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章五,1900年生,河北辛集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红军时期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1948年留在东北任辽东军区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出任首任驻苏武官。他是典型的北方大汉,身材魁梧,长期的军旅生活,养成了举止端正、衣着整洁的好习惯,颇有军人仪表。
丁国钰,1906年生,1933年入党,红二十五军老战士,1934年参加长征,曾在抗大学习,历任十三师政治部主任等。1950年11月,任第四十二军政治部主任时入朝。1952年,李克农认为他适合做外交工作,便让他去开城代表团主持政治思想工作。1952年至1953年谈判破裂期间,李克农、乔冠华撤回国内,代表团由丁负责。1953年4月26日,接替边章五为志愿军第三任首席代表。停战后,任军事停战委员会志愿军委员。1954年02月25日,带领志愿军谈判代表团撤离开城。此前,周恩来访问波兰时,波兰总统称:“你们中国在朝鲜的谈判代表只讲原则,不讲妥协,就不考虑还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这一“告状”反而使周恩来知道了他,以后让他脱掉军装专搞外交。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丁国钰先后出任中国驻阿富汗、巴基斯坦、挪威、埃及等国大使。
柴成文,1905年生,河南遂平人。朝鲜战争爆发后,因中国驻平壤大使尚未到任,周恩来从第二野战军将他调出,并指派他先带几名军事干部到平壤,同朝鲜党、军保持联系并了解战场变化。作为驻朝大使馆代办,柴成文陪同彭德怀首次会见了金日成,并先后两次陪同金日成赴北京与我国领导人会晤。商定我出席停战谈判人选时,北京指派柴以中校名义任志愿军联络官,并按李克农建议将柴军武的原名改为现名。柴在谈判初期,同朝方联络官一起排除困难,恪尽职守,为谈判的具体安排作出了重要贡献。1953年4月,他接替解方任志愿军谈判代表。停战后继任军事停战委员会志愿军委员。回国后历任我驻丹麦公使、总参二部副部长、国防部外事局局长和中国战略学会副会长。杜平曾这样描述柴成文:“他个头较高,人很精干。虽是行伍出身,在谈判桌上却能谈吐自若,机智幽默,随机应变。”
这些代表虽然在战场上身经百战,但多数人同美国人打交道却没有经验。因此,在谈判开始前的一次会议上,李克农语重心长地说:“我不担心哪些同志会在谈判中丧失立场,担心的是多数同志年轻气盛,经不起人家挑逗而冲动。”他对代表们的忠告,至今听来仍掷地有声:“政治上要高屋建瓴,具体问题要后发制人。”“在谈判桌上说了的话是收不回来的,所以对外表态要特别慎重。有些话宁肯晚说一天也不要抢先一分钟。”
在这些代表背后,有李克农这样一位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纵横捭阖、为党工作的老将掌舵,确是谈判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谈判中运筹帷幄的幕后英雄
李克农在朝中停战谈判代表团中有极高的威信。
杜平回忆道:“开城一年多的朝夕相处,李克农留给我的印象是:知识面广,经验丰富,又善于团结人,是一位能干的外交干将。他严肃稳健,不管在什么场合总是衣冠严整。他戴眼镜,穿马靴,留短胡须,举止大方,很有外交风度。”
伍修权写道:“克农同志正是这一战场上的前线总指挥。也正是由于他的高度智慧、无穷精力和忘我精神,才一次次粉碎了敌人的阴谋,为中朝人民赢得至今还享受着的和平成果。”
丁国钰谈道:“李克农和乔冠华都是开城代表团不可替代的人物。没有李副部长的组织能力和政治威望,很多事都难以办成。李副部长是一个有风度、有气魄的领导人。特别是停战谈判涉及中朝两党关系,谈判桌上,是朝方代表发言,而谈判的具体操作又是中方管。这就不太好办。所以搞好同朝方的关系,至关重要。李副部长经常找朝鲜同志开会,谈心,一起商量。每次同美国人在板门店见面前都要召开中朝两方的预备会。在朝鲜同志面前,他从来不流露‘以我为主’的心态,因此很能得到朝鲜同志的信任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