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歌:中日传媒中的战争记忆（六）

水谷的文章显示了一些饶有兴味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集中地从学术与传媒的关系上加以认识。首先，她完全否定普通中国人对于中日战争历史的感情反应，强调所谓历史真实的绝对价值。从她完全不对《战争的记忆》里几位长者叙述日军屠杀和奸淫的场面作出反应看，她完全排除这部分因素在历史研究和处理现实问题时所具有的意义。而这一场有关中国人和日本人关于战争记忆的讨论，之所以被她理解成是对东史郎诉讼案本身的讨论，不能不说与她无视中国人的情感创伤有关。其次，水谷作为一个学者，其实并不能始终贯彻她的学术原则，因此她犯了一个自相矛盾的错误。她批判津田的时候措辞严厉地指责后者把日本人一勺烩了，而在自己的发言和文章里她却把中国人也“一勺烩”了。当她指责她所遇到的具体人和事的时候，她把指责的对象置换为“中国人”，于是把问题导向对整个中国现状的否定。我们不能否认使用“中国”或“日本”论述问题在某些情况下是有效和必要的，但是水谷的这种置换恰恰是在日本保守传媒如《产经新闻》的报道那种上下文里进行的。第三，水谷在概念上认识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比如她指出中国人与日本人各自在本国内部细致地讨论有关战争责任与战争犯罪问题，却缺乏彼此之间的交流；她批评中国人太不了解日本，以及她所表示的进行对话的诚意。但是这些认识仅仅停留在概念层面，当进入传媒这个实践层面的时候，水谷却与她的本意相反，不考虑缺乏交流的现状而寻找与中国人的接触点，反而原封不动地把日本国内的话题搬到了不熟悉该语境的中国对话者面前，并指责对方没有相关的知识。假如她对话的诚意不是停留在概念上，她至少有可能改变那种突然发难的方式，并且能够正视中国人的感情反应。

10月号的《世界》在《读者谈话室》栏目里发表了石井刚的来信，题为《为了增进日中间的理解》，这是一位同样在中国的年轻日本学者，而且也观看了《战争的记忆》的一部分内容。作为水谷的同代人，石井对水谷在电视上的姿态和她的文章进行了要言不烦的批评。他举例证实水谷所说的“日本不教授南京大屠杀的说法违反事实，高中日本史教科书中百分之百记载了南京大屠杀”是不准确的。指出水谷在电视上与中国市民感情对抗的姿态不是证明“日本也在变化”，恰恰是“不变的日本人”的缩影。石井强调说，对于一般中国人来说，东史郎日记的信凭性并不重要，在这样的人们面前，为了增进日中两国人们之间的理解，应该使用的是代表日本人良识的语言，而水谷在电视节目中没有显示此种“良识”，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作为一个日本人，都是失败的。

石井的短文抓住了一个要害问题，那就是传媒的功能。他注意到了当水谷在电视上的姿态乘着电波被传开之后，无论她个人的意愿如何，她所显示的那种代表了“不变的日本人”的意象，“已经变成了难以变更的传媒的‘真实’。”石井的这句话显示了他对于传媒力量的了解。水谷的失败，就在于她忽视或者说蔑视传媒的这种功能，而她在摄影机前的微妙表情，比她的语词引发了更多的“不变的日本人”的内容，所以这个瞬间的失败，绝非她后来再做文章所能挽回的。

东史郎律师小组的文章《谈东史郎审判的真实－－八月号水谷尚子论文批判》，执笔者之一是也出席了《战争的记忆》节目的空野佳弘。该文澄清了有关东史郎二审判决的真相，揭示了东京高等法院在审判时明显的倾向性，以及法院无视当时历史事实的粗暴做法。该文指出，水谷事实上并没有对东史郎诉讼案做过深入调查，她仅仅阅读了判决书并且无条件地信任了这个判决，她在文中强调东京的高等法院为“在冷静的调查基础上作出判断的法庭”，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而水谷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的寿岳章子氏有关东史郎日记有润色痕迹的说法是片面引用，因为该教授在别处明确地写到和说到了东史郎日记是可信的。律师小组进而指出，水谷论文的恶劣影响在于，它在逻辑上支持了日本右翼的“南京大屠杀虚构说”，而右翼的方法恰恰是以纠缠细节的方式从细部瓦解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以达到否定全体的目的。水谷打击东史郎和东史郎律师小组的工作，只能是加深日中之间认识的鸿沟。

当东史郎律师小组在澄清事实的同时也证实了水谷尚子在这一问题上作为学者缺少修养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回过头来再检讨一下，水谷暴露出来的问题、她一再强调所谓“事实”的举动究竟意味着什么。

中日战争是一场现在还活着的战争。这不仅仅因为当事人仍然健在，而且因为引起战争的那些基本要素至今仍然没有被消除。因此，把这场战争历史化和知识化仅仅是认识这场战争的一种方式，它不是也不可能是唯一的途径。我们不能不正视的基本状况是，中日普通人之间的鸿沟首先不是知识性的，而是情感性的。由于在所谓历史研究的领域里一直不能给这种情感性的鸿沟以合法的位置，因而它一直被排除在研究者的视野之外，甚至如同BURUMA评价张纯如时所表达的那样，情感在这些历史学家的心目中是没有学术价值的。与情感问题不能进入知识界讨论范围的情况相对，它却被纳入了大众传媒的基本框架，成为媒体诉诸社会舆论的主要手段。就东史郎事件而言，中国与日本的媒体虽然在立场和关注点方面各有不同，但是在诉诸情感方面，它们的策略完全一致。在此必须强调的一个问题是，中日战争是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加害者与被害者的关系很难因这段历史过去了五十年而发生改变，所以中日传媒在宣传上诉诸情感的方式并不相同。中国传媒直截了当地表达感情，而日本的传媒则拐弯抹角，尽量在字里行间做文章。如前面引用的《产经新闻》的例子就是证明。

媒体处理战争的创伤记忆需要有学术界首先是历史学界配合，学者的工作价值在于防止媒体的宣传简化和极端化。但是不能不承认，中日双方的学者与本国媒体的关系都非常不理想。构成阻碍的当然首先是BURUMA乃至水谷尚子这类人面对传媒表现出来的无意识的优越感，支撑这种优越感的是对于所谓历史真实的片面性和表面化的理解。比如南京大屠杀的数字问题一直是部分日本学者追究的问题，即使我们不在右翼的意义上即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意义上为这种追究定位，即使我们承认这种追究的动机是纯粹学术的，但是它毕竟把讨论的目标从南京大屠杀的残忍性转移到统计学上来了。在这一转移过程中，有一个重大的省略，就是对于中国人、日本当事人如东史郎、他国旁证如拉贝的战争记忆的不尊重。澄清历史事实当然重要，但是这种澄清工作是否意味着对情感、记忆乃至记忆的疏漏的简单否定？对于历史事件的精细考证，为什么一定要被置于感情的对立面？假如按照东史郎诉讼案的逻辑纠缠于细节的推理，历史变成了什么？事实上，普通中国市民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日本侵略军屠杀和奸淫表现出来的兽性上面，这不是统计学所能够涉及的问题；这也是东史郎那一页日记的份量。即使这一页日记的原本已经遗失，即使东史郎因此而再次败诉，日本军队在侵华战争中的兽行依然是无法否认的。东史郎日记其他的部分记述了相同的令人发指的虐杀和奸淫的罪行，而且越来越多的中日知识分子已经揭示了大量的日军暴行的残虐程度，从日军进行细菌战时在普通中国农民身上进行活体实验，到强奸中国妇女之后再杀掉她吃她的肉；这些兽行如何能够被统计学的数字说明？这些无法数据化和实证化的“历史记忆”，是否应该在历史研究中获得应有的位置？它们是否也构成历史的“真实”？诚然，有些知识人正在对此进行揭示，但是他们不是历史学家，而是其他领域如心理学、精神医学的学者。假如历史学家以统计学为己任，至少也该了解自己工作的局限，如果以此为君临一切的“历史真实”，那么这样的真实无法面对复杂的历史局面，也无法面对活在今天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