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歌:中日传媒中的战争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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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拟通过分析《东史郎日记》和东史郎诉讼案在中日传媒中的不同定位和引出的不同问题意识，讨论中日之间跨文化话语空间的形成方式及其面对的困难，并进而探讨对活着的历史进行学术研究时学者与传媒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

《东史郎日记》的作者东史郎，1912年4月27日出生于日本，1937年8月应招入伍，曾经参加攻占天津、上海、南京、徐州、武汉、襄东等战役，1939年9月因病回国，1944年3月再次应招侵华，日本战败后，于1946年1月回国。《东史郎日记》是他在第一次侵华时的部分战地日记，五卷中有一卷是关于日军攻占南京前后的记述。日本青木书店在1987年出版了该日记的一部分，名为《我们南京步兵队》，他的记述后又被同一书店所出版的《南京事件·京都师团相关资料集》（1989年）所收。1993年，该记述中涉及的邮袋事件当事人桥本光治以损害名誉为由状告东史郎和青木书店以及《资料集》编辑人下里正树，一审二审东史郎均败诉。

1998年12月22日东史郎二审败诉之后，中国政府立刻作出了反应。12月23日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接受了记者采访，并于次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谈话。他说：“中方注意到日本法院对《东史郎日记》案作出的判决，对这一不顾历史事实的判决结果感到惊讶和遗憾！”28日他再次接受记者采访，又一次强调说：“东史郎诉讼案并不是普通的民事诉讼，其实质是极少数日本右翼势力企图借司法程序达到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目的。日本东京高等法院无视历史事实作出错误判决，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中方再次对此表示遗憾和义愤。”

以东史郎败诉为契机，围绕着这场诉讼案的核心事件－－1937年南京最高法院前所发生的骇人听闻的日本士兵把中国人装入邮袋浇上汽油点燃、最后系上手榴弹将其抛入水塘炸死的暴行，中国的传媒进行了一系列的报道。1998年东史郎第二次败诉之前，日本友人曾来中国寻求调查取证的支援，得到了广泛的协助。当时的调查围绕三个方面展开：一、1937年时的邮袋是否能够装下一个人？二、最高法院门前的马路对面当时是否有水塘？三、把手榴弹梆在燃烧的邮袋上扔进水塘对加害者是否有危险，因而这一行动是否能够成立？为了搞清这几个问题，中国各界人士进行了多方努力，包括搜寻有关资料、由专门的实验小组进行模拟实验等等，每一个细节都有大小传媒不断报道。而随着东史郎败诉的消息传来，中国人的义愤随之高涨，1999年的上半年，在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之前，可以说中国人的兴奋热点集中在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上。1999年3月，江苏教育出版社全文翻译出版了五卷《东史郎日记》（这只是东史郎日记的一部分，但是比日文的《我们南京步兵队》的篇幅多）；6月便印刷到第三次，仅第三次就印刷了150030册；大小报刊杂志的报道自不待言，4月18、25日，中央电视台收视率非常高的节目《实话实说》分上下两次播出了由东史郎和他的后援会亲自参加的讨论，题为《战争的记忆》，该节目获该季度较高收视率。与此同时，上半年在北京上演了以小说《我认识的鬼子兵》为蓝本的同名话剧，由汪遵淇执导；该剧在年老和年轻的观众中引起了热烈的民族主义反响，似乎是汪导演近年来最成功的一部作品。东史郎也观看了该剧，在表示沉痛之余，他强调说日本人对中国的了解不能与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相比。

与中国的传媒这种热烈的反应相反，日本的传媒对于东史郎一案反应得极其冷淡。若干报纸在东史郎案败诉之后报道了结果，此事就不再被关注；笔者不及查阅例如《赤旗报》这一类左翼政党的报纸，无法判断它是否有所反应，但是即使如此，东史郎审判在日本没有形成一种由传媒主导的社会舆论，仍是一个不能不承认的现实。具有象征意味的是，在1998年12月东史郎败诉的当天，日本东京最有影响且被公认为具有进步倾向的报纸《朝日新闻》上找不到对此事的报道，相反倒是刊登了一则报道魏京生流亡美国、讨论中国人权问题的文字。就连东史郎诉讼的律师小组也极其遗憾地表示，东史郎一案在日本引不起关注，是日本社会现状的一大问题。

但是，这种情况却由于《实话实说》的工作得到改变。首先，6月2日，日本报纸《产经新闻》以一版篇幅报道了这两次节目的内容；紧接着，作为观众参加了这次节目拍摄的日本留学生水谷尚子在东京岩波书店发行的刊物《世界》上撰文对东史郎进行质疑并对中国人对待东史郎的态度进行了批判；10月，同一杂志发表了两篇文章驳斥水谷；尽管日本人总体上对于东史郎的名字仍旧陌生，这种情况根本无法与中国人对于东史郎之名的熟悉程度相比，但是与1998年相比，日本的传媒终究为东史郎分配了相对可观的篇幅。于是，以《实话实说》这一深受中国观众欢迎的电视节目为媒介，尽管有着范围的显著差异，东史郎问题总算基本同步地进入了中国与日本大众的视野。

二

在对中日两国的媒体处理东史郎问题的不同点进行分析之前，我们有必要先进入《东史郎日记》本身。从各种资料所显示的情况看，尽管争论是围绕着《东史郎日记》展开的，但是这部日记并未被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文本得到细致的阅读。而在阅读这个文本之前，我们又不能不提到另一个文本，那就是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和江苏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比《东史郎日记》约早两年发行的《拉贝日记》。

在《拉贝日记》中，构成主体的不是拉贝的个人性日记，而是包括他本人在内的由丹麦、德国、英国和美国人组成的在华“国际委员会”滞留南京的成员所写的致日本大使馆的反映日军暴行的信件、文告和记录当时情况的文件以及档案。这些记载令人发指，它不仅记载了日军在进入南京城后的烧杀劫掠的规模，更活生生地传达出了日军暴行在南京人民、甚至包括在南京的外国人之中引起的恐惧气氛。在这些暴行之中，占显著位置的是日军极其野蛮的奸淫行为，兽兴大发的日本士兵不分年龄地奸污上至老妇下至幼女的南京女性，阻拦者几乎全被屠杀或伤害；而日本兵在对妇女施暴之后所进行的肉体残害更是令人发指，应该承认，我们在有关纳粹对犹太人的暴行记录里，很难找到同等规模和同等性质的性暴力内容。日本人在世界史上所遗留的“野蛮”形象，很大程度是来源于他们奸淫与屠杀的残酷方式，而根本不是其数量，这是必须强调的一点。在这一意义上，《拉贝日记》构成了南京大屠杀的有力证词。

中文版的《东史郎日记》是东史郎部分战地日记的全译本，仅从标题上就可以看出它与日文版《我们南京步兵队》的差异，那就是它记述了东史郎在第一次侵华时在中国大陆内部随军队南北移动时的全部经历，而南京大屠杀仅仅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上，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记述仅仅构成了该书的第二卷，仅有97页，在498页日记中占五分之一。假如把这97页记述与《拉贝日记》相比，它对于日军攻占南京之后暴行的描写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被反复引用并引起诉讼的有关桥本虐杀无辜中国人的记述，在书中仅占一页纸的篇幅，它之所以构成了注意的焦点和争议的核心，不是由于它是日记的核心内容，而是由于东史郎诉讼案基于这一段记述而展开的缘故。而值得注意的是，除掉这一页记述之外，在东史郎关于南京时期的97页日记里，拉贝所描述的那种无节制的残忍兽行几乎没有被正面涉及。尽管它也提到了长江边“牛猪般惨遭屠杀的敌军尸体”，提到了日军以“征收”和“检查”为名掠夺南京居民财物以及日军的嫖娼，但是几乎没有提到《拉贝日记》里所大量记述的那种在“安全区”内以手无寸铁的普通百姓为对象的、更为残酷的野兽般的施暴。

我们无须进行任何推论就可以找到这种记述差异的原因：拉贝是德国人，他在南京大屠杀事件上是一个旁观者，而东史郎是日本士兵，他是事件的当事人，是加害者。

但是，这种视角上的差异可以导致东史郎对日军残暴罪行的大幅度省略，同时也可以导致读者依靠迄今为止各国提供的资料里对日军暴行的揭露进行对罪行的复原。即使是在《东史郎日记》内部，我们仍然能够找到这种可供进行复原的材料。尽管在南京时期的日记里东史郎更多描述的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日军“思乡情结”，但是纵观五卷日记，其间不乏东史郎所在部队在中国大陆杀戮奸淫的记录。我们不能因为它们没有发生在南京而无视其存在，更不能把南京大屠杀孤立于这一系列暴行之外。历史的真实性恰恰不是数字的统计所能囊括的，它存在于一系列要素的结构关系之中。

东史郎的日记作为第一人称记述，尤其是作为侵华日军一员的记述，它的视角明显地区别于受害者中国人，而它能够提供的日军暴行的证据也是非常有限的。仅就它对日军性暴力的描述来看，在东史郎笔下的中国受害者不仅没有声音，甚至看上去简直说得上是配合的；除掉在几个地方受害者的“浑身颤抖”被东史郎注意到之外，在大部分场合下笔调都很轻松。如第四卷里描写到东史郎手下的士兵要对一个16岁的女孩施暴时，东史郎命他到远离女孩的母亲和其他人的地方去干，于是，女孩被拉走：“皎洁的月光笼罩在两个年轻人的身上，他们两人的样子宛如一对散步的情人，我突然间想到了祖国。”

在这样的行文中，会时时夹杂以诸如西本（即桥本）虐杀无辜的镜头，尽管大部分都被简化，我们仍然可以辨认出残暴的意象。但是，假如把这些部分作为《东史郎日记》的历史价值，恐怕比起受害者一方的证词来，比起拉贝等提供的旁证来，它是要大打折扣的。它的意义，其实至多不过是加害者出面证实发生过屠杀，而不是屠杀本身的残暴经过。换言之，它的文献价值首先不在于它对于事实的阐述，而在于它阐述事实的姿态。

但是如果我们把东史郎的姿态亦即“当事人视角”作为一个基本的出发点追问下去，那么这部日记隐含着的内在结构就会浮现出来。比起证实屠杀和其他暴行的存在来，东史郎日记不可替代的价值在于，它真实地揭示了这些暴行所得以产生的内在机制。

在第一卷里，有这样一段记述：东史郎等人在行军途中休整之时在一家豪宅抢夺值钱的东西时，被原来的新兵现在的上司军曹本山发现并训斥。本山原来是东史郎等人的下级，“可能有一种潜在的自卑感”，而东史郎也总是不自觉地用看新兵的感觉看他；于是本山大喝了一声“你们在干什么！”

“我们被他大喝了一声，他现在保持着长官意识，是以长官的身份向我们大喝一声的。……我们也有一种部下意识在作怪，马上心里就有一种要服从的意识。两者之间丝毫也没有新兵与老兵时的意识了，只有军曹与士兵之间的关系。本山军曹也借助这一声大喝，恢复了对我们这些士兵的长官意识，而我们被他一声大喝，也恢复了身为士兵的意识。”

“有了这种心情，就很难再轻易回到新兵与老兵时的状态。他不再愿意那样了。他以长官的派头来压我们，我们作为士兵被他压住了。”

这是理解东史郎上述关于忠勇士兵定义的背景。服从是任何军队都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但是东史郎却告诉我们日本式的伴随着暴力的绝对服从是怎么回事。对于日本士兵来说，军阶所起的作用是超过个人感情意识的，它不仅成为一种评价的机制，更成为控制个人感情和行动的准绳。这使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理解1953年日本的著名思想家竹内好回忆日本宣布无条件战败时的那种感觉：“这是一个小分队的事情。当战败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恐怕那是在8月15日过去几天以后的事情了）据说队员们全体嚎啕大哭。他们整整哭了一天。然后他们睡觉。第二天早上醒来，他们同时开始着手进行归国的准备工作。”尽管这只是一个小分队的例子，中国战场上的日本败兵并非都表现得如此富有戏剧性；但是拼死顽抗的日本军人和日本国内的百姓这种一夜之间改变立场接受战败的事实，的确曾经令全世界感到惊讶。对于竹内好来说，日本的战败是一个耻辱，它的耻辱不在于这场战争输掉了，而在于它输掉的方式。按照竹内好的看法，日本人在道德上输掉了这场战争，而中国人在道德上赢得了它。他所说的“道德”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道义”，而是人的尊严与个体价值。日本士兵在二战中的兽行，是东史郎所描述的那种绝对服从的内在结构的一个对外的表现而已，尽管日军的很多虐杀是自发性的行为而且日军在纪律方面也并非没有约束，但是《东史郎日记》真实地记录了这种暴行来源于日本社会的天皇制暴力。所谓“绝对主义的天皇制”，正是通过这种“军曹”对“士兵”的权威性维持的，而这种“权威性”，正如主要从精神医学方面研究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的野田正彰所揭示的那样，是造成日本战时士兵的精神病态的主要根源。但是，问题其实不仅仅局限于战争。天皇制当今虽改头换面，却仍然是日本社会不可忽视的基本结构方式。只要考察一下现实生活中普通的日本人是如何以不与别人唱反调为自己求得安全，就可以理解东史郎所描绘的那个以暴力所维持、并且这种暴力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得到认可的世界离今天并不遥远。而同时，更需要中国人理解的是，日本一代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战后一直坚持不懈地进行着的反对天皇制的斗争，其实并不仅仅是日本人自己的事情，它不仅与我们认识和共有战争的历史记忆直接相关，而且更与今天在中日之间建立真正的理解直接相关。

在《东史郎日记》里频繁出现的另一条更为隐蔽的线索也是这部日记的价值所在，那就是它真实地表现了普通日本人对于中国人的轻蔑感。正是这种轻蔑感，可以让他们毫无障碍地屠杀和残害中国人。即使是东史郎这样的保持了某种良知的日本人，当年在亲手杀人和目睹强奸时表现出来的那份轻松，也暴露了他潜在的种族歧视感情：他从未把中国人看成与自己同等的人。东史郎踏上中国土地的第一印象就是它的肮脏。在日记里反复出现的他对于“支那”的记载，几乎总是和肮脏的意象联系在一起的。这当然不是虚构，内陆国家的中国与海洋国家的日本，在清洁问题上存在着的这一差异至今也未必消灭，更何况东史郎更多活动在中国北部的农村。问题在于，当东史郎提到中国人肮脏的时候，他是在一个价值判断的序列里为它定位的。例如侵占了南京之后，东史郎的评价是“支那人的审美观简直是太原始了”（208页）；第三卷里对他所劫掠的北方房屋的评价是“支那人的房子都是中看不中用”（249页）；北方的水井“也不用砖砌，泥土很容易掉进井里。我常常奇怪他们怎么这么笨呢？”（253页）“残忍而勇敢的人－－西洋就有这类人。残忍而胆小的人－－就像支那人。正义而又勇敢的人－－就像日本人。”（271页）“都说支那这个民族很会宣传。……这样的人大都卑躬屈膝，丧失骨气；他们喜欢造谣中伤，姑息迁就而不能坚持己见。这样的人最终也不能领导别人。支那人永远也得不到一等国民的称号。”（328页）

当东史郎在日记里流露这种“一等国民”的优越感时，他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是非常重要的。几乎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近代日本人的这种民族优越感就开始恶性膨胀，它上至首脑阶层，下至普通民众，潜移默化地为几乎大部分日本人所共有。而上个世界末开始形成的日本支那学在推动日本人对同时代中国的蔑视方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东史郎的日记里流露出来的对“肮脏的支那人”的嫌恶之感，让我联想起第一代支那学家狩野直喜对于“支那的肮脏”的反感和他厌恶中国的感情，尽管据说他本人很少洗澡。日本支那学未必直接对日本社会起作用，但是作为学院派的知识人，他们的种族优越感和他们的学术一起留给了一代又一代日本学人，很难断言这种种族优越感不会改头换面地以知识的形态出现。而阅读《东史郎日记》，我们之所以不能忽视东史郎所表现的那种赤裸裸的种族优越感，是因为这种感觉作为一种潜在的意识，不仅支撑了当年那场残酷的战争，而且也是构成当今中日之间鸿沟的一个难于被人揭示的内在构造。

三

以上花费如此大的篇幅讨论《东史郎日记》的价值，并不是为了正面处理这个文本，而是为了反衬出中日传媒围绕着这部日记所进行的宣传与这个文本之间存在的距离。恰恰是这个距离本身，向我们揭示了中日对话的艰难和传媒在现代社会扮演的角色。

在东史郎1998年末二审败诉之后，中国的传媒不约而同地开始报道东史郎其人与他作为被告在日本败诉这一结果。几乎所有的报道都具有两个相同之点：一，传媒把东史郎视为证明南京大屠杀的证人，把邮袋事件的事实视为南京大屠杀存在的有力证词，不能接受东史郎的败诉是单纯的民事诉讼结果的观点，而把其视为一种日本的官方政治姿态。进而，有些报道把东史郎逐步渲染成一个孤军奋战的英雄。二、所有传媒都对东京的两次审判过程中双方的具体争论细节缺少兴趣，注意力集中在寻找证据证实东史郎有关邮袋事件的记述的真实性方面。传媒在东史郎败诉后不久开始提供各种证据，以证实南京最高法院门前马路对面有水塘，以及手榴弹绑在燃烧的邮袋上扔进水塘这一行为的可行性。而这两个报道的重点与1998年12月下旬中国政府的官方姿态是相当一致的。当然，在1999年3月之前，由于《东史郎日记》尚未出版，传媒不围绕这部日记本身而围绕南京大屠杀转移这部日记的内容是情有可原的，但是问题在于，即使这部日记出版了，报道的重点也并无改变，何况日记的出版前言在说明出版东史郎日记的动机时把“向世人全面系统地展示南京大屠杀史料的需要”放在了第一位。

在中国传媒的这种思维定势之后，存在着积蓄已久而且不断被强化的“日本”意象。这些意象的核心不是日本内部进步人士为追究战争责任而做的长期不懈努力，而是与中国人民为敌的、几十年一以贯之的拒不谢罪的意象：几乎每年都要经由新闻媒介传入中国的日本政府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消息；从否认当年南京大屠杀这一事实的存在到强调30万死难者数字不确的日本右翼的“历史逻辑”；日本政府拒绝承担战争责任的一贯性姿态，日本右翼的恐怖活动等等。这些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已经难以推翻的印记，被牢牢地涂抹在日本意象之上，几乎每一个新的事件都在继续强化它而不是改变它。而迄今为止，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很少有日本人能够直接面对中国人、与中国人一同正视这样的“日本意象”。也很少有日本人意识到破除这样的日本意象需要日本人与中国人的真诚合作。尽管很多进步的日本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正在从事揭示日本侵华历史真相的工作，但是这些工作基本上是在日本国内进行的，它针对的是日本的右翼势力，这样的工作不可能直接转换为面对中国人的协作姿态，甚至也很少诉诸于中国人的帮助，因而基本上被排除在普通中国人的视野之外。

但是与此同时，另外一个意象也不断得到强化，那就是把日本政府与日本人民区分开来，中国人民要与日本人民友好，以防止历史上的惨剧再次重演。这样的意象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现实有效性一直是值得怀疑的，彼此间缺少了解的“友好”，事实上仅仅变成了中国人的一句客套话而已；但是在传媒的报道中，这却是经常使用的一句套话。它遮蔽了中日之间缺少对话乃至对视的严峻现实，为那些令人尴尬的龃龉提供了一个并不可靠的退路。同时，这种“区分”提供了一个可以复制的思维方式，使得一个不变的“日本”永远存在，而试图改变它的日本人却被从中区分出来，并不能因此而使铁板一块的法西斯“日本”发生变化。

中国的传媒，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乃至半民间的，都很难突破这样两种既定的意象，而且它们的不断强化导致了传媒的宣传逻辑不断简化，简化了的日本意象又不断把相当数量中国人的反日情绪和单纯民族主义情绪推向高潮。很难把这种情况归结为政府的授意，甚至也很难把它单纯归结为民族主义情结，因为中日之间这个理解的鸿沟，首先存在于情感层面，而不仅仅是意识形态宣传的结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东史郎出现了，他面对中国人民，呼吁中国乃至世界的舆论给他以支持。对于中国人来说，东史郎个人的品质、他的发言的信凭性其实在这个事件里不是关键性的因素，东史郎所处的位置才是关键性的：这个位置意味着日本人正面呼应了中国人的感情要求，他对于中国人的倾诉使得中国人再次确认了上述两个基本意象。对于战后的几代中国人来说，能够在情感方面毫不回避地面对中国人的日本人，能够作为过去的加害者跟当年的被害者以及他们的后代坦诚相对的日本人，至今寥寥无几。更不必说东史郎显示了日本进步知识分子迄今以来很少显示的明确姿态－－谋求中国舆论的援助以促成自己在日本国内斗争的成功。这使得他找到了一个与中国人和中国传媒对话的接触点。在这个意义上，东史郎的出现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他受到欢迎是必然的。

但是假如没有《实话实说》节目的制作，东史郎诉讼案在传媒中引起的反应不会显示出这个接触点的难能可贵，它可能仅仅是强化既定日本想象的一个新的环节而已。因为在其他传媒的宣传中，东史郎被从他所在的日本背景中剥离了出来，被简单地安排在了中国人的对日情绪之中；而《实话实说》却试图了解，日本人、尤其是日本青年是如何看待东史郎的？

《实话实说》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节目。这个节目自开播以来主要以反映当代中国人对社会生活和家庭现象的“实话”为宗旨，比起那些针砭时弊的新闻节目来显得有些“软”。但是这个制作小组的成员有一种看法，认为应该对收视者的思维方式发生多元化的影响，打破单一的思维样式，所以他们一直刻意地营造一个“让大家说话”的空间。这个节目采取的方式是现场录制，事前不进行排练和授意，所以对于谈话会朝哪个方向发展并不做过于具体的预设。主持人崔永元在这个节目中的重要性在于节目策划者的认识是通过他的提问和主持体现的，从他力图在热烈的讨论中尽可能平均地为发言者分配时间的做法看，《实话实说》的确是以“让大家说心里话”为宗旨的。

《战争的记忆》在四月十八、二十五日分两次播出。坐在嘉宾席上的是东史郎和他的支援者山内小叶子女士，还有专程陪同东史郎来华的辩护律师、著名日本评论家、在日华侨、留学生以及东史郎的女儿等。由于这一嘉宾的阵容，很容易使人简单地推断这是一场关于东史郎诉讼案的讨论，而且在现场讨论开始之前嘉宾和观众一起观看了有关东史郎诉讼案的录像材料，它让人联想起从98年12月开始中国传媒所进行的大量报道。但是假如去掉先入为主的概念性推理而面对《实话实说》的特定空间，面对《战争的记忆》这样一个标题，我们不能不承认这并不是一场有关东史郎诉讼案的讨论。

崔永元的开场白是这样的：“交流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对一件事实的认定也可以促进交流。”可以说他巧妙地传达了该节目的策划者海啸和虎迪的基本想法。我分别向这两位策划人询问过他们制作本节目的意图，他们表示说，借着东史郎来华的契机，他们希望能够创造一个中国人和日本人彼此对视的机会，“因为我们彼此之间太不了解了”。之所以邀请了在华的日本留学生参加讨论，就是因为希望听到他们的声音并且尽可能多地听到不同的声音。尽管他们没有预料到后来会发生激烈的争执，但是至少在他们的思路里，是为这样的可能性提供了空间的。

崔永元当然并不是简单地“无为而治”，他在这个节目中有过两次明显的粗暴举动。一次是打断了一位大学生讲述他高中时代参观了南京大屠杀纪念展之后题字“我若得志，日本必亡”时的话，一次是打断了一位报纸编辑关于中国青年在问卷调查中有百分之九十七的人有仇日情绪的叙述。这两次打断之后他都急忙转向了如何在中日人们特别是青年之间消除仇恨的话题，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位青年的发言并没有被剪掉。显然，节目组不希望借助这个节目煽动人们的仇日情绪，但是他们也不想掩盖现实中存在的这个严峻事实。保留崔永元的这两次“粗暴”，也就保留了《实话实说》节目组的自身立场，更保留了它所面对的这个两难之境。

在这个节目中，崔永元只向一个人提出了直接涉及到东史郎诉讼案的问题：他问东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有人说东史郎的话不是事实，您是怎么为他辩护的”；而在自由讨论的时候，除了后来站出来唱反调的水谷尚子以外，只有一个中国姑娘对东史郎提出了“您觉得自己能够为南京的三十万冤魂讨得公道吗”这样一个问题，其他发言虽然与南京大屠杀有关，但是却与东史郎的诉讼案没有直接关系。

那么，这个节目到底讨论了什么？

上集是东史郎本人的陈述。他细致地描述了写在《东史郎日记》中的一段他连杀三人的经过（但是这次屠杀没有发生在南京），使摄影场里充满沉默；接着他回答崔永元提出的“是否每一次杀人都有理由”的问题，这样说：“杀人这件事不是道理性的，那恐怕是一种感情动荡的结果吧。而且日本军国主义那个时候彻底地支配了我们。”后来，他还描述了南京沦陷时期他所参加的一次屠杀500个手无寸铁避难于“安全区”的中国百姓的行动经过。

在这样的陈述之后，来华的日本人和华侨留学生的谈话不可能不带有感情色彩，尤其是当华侨林伯耀说中国人对于日本战争责任的追究“太客气”的时候，当评论家津田道夫批判日本人在战后缺少必要反省的时候，观众的情绪开始激动是非常正常的。而在下集里开始观众讨论的时候，两位年长者对于南京沦陷时日本士兵硬性闯进“安全区”强奸中国幼女的兽行和亲人惨招杀害时情景的叙述把在场者的情绪推向高潮，也是顺理成章的。在此之后，上文提到的两位年轻人有关仇日的发言，在这样的上下文里，甚至也并不显得突兀。

可以说，这是一场交流各自历史记忆的讨论，而不是一次有关东史郎诉讼案的讨论。在这样的氛围里，没有人对东史郎诉讼案的细节表示兴趣是必然的。无论在主持人的主持里还是发言者的发言中，都没有为诉讼案的细节提供位置。诉讼案不过是一个引子，而不是话题。在此我必须强调的是，为了准确把握《战争的记忆》这个节目的基本内容，我们必须把握它所激起的感情能量，并且公道地给这种感情能量以它应有的位置。

当会场上的这种感情因素成为左右人们思考的主导性气氛的时候，中国人民大学的日本留学生水谷尚子要求发言。她首先对东史郎提出质疑，婉转地暗示东史郎在出庭作证时的证词前后矛盾没有可信性，而且暗示日本从事日中友好工作的进步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对东史郎有批评。接着，她又不客气地向批判日本人不肯反省战争责任的津田提出抗议，说他把日本人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勺烩使得在中国留学的日本人很为难，希望他“谨慎”；她还强调说日本课本不教授侵华战争和南京大屠杀不是事实，日本的年轻一代都了解战争事实。

尽管播放的录像经过了剪接处理，但是水谷在会场上的不利处境仍然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她发言的姿态带有强硬的挑衅性，她立刻遭到了中日与会者的反驳，会场气氛因而变得有些紧张。而且水谷进而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当她被质问是否承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她对这场屠杀的性质和规模怎么看的时候，她回答说这次讨论的议题不是南京大屠杀，而是东史郎诉讼案，因而她拒绝回答这个问题。这不仅使她错过了一个使自己与日本右翼形象相区别的机会－－她不了解，在中国人的感情层面里，南京大屠杀首先是一个区别敌人和盟友的象征性符号，而不是一个需要进行复杂说明的历史问题－－更显示了她对在场讨论者的不合作的情绪。

水谷最后承认了东史郎的证词也有部分道理，而且还说她反对某些日本政治家以抹煞历史真相的方式“维护国益”的方法，至少可以看出，她不是一个右翼或对历史无知的青年。但遗憾的是，作为一个研究中日战争历史并且勇于思考问题的年轻学人，水谷仅有对知识的敏感却缺少对问题的感受能力。这使得她在最根本的判断上出了错误，甚至连《战争的记忆》这个节目究竟在讨论什么都搞不清楚。

《实话实说》制作组如何评价《战争的记忆》我不敢妄言，至少在我看来，他们的认识通过这个节目得到了体现也没有得到体现。说得到了体现，是因为他们的确让不同的声音出现在同一个空间里，并且展开了一定程度的争论；说没有得到体现，是因为他们不可能控制参加者的激烈情绪而仅仅能够展示这种情绪，并在某种程度上顺应它，因此他们希冀的“对视”，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出现的。《实话实说》制作组本身的意图，也因此很容易被与会者的反应遮盖，从整体效果上看，不能不承认这个节目并未超出已有媒体宣传的框架。只有在对其进行详细观察的时候，我们才能发现它试图把自己从现行媒体宣传中区别出来的努力。崔永元在为讨论总结的时候说了一句话：“看来针对一个具体事实达到统一的看法远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容易。”这本是他对自己开场白的呼应，不料竟成为对后来事态的预言。几个月之后，在日本的传媒里，针对《战争的记忆》这“一个具体的事实”，展开了与《战争的记忆》截然不同的叙述。

四

6月2日《产经新闻》以差不多一整版的篇幅报道了《战争的记忆》的经过。该报道分两个部分，均出于该报驻北京记者古森义夫之手。第一部分是一则简单的消息，题为《东氏被当成了英雄中国的政治意图显而易见》，分析说《战争的记忆》节目的制作“很难设想没有当局的参与和了解能够实施。”该消息报道说去年12月中国政府对东史郎案件的败诉所显示的姿态完全无视日本三权分立和司法独立性的基本原则，而《实话实说》只在形式上有所区别，姿态却是同样的。该消息还说，东史郎的《我们南京步兵队》是以他的战地日记和记忆整理而成的，而引起诉讼的有关桥本邮袋事件的记录却没有当时的日记为凭证，因而不足为信，故东京高等法院判其败诉。《实话实说》完全不涉及该审判的这一内容，只是对判决结果和其背后的“否定日本侵略历史”进行了指控。接下来该消息引用水谷尚子的意见说，中方参加讨论的人对这次审判的内容和日本的司法制度缺少相关知识，连区别一般民事审判和国家赔偿诉讼案都不懂。水谷的话也被直接引用：“东氏一个人被当成了英雄，日本全被视为坏蛋，中国方面的这种手法对于日本方面认真研究战争责任和侵略历史的人们实在是太失礼了。”该消息最后煽动说：“问题是，这种手法作为政治宣传是否真的能够深化日本方面的历史认识？如果设想一下日本方面对于中国的民事审判结果进行官民一致的同样宣传，那时中国方面会有什么反应，答案就是不言自明的了。”

第二个部分是有关《战争的记忆》的详细报道，题为《历史认识暴露了日中间的断层》，而日本报纸经常使用的揭示主要内容的提示语分别为：“国营电视台进行的讨论”、“对‘事件’一边倒的姿态”、“东史郎在中国说了些什么”、“在围绕南京事件的书籍的审判中败诉·指控‘否定大屠杀的不正当判决’”、“日本方面批判说‘违反事实’”。该报道相当细致地记述了讨论的内容，对于原话的引用也是准确的，但是，当这些记述被加以裁剪以适合于该记者的意识形态思路的时候，整个讨论的氛围被进行了微妙的改造，呈现了相当不同的面貌。

首先，《战争的记忆》这个讨论的主题与《实话实说》节目制作人的基本立场被完全改写。在第一部分的简短消息里，《战争的记忆》被等同为与中国政府的姿态完全相同的政治性姿态，而在第二部分的报道里，崔永元的两次极为明显的阻止仇日情绪表达的努力也未被提及。同时，水谷尚子在节目中发言的时间仅次于东史郎，后期制作如果采用“一边倒”的立场，不可能给她保留如此多的镜头。相反，在后期制作中被删掉了的有关南京大屠杀数字的情绪性争论和在场中国人的激烈反应被加进了报道里，特别还引用了在场的中国人“他妈的”的国骂以增强效果。从行文方式上看，记者本人当时并不在场，他使用的是无法核实的第二手材料。由于这些材料具有情绪性，提供材料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删掉其中微妙的部分或夸大某些部分是完全可能的。笔者向《实话实说》剧组要求提供这一部分资料时遭到拒绝，根据中央电视台的规定，被删掉的资料不能调用。所以可以推断对于这些被删掉材料的引用依靠的只能是当事人的记忆。按照东京审判的逻辑，记忆是没有信凭性的，如果追究下去的话，完全有理由说这一段资料是不可信任的。但是我在此并不想追究这个问题，因为在我看来，中日之间在战争历史事实上不能达成共识，政治意识形态的龃龉并非是全部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与一部分日本人过分夸大“东京审判”式“证据”的绝对价值、无视发言者的语境的做法有直接关系。关于这个问题我将在下文讨论，在此从略。由于这种“偷梁换柱”的手法，《战争的记忆》的主题被偷换了。正如上文所记述的那样，该讨论不是讨论东史郎诉讼案，那仅仅是个引子，它的主题是中国人与日本人的战争记忆；把《实话实说》剧组“建立中日彼此间对视”的设想改写成“官民一致”的政治姿态，是该报道对于战争问题讨论现状复杂性的极大简化。可以说，该报道的“一边倒”姿态更为严重。

其次，在这则报道里，东史郎和其他日本人的定位是含糊的。记者显然不认为他们有资格代表日本。这个微妙的潜在意识可以从该报道的一个提示语看得很清楚：“日本方面批判说‘违反事实’”。这显然是指在会场上持有异议的水谷尚子等人。为什么不说“日本留学生”而要说“日本方面”？这是否应该视为东史郎在发言中引用的日本右翼恐吓信的詈骂在部分日本传媒中的体现？－－东史郎说，日本右翼的恐吓信骂他为“卖国贼”。假如日本真是一个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为什么东史郎和他的支援者不能代表日本，而水谷尚子等人却成为日本的代表？假如《产经新闻》奉行言论自由的方针，为什么要在同一讨论空间里做如此区分？

第三、《产经新闻》作为相对保守的日本报纸，在报道东史郎诉讼案和《战争的记忆》节目内容的时候与中国的对立倾向是明显的，但是它在一些基本态度上仍然与日本右翼的立场有某种微妙区别。在报道的版面中插进了两篇介绍性短文，一篇是有关东史郎诉讼案的概述，结尾特别强调了一句“关于历史上的争论，一、二审均避免进行判断。”另一篇是有关“南京事件”的介绍，以一种不情愿的书写方式承认日军占领南京之后屠杀中国俘虏和市民以及掠夺这一“事件”的存在，但强调日本方面要求调查人数的呼声很高。这样一种基本立场，尽管可以保证该报在报道中国人对日本战争责任的追究时不至于作出极右的反应，但是不能保证它提供理解中国人这种感情的可能性。所以，这个报道的大标题非常准确地传达了这种分寸：“历史认识暴露了日中间的断层”。对于断层的强调，暗含着两种可能性，一是缩小乃至消灭它，一是扩大乃至利用它。前者是日本进步知识分子的努力方向，后者是日本右翼的基本立场。而《产经新闻》的报道似乎是处在这两种可能性之间。

为了理解这一类传媒的定位，我们不妨看一看右翼的媒体是如何对待日本侵华史实的。1999年7月14日东京小学馆出版的杂志《SAPIO》推出了一个专题，题为《蓄谋的“南京大屠杀”宣传运动》，以美籍华人张纯如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1997年出版）为中心，重提“南京大屠杀虚构论”。该专题首先刊登了在美荷兰学者IANBURUMA的访谈，借这位历史学家之口对张著的可信性进行了抨击。BURUMA强调自己并不同意日本右翼的所谓“南京大屠杀虚构说”，而且认为“这本书里所写的可怕事情恐怕是实际上发生的事情。”但是，他认为书中利用的资料不可信任，所以“它们是否全都是真的，我不知道。这本书中写的被杀害的人和受到摧残的人数是否是正确的我也不知道。”他对张纯如此书在美国的轰动是这样解释的：“如果这部书是纯粹的历史书或者学院式的资料，我想它不会有如此的销路。此外，如果作者是个鬓发斑白的白人教授，恐怕也没有如此的轰动效应。直说吧。此书的畅销是因为作者是个很上镜头的、年轻貌美的华裔女性。再加上她有着热情。此外，暴力与残虐也是畅销书不可或缺的要素。”BURUMA给这部书的定位是“不是历史著作，它不过是记载了中国人历史记忆的书而已。”而且，他认为张纯如有“被虐妄想”，是通过诉诸中国人的感情来确立自己的文化认同。

BURUMA的访谈提供了一些引人深思的问题。战争史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准确地再现它的真实状态是历史家的道德责任。仅仅把对历史的追究停留在感情层面是有害的。它的害处在于会使历史的复杂性流失而被简化为意识形态的宣传。但是BURUMA忘掉了一件同样重要的事，那就是所谓“历史真实”并不能够简单置换为统计学的数字和不带感情色彩的“知识”，更何况数字和知识也并不天然具备保障历史“真实”的功能。二战的幸存者还有很多人健在，这场战争不可能变成美国的南北战争、法国大革命或者中国的清军入关那样的历史知识，研究它的历史家宿命般地必须直接面对受害者的感情和加害者的否认，以及这段历史与现实国际政治之间的关系。不正视这一切在二战史研究中的定位，尤其是当历史家面对否认历史事实本身的右翼的干扰时，他如何使自己的研究不被政治意识形态所利用？BURUMA本人的发言事实上也落得了这样一个结果，这篇访谈被安排在一个极为露骨的右翼宣传序列里。

与BURUMA的学者式思维相对，日本的国际政治学者滨田和幸另有解释，他认为张纯如是中国政府要在控制日本方面加以利用的一个筹码，而且她被作为转移国际上对广岛长崎原子弹惨剧的视线的中和剂；在张的背后，是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复杂的利害关系，日本的残虐形象因此才有多种利用价值。所以，日本要对中国采取“毅然的态度”。

专题中还发表了两位新闻工作者的对谈，该对谈使用“推理法”否定了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其中一人谈到他曾经在上海采访，听一个三十出头的大学毕业生说他从来没有从住在南京的祖母那里听说过这场屠杀，又听王若望先生说他听说南京大屠杀是在1949年前后，所以根据这两个人的说法推理说中国人不知道南京大屠杀，这仅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宣传，而中国是一个根据政治要求不断改变历史真实的国家，所以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可能永远也搞不清楚。在这个对谈之后还附有几张照片，其中有三组是加工后的照片与原来照片的对比，例如东北的杀人现场被搬到了南京，在瓦砾中孤独地啼哭的婴儿背后其实有成人，提首级的日军手里提的人头之下原来有身体等等。依靠这样几个细部的问题，编者试图推导的结论是，如果细部不可靠，那么整体也就不可信了。

《SAPIO》虽然没有涉及东史郎和《战争的记忆》，但是它提供了一个了解日本右翼阵营的背景材料。与《产经新闻》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份杂志对中国的敌意是赤裸裸的，它关注的不是日中之间的“断层”，而是如何提醒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把中国作为一个敌人。

把日本的保守乃至右翼传媒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姿态与中国传媒的姿态放在一起讨论，我们可以立刻注意到一个张力场的存在：无论用“断层”还是用“对垒”来表述它，都似乎难以穷尽这个张力场内的紧张关系。文化研究所关注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在战争这个问题上，似乎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而这种展示，只有放在这个张力场中才能呈现它的复杂性。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这个张力场里，民族国家内部的复杂矛盾以一种悖论的方式被掩盖在国际关系的紧张之下。无论是《实话实说》制作组在中国观众单纯的愤怒中进行的艰难努力，还是东史郎一行与水谷等人之间未能充分显现于前台的复杂对抗情绪，都只有被置于由中日传媒所结构的这一强大的张力场内才能获得最充分的意义。当两国的传媒与知识界都不能跨越这个张力场而简单地获得共识的时候，发生于各自内部的矛盾纠葛一旦被置于这个张力场之中，它们便突然之间失去了定位的可能。无论是《实话实说》制作组不得不展示中国普通市民的愤怒，还是东史郎在日本传媒里失掉代表“日本人”的资格，都暗示了国家框架作为一个潜在的思考单位对于生活在其中每个成员的规定性。在“全球化”日益变成一个语焉不详的既定前提的今天，恰恰是战争话题提醒我们，国家与民族并不单纯是一个学理或政治意识形态的概念，它其实首先是一个感情的记忆；恰恰是这种感情的因素，使得我们不能够仅仅在逻辑上讨论国家与民族的问题，更无法在国家与民族的框架内部去讨论它。

五

与保守的或右翼的传媒不同，具有进步倾向的媒体也在南京大屠杀事件上显示了自己的态度。1999年8月，东京的岩波书店编辑发行的《世界》杂志发表了水谷尚子的文章《我为什么要对东史郎唱反调》，同年10月又发表了东史郎律师小组联名写的文章以及一封读者来信，提供了一个立体性观察这一问题的空间。

八月号的水谷论文有以下一些主要观点：一、侵略国日本造成的南京大屠杀是一个不可否定的历史事实，她是在这一大前提下讨论问题的。二、讨论中涉及的日本教科书不教授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说法、南京大屠杀的人数问题等等，均使得她处于被围攻的状态。三、中国人对这个事件的反应是情绪性的，中国的专家学者缺少探究问题的意愿而不依靠资料说话，因而令她耽心中国的文科学问的发展因此受到阻碍。四、中国人不了解有良知的日本人战后为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所付出的艰苦努力和承受的心灵折磨，却把东史郎一个人看成了正义的化身。五、中国人的感情逻辑是与日本政府不肯谢罪分不开的。而且日本学术上有关战争责任的研究成果被否定侵略历史的日本政治家所利用，所以不可能被好意地接受。

水谷的文章显示了一些饶有兴味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集中地从学术与传媒的关系上加以认识。首先，她完全否定普通中国人对于中日战争历史的感情反应，强调所谓历史真实的绝对价值。从她完全不对《战争的记忆》里几位长者叙述日军屠杀和奸淫的场面作出反应看，她完全排除这部分因素在历史研究和处理现实问题时所具有的意义。而这一场有关中国人和日本人关于战争记忆的讨论，之所以被她理解成是对东史郎诉讼案本身的讨论，不能不说与她无视中国人的情感创伤有关。其次，水谷作为一个学者，其实并不能始终贯彻她的学术原则，因此她犯了一个自相矛盾的错误。她批判津田的时候措辞严厉地指责后者把日本人一勺烩了，而在自己的发言和文章里她却把中国人也“一勺烩”了。当她指责她所遇到的具体人和事的时候，她把指责的对象置换为“中国人”，于是把问题导向对整个中国现状的否定。我们不能否认使用“中国”或“日本”论述问题在某些情况下是有效和必要的，但是水谷的这种置换恰恰是在日本保守传媒如《产经新闻》的报道那种上下文里进行的。第三，水谷在概念上认识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比如她指出中国人与日本人各自在本国内部细致地讨论有关战争责任与战争犯罪问题，却缺乏彼此之间的交流；她批评中国人太不了解日本，以及她所表示的进行对话的诚意。但是这些认识仅仅停留在概念层面，当进入传媒这个实践层面的时候，水谷却与她的本意相反，不考虑缺乏交流的现状而寻找与中国人的接触点，反而原封不动地把日本国内的话题搬到了不熟悉该语境的中国对话者面前，并指责对方没有相关的知识。假如她对话的诚意不是停留在概念上，她至少有可能改变那种突然发难的方式，并且能够正视中国人的感情反应。

10月号的《世界》在《读者谈话室》栏目里发表了石井刚的来信，题为《为了增进日中间的理解》，这是一位同样在中国的年轻日本学者，而且也观看了《战争的记忆》的一部分内容。作为水谷的同代人，石井对水谷在电视上的姿态和她的文章进行了要言不烦的批评。他举例证实水谷所说的“日本不教授南京大屠杀的说法违反事实，高中日本史教科书中百分之百记载了南京大屠杀”是不准确的。指出水谷在电视上与中国市民感情对抗的姿态不是证明“日本也在变化”，恰恰是“不变的日本人”的缩影。石井强调说，对于一般中国人来说，东史郎日记的信凭性并不重要，在这样的人们面前，为了增进日中两国人们之间的理解，应该使用的是代表日本人良识的语言，而水谷在电视节目中没有显示此种“良识”，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作为一个日本人，都是失败的。

石井的短文抓住了一个要害问题，那就是传媒的功能。他注意到了当水谷在电视上的姿态乘着电波被传开之后，无论她个人的意愿如何，她所显示的那种代表了“不变的日本人”的意象，“已经变成了难以变更的传媒的‘真实’。”石井的这句话显示了他对于传媒力量的了解。水谷的失败，就在于她忽视或者说蔑视传媒的这种功能，而她在摄影机前的微妙表情，比她的语词引发了更多的“不变的日本人”的内容，所以这个瞬间的失败，绝非她后来再做文章所能挽回的。

东史郎律师小组的文章《谈东史郎审判的真实－－八月号水谷尚子论文批判》，执笔者之一是也出席了《战争的记忆》节目的空野佳弘。该文澄清了有关东史郎二审判决的真相，揭示了东京高等法院在审判时明显的倾向性，以及法院无视当时历史事实的粗暴做法。该文指出，水谷事实上并没有对东史郎诉讼案做过深入调查，她仅仅阅读了判决书并且无条件地信任了这个判决，她在文中强调东京的高等法院为“在冷静的调查基础上作出判断的法庭”，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而水谷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的寿岳章子氏有关东史郎日记有润色痕迹的说法是片面引用，因为该教授在别处明确地写到和说到了东史郎日记是可信的。律师小组进而指出，水谷论文的恶劣影响在于，它在逻辑上支持了日本右翼的“南京大屠杀虚构说”，而右翼的方法恰恰是以纠缠细节的方式从细部瓦解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以达到否定全体的目的。水谷打击东史郎和东史郎律师小组的工作，只能是加深日中之间认识的鸿沟。

当东史郎律师小组在澄清事实的同时也证实了水谷尚子在这一问题上作为学者缺少修养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回过头来再检讨一下，水谷暴露出来的问题、她一再强调所谓“事实”的举动究竟意味着什么。

中日战争是一场现在还活着的战争。这不仅仅因为当事人仍然健在，而且因为引起战争的那些基本要素至今仍然没有被消除。因此，把这场战争历史化和知识化仅仅是认识这场战争的一种方式，它不是也不可能是唯一的途径。我们不能不正视的基本状况是，中日普通人之间的鸿沟首先不是知识性的，而是情感性的。由于在所谓历史研究的领域里一直不能给这种情感性的鸿沟以合法的位置，因而它一直被排除在研究者的视野之外，甚至如同BURUMA评价张纯如时所表达的那样，情感在这些历史学家的心目中是没有学术价值的。与情感问题不能进入知识界讨论范围的情况相对，它却被纳入了大众传媒的基本框架，成为媒体诉诸社会舆论的主要手段。就东史郎事件而言，中国与日本的媒体虽然在立场和关注点方面各有不同，但是在诉诸情感方面，它们的策略完全一致。在此必须强调的一个问题是，中日战争是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加害者与被害者的关系很难因这段历史过去了五十年而发生改变，所以中日传媒在宣传上诉诸情感的方式并不相同。中国传媒直截了当地表达感情，而日本的传媒则拐弯抹角，尽量在字里行间做文章。如前面引用的《产经新闻》的例子就是证明。

媒体处理战争的创伤记忆需要有学术界首先是历史学界配合，学者的工作价值在于防止媒体的宣传简化和极端化。但是不能不承认，中日双方的学者与本国媒体的关系都非常不理想。构成阻碍的当然首先是BURUMA乃至水谷尚子这类人面对传媒表现出来的无意识的优越感，支撑这种优越感的是对于所谓历史真实的片面性和表面化的理解。比如南京大屠杀的数字问题一直是部分日本学者追究的问题，即使我们不在右翼的意义上即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意义上为这种追究定位，即使我们承认这种追究的动机是纯粹学术的，但是它毕竟把讨论的目标从南京大屠杀的残忍性转移到统计学上来了。在这一转移过程中，有一个重大的省略，就是对于中国人、日本当事人如东史郎、他国旁证如拉贝的战争记忆的不尊重。澄清历史事实当然重要，但是这种澄清工作是否意味着对情感、记忆乃至记忆的疏漏的简单否定？对于历史事件的精细考证，为什么一定要被置于感情的对立面？假如按照东史郎诉讼案的逻辑纠缠于细节的推理，历史变成了什么？事实上，普通中国市民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日本侵略军屠杀和奸淫表现出来的兽性上面，这不是统计学所能够涉及的问题；这也是东史郎那一页日记的份量。即使这一页日记的原本已经遗失，即使东史郎因此而再次败诉，日本军队在侵华战争中的兽行依然是无法否认的。东史郎日记其他的部分记述了相同的令人发指的虐杀和奸淫的罪行，而且越来越多的中日知识分子已经揭示了大量的日军暴行的残虐程度，从日军进行细菌战时在普通中国农民身上进行活体实验，到强奸中国妇女之后再杀掉她吃她的肉；这些兽行如何能够被统计学的数字说明？这些无法数据化和实证化的“历史记忆”，是否应该在历史研究中获得应有的位置？它们是否也构成历史的“真实”？诚然，有些知识人正在对此进行揭示，但是他们不是历史学家，而是其他领域如心理学、精神医学的学者。假如历史学家以统计学为己任，至少也该了解自己工作的局限，如果以此为君临一切的“历史真实”，那么这样的真实无法面对复杂的历史局面，也无法面对活在今天的历史。

水谷作为一个尚未真正开始学者生涯的研究生，也许不足以代表日本的历史研究界，而且发生在她身上的问题不仅仅是统计学取代历史研究的表面现象。耐人寻味的是，水谷本人所从事的有关中日战争史的研究工作，她花费大量精力进行的“口述史”资料整理工作，本应该与东史郎在中国的活动构成某种呼应关系，从表面上看完全不应该导致她在《实话实说》现场所表现的那种令人失望的立场，这种对立对于我来说，至今仍然是一个谜；因而我只能把水谷本人的意图与她的行为所导致的后果分开来看，并且把讨论仅仅限于后者；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水谷在《战争的记忆》里的表现以及剪接后显得相当温和的她与在场者之间的龃龉，恰恰极为典型地象征了中日部分知识分子之间围绕战争责任不能达成共识的要害之处。这就是割裂具体事件与它所处的历史和现实语境间的关系，孤立地追究“历史真相”的实证根据的做法与过分诉诸于情感义愤而无法把问题推进到更深层面的做法之间的冲突，还有中日知识人因为不能相互对视而日益加深的鸿沟。在这一鸿沟背后，潜藏着现代学科建制本身的问题，潜藏着学者“言必有据”的姿态所粉饰的思想的苍白。事实上以“中国”和“日本”来区分这种认识历史的态度是很不准确的，因为水谷这样的学人也存在于中国的历史学界。就《东史郎日记》而言，正如本文第二节所论及的那样，它作为证明日军侵华暴行的证词其资料性远远不如《拉贝日记》，但是它作为从内部证实日本军队的暴力结构的证词，作为记录了战时普通日本人具体心态的第一手资料，其价值无法否认。而中国与日本的学者都未对这部日记的基本结构给予充分的关注，仅仅把它作为证实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加害者证词，这就错过了一个研究“活着的战争”的机会，把《东史郎日记》的主要价值消解掉了。与此同时，还应该注意到一个与知识界对待历史的表面化态度相呼应的现象，那就是同时发生在中日青年中的历史记忆的丧失。当水谷强调日本的教科书没有回避教授南京大屠杀的时候，她说的正是这种抹掉了历史记忆的“知识”，如同上文提到的《产经新闻》的那段体现着保守倾向的介绍性短文一样，所以对于水谷来说，了解了哪怕是一个注释，就等于了解了历史；《战争的记忆》中出场的另一位留学生则证明了这种概念偷换的存在。他说：这段历史在课堂上学过，但是东史郎和中国受害者讲述的“历史记忆”，对他来说仍然是第一次听到。而已经有记载表明，中国的年轻一代也正在与这种记忆保持距离22。当年轻一代的这种情感距离与传媒的情感攻势形成互动的时候，最大的危险就在于极具破坏性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和缺少主体性思考的知识性态度的简单结合。水谷本人的动机又当别论，她在电视上的姿态正象征了这种简单结合，而在中国与日本的很多青年身上，已经可以看到相同的倾向。

由于研究者对于媒体的轻视，更由于各种复杂的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张力，两国媒体不断复制的基本思维结构迄今仍然保持着令人吃惊的“超稳定状态”。就中国的媒体而言，“日本”作为一个整体，保持着不变的野蛮形象。尽管东史郎和他的支援者来华，作为有良知的日本人，他们在媒体上的倾诉也仅仅是加深了中国人对拒不认罪的“日本”的憎恶而已；而水谷尚子失败的表现，却使得她在事实上代表了她试图以自己的工作加以否定的今天的日本。可以说，东史郎和大量有良知的日本知识分子的工作，在今天的中国传媒里仍然无法撼动既定的“一勺烩”的日本形象。与此相对，日本的传媒也一直在复制着它的中国形象。这是没有民主、没有言论自由、不能面对历史事实，不断根据政治需要改变历史真实的形象。东史郎在中国引起的热烈情绪，被视为有组织的宣传活动，中国人民的感情创伤，被轻易地归入了政府的政治谋略。而在日本传媒的字里行间，时时流露着当年东史郎在日记里流露的种族优越，那就是中国没有历史真相，而日本却是一个追究历史真相的国家。

不能不指出，在水谷的论文里，也复制了这种日本传媒的逻辑。尽管她强调自己是一个历史学者，但是当她指责中国人对战争责任的认识“有错误”和描述自己在电视播出后接到的抗议乃至威胁电话的时候，不分析电视节目制作这一特殊的效果，就简单地把这一事件的反应推而广之地导向对中国整体状况的简单性评价。这种思维的短路固然与水谷本人的修养有关，但假如追问下去，我们不能不问一句，这种简单现成的结论是怎么来的？

与此相对，中国的学者中也不乏简单复制中国传媒思维模式之人。这使得中国的日本研究一直处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准上，也使得中国知识界对日本战争责任问题的讨论要么知识化，要么情绪化。在现阶段，为自己的学术论文规定民族主义姿态是多数人共有的潜意识，而作为被害国与战胜国，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二战的思考其实并没有达到日本进步知识人的深度。日本知识界有关战争责任的追究基本上没有真正进入多数中国知识分子视野，不能全部归咎于日本知识分子没有对外寻求理解，也要归咎于这些中国知识分子对传媒式地追究战争责任之外的其他问题缺少兴趣。而与此同时，中国的传媒和知识界又在现代化的名目之下大力宣传所谓的“日本现代化模式”，日本的现代化与日本的侵略战争史被完全视为无关的两件事情。应该承认，《东史郎日记》所体现出来的日本社会的暴力性与日本人对中国的种族优越感，如今改变了形状却被中国传媒在“现代化”的名目之下加以合法化和接受，对此中国的研究者有着相当的责任。

学者为什么要研究历史？什么是历史的真实？学者如何与传媒相关？跨文化的对话如何才是可能的？仅仅在对围绕着东史郎所发生的事件中，我们已经得到了太多的教训。我没有资格在此扮演裁决的角色，作为也在从事日本研究的中国人，我感到的是自己面对这一复杂工作对象时的道德责任。那种以知识和资料来压制战争记忆的做法，那种以简单的民族主义情感代替严肃思考的做法，我将引以为戒。

在中国知识界似乎有一种看法，认为只要不上电视台的镜头、不为通俗的媒体写作，我们就可以躲开日益强大的传媒而洁身自好，其实这仅仅是一种妄念。我们太容易忽视传媒在塑造思维方式方面的力量，其实在处理活着的历史时，尤其是试图在两种文化之间建立真实交流时，传媒的力量会如此强有力地影响我们。我不能同意BURUMA式的把史料真实性孤立地置于传媒效果之上的观点，因为生活在这一段活的历史里面，静止的资料没有意义。当一个学者有勇气面对由加害者的忏悔、受害者的愤怒还有由此而生的各种误解乃至敌意的时候，当一个学者不那么自命清高地、真实地面对传媒并且清醒地警惕它在重新塑造历史感觉方面的巨大能量的时候，他才有能力面对历史并且因而确定自己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