价商品出台》）
另据上海吴淞区志记载，1964年高价商品从16种减少为13种，物价普遍下降，上海牌半钢手表每只从100元降为80元，永久牌自行车每辆从185元降为173元。1965年市场价格继续稳中有降，至年底取消高价供应，与1963年相比零售物价总水平下降3.85％。
此后，根据经济形势的好转和集市价格的回落，又陆续调低了高价商品的价格。到1965年底，高价商品只有高级针织品一种，1969年退出高价。
凭票供应和限量供应
1959年10月31日，北京市副食品商业局、市公共卫生局发出《关于修订对病人肉食、鸡蛋、蔬菜供应标准的通知》，其中规定，对产妇给予一次性补助，鸡蛋2斤、肉2斤、红糖2斤。1960年6月1日起，对献血人员每次输血200cc以上一次性补助肉食1斤、400cc以上一次补助肉食2斤。对托儿所、幼儿园、街道儿童每人每月补助食糖1斤、鸡蛋0.25市斤、糕点、饼干1.5斤、奶制品2斤。从1961年1月起，对浮肿病人每人补助鲜鱼2斤。
1960年副食品货源进一步紧张，如在北京，猪、牛羊肉到4月15日的全部库存只有361万斤，仅能维持1个月的定量供应（居民每人每月4两）。针对这一情况，在主要副食品实行凭证（票）按人（户）定量供应的基础上，又大幅度地增加了凭证凭票定量供应商品的范围，达到了21种。除肉、蛋、食糖以外，又增加了肉罐头、熟肉及干货制品（折合顶肉量凭肉票供应）、糖果、糕点、饼干、奶制品、露酒、干菜、鲜菜、鱼、海味、干鲜果、酱、调料、食盐、豆制品、淀粉、粉条、粉丝等。这一年凭证凭票商品销售额已占副食品零售额的29.3％。
1961年肉、禽、蛋库存急剧下降，紧张达到极点。如肉食货源，只能保持特需供应，对居民所发肉票无货兑现，从4月起，用生、熟肉、鸡鸭、鱼及其罐头制品等折合顶肉量供应。由于后续货源无望，从6月至1962年2月，对居民平日不得不停发肉票。鸡蛋除供应部分特需、病人、产妇、托儿所等，对居民的平日定量亦无法保持，基本上停止了供应。
粮票自然炙手可热。1961年1市斤北京市粮票黑市价格3元（当时生产第一线的工人80%以上月薪为三四十元），1市斤全国通用粮票黑市价格4元，1市斤北京市面票黑市价格5元。
1960年猪肉货源急剧减少，到当年7月起已无鲜肉可供应居民，即月市场投放陈年肉罐头顶替鲜肉供应。数张票集中起来可买到一盒（听）罐头。
1961年起，将原发放的每张肉票面额最多3两削减为2两。同年4月，用库存的鸡、鸭、鱼罐头顶替鲜肉。6月到年底，对居民停止供猪肉。
据官方统计：1961年北京市人均肉食消费量是8两半（全年），是有史以来北京居民消费水平最低的一年。但仍远远高于其他兄弟省市。（统计数字见《北京副食品商业志》2002年版）
1960年，蔬菜被正式划为“国家二类商品”。对居民实行凭票限量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的，每人每天供应鲜菜2两（100克），但品种不限。萝卜、土豆、白菜等任择其一。但以土豆居多。另外还发放有少量的“葱票”，持票可购买到少许葱、姜、蒜等，主要由“居委会”安排，重点是照顾基层革命军烈属。但有时出现凭票也无菜可买的情况，仍可持票买到腌菜或咸菜（腌酱菜也凭票供应）。
许多东西要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购买，比如，冬贮大白菜每户供应数斤、10余斤不等；食糖每人每月供应2两；食盐每户每月供应1市斤；芝麻酱逢三节（春节、国庆、五一）每户供应1两（50克）、茶叶1两（低档），茶叶自1959年起被划为“国家二类物资”，市场罕见；逢年过节还有粗粉条2两，粉丝1两，花椒半两、大料半两、木耳半两，黄花半两，碱面儿半两，皆按户供应。
花生和瓜子一年“品尝”一回。每逢春节光临，每户居民凭证供应花生半斤（含皮）和瓜子2两（熟）。直到1965年以后，才由每户居民每年供应半斤改为每人供应半斤和瓜子2两。
食油供应按在京正式户口，每人每月发放油票一张。凭此票可购食油三两，品种以豆油或棉籽油（当时叫卫生油）居多。花生油则在年、节期间少量投放市场。
此外，春节每户额外增发“节日补助油票”一张。凭此票可购香油（芝麻油）1两。
稀黄酱每月每户凭证供应半斤（无包装，自备器皿），超过十口人“大户”增加半斤。
酱油（低档）、醋（散装）基本是敞开供应，但每次购量不得超过3斤。所幸不限次数。群众称之“限量不限次”。
每户每月发给糕点票和饼干票各一张。凭票购买糕点半斤和饼干2两，同时另加收北京市粮票4两（全国通用粮票不行）。（以上内容参考《北京市困难时期商品供应追记》，《炎黄春秋》2007年第8期）
1959年开始，上海的市场副食品供应全面紧张，对大白菜、萝卜、葱、蒜、副食调味品、糕点、糖块也采取按人口分配，限量供应或凭票证供应的办法。此后，限量供应或凭票供应的种类逐年增加。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为保证人民生活基本需要，上海市区商业部门发放的各种商品供应票证多时达53种，141个票面。按人或按户分配的票证，由粮店代发。
为了?配有限商品，北京还发放过：肥皂票、火柴票、烟筒票、铁炉子票、铁锅票、铝壶票、生炉子用的“劈柴票”和“炭煤票”。还有大衣柜票、大木箱子票、木床票、圆桌票、闹钟票、手表票、电灯泡票、缝纫机票、自行车票等。这些票都是一次性的，按票面规定的数量购买。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1961年度凭票供应物品达69种，还不包括凭证的。
1961年底，北京又发行“工业券”。从此，除凭证和凭票之外的商品皆凭券供应。工业券发放是在职人员按其工资收入比例，平均每20元工资配一张券。购买范围较广：毛巾、毛毯、毛线、手帕、电池、轴线、铁锅、铝盆、铝饭盒、搪瓷面盆、搪瓷口杯、搪瓷便盆、线手套、铁壳暖水壶、竹壳暖瓶、运动鞋，雨伞、棉胶鞋、缝衣针、缝衣线、油布雨衣、夹胶雨衣，人造棉制品，尼龙内衣裤、皮鞋、闹钟、收音机、腰带、刀剪、进口刀片、各类箱包、巧克力糖块及定量之外的香烟、茶叶、白酒等。
城里供应紧张，农村更困难。由于办“人民公社”，?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陈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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