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歌:中日传媒中的战争记忆（五）

其次，在这则报道里，东史郎和其他日本人的定位是含糊的。记者显然不认为他们有资格代表日本。这个微妙的潜在意识可以从该报道的一个提示语看得很清楚：“日本方面批判说‘违反事实’”。这显然是指在会场上持有异议的水谷尚子等人。为什么不说“日本留学生”而要说“日本方面”？这是否应该视为东史郎在发言中引用的日本右翼恐吓信的詈骂在部分日本传媒中的体现？－－东史郎说，日本右翼的恐吓信骂他为“卖国贼”。假如日本真是一个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为什么东史郎和他的支援者不能代表日本，而水谷尚子等人却成为日本的代表？假如《产经新闻》奉行言论自由的方针，为什么要在同一讨论空间里做如此区分？

第三、《产经新闻》作为相对保守的日本报纸，在报道东史郎诉讼案和《战争的记忆》节目内容的时候与中国的对立倾向是明显的，但是它在一些基本态度上仍然与日本右翼的立场有某种微妙区别。在报道的版面中插进了两篇介绍性短文，一篇是有关东史郎诉讼案的概述，结尾特别强调了一句“关于历史上的争论，一、二审均避免进行判断。”另一篇是有关“南京事件”的介绍，以一种不情愿的书写方式承认日军占领南京之后屠杀中国俘虏和市民以及掠夺这一“事件”的存在，但强调日本方面要求调查人数的呼声很高。这样一种基本立场，尽管可以保证该报在报道中国人对日本战争责任的追究时不至于作出极右的反应，但是不能保证它提供理解中国人这种感情的可能性。所以，这个报道的大标题非常准确地传达了这种分寸：“历史认识暴露了日中间的断层”。对于断层的强调，暗含着两种可能性，一是缩小乃至消灭它，一是扩大乃至利用它。前者是日本进步知识分子的努力方向，后者是日本右翼的基本立场。而《产经新闻》的报道似乎是处在这两种可能性之间。

为了理解这一类传媒的定位，我们不妨看一看右翼的媒体是如何对待日本侵华史实的。1999年7月14日东京小学馆出版的杂志《SAPIO》推出了一个专题，题为《蓄谋的“南京大屠杀”宣传运动》，以美籍华人张纯如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1997年出版）为中心，重提“南京大屠杀虚构论”。该专题首先刊登了在美荷兰学者IANBURUMA的访谈，借这位历史学家之口对张著的可信性进行了抨击。BURUMA强调自己并不同意日本右翼的所谓“南京大屠杀虚构说”，而且认为“这本书里所写的可怕事情恐怕是实际上发生的事情。”但是，他认为书中利用的资料不可信任，所以“它们是否全都是真的，我不知道。这本书中写的被杀害的人和受到摧残的人数是否是正确的我也不知道。”他对张纯如此书在美国的轰动是这样解释的：“如果这部书是纯粹的历史书或者学院式的资料，我想它不会有如此的销路。此外，如果作者是个鬓发斑白的白人教授，恐怕也没有如此的轰动效应。直说吧。此书的畅销是因为作者是个很上镜头的、年轻貌美的华裔女性。再加上她有着热情。此外，暴力与残虐也是畅销书不可或缺的要素。”BURUMA给这部书的定位是“不是历史著作，它不过是记载了中国人历史记忆的书而已。”而且，他认为张纯如有“被虐妄想”，是通过诉诸中国人的感情来确立自己的文化认同。

BURUMA的访谈提供了一些引人深思的问题。战争史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准确地再现它的真实状态是历史家的道德责任。仅仅把对历史的追究停留在感情层面是有害的。它的害处在于会使历史的复杂性流失而被简化为意识形态的宣传。但是BURUMA忘掉了一件同样重要的事，那就是所谓“历史真实”并不能够简单置换为统计学的数字和不带感情色彩的“知识”，更何况数字和知识也并不天然具备保障历史“真实”的功能。二战的幸存者还有很多人健在，这场战争不可能变成美国的南北战争、法国大革命或者中国的清军入关那样的历史知识，研究它的历史家宿命般地必须直接面对受害者的感情和加害者的否认，以及这段历史与现实国际政治之间的关系。不正视这一切在二战史研究中的定位，尤其是当历史家面对否认历史事实本身的右翼的干扰时，他如何使自己的研究不被政治意识形态所利用？BURUMA本人的发言事实上也落得了这样一个结果，这篇访谈被安排在一个极为露骨的右翼宣传序列里。

与BURUMA的学者式思维相对，日本的国际政治学者滨田和幸另有解释，他认为张纯如是中国政府要在控制日本方面加以利用的一个筹码，而且她被作为转移国际上对广岛长崎原子弹惨剧的视线的中和剂；在张的背后，是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复杂的利害关系，日本的残虐形象因此才有多种利用价值。所以，日本要对中国采取“毅然的态度”。

专题中还发表了两位新闻工作者的对谈，该对谈使用“推理法”否定了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其中一人谈到他曾经在上海采访，听一个三十出头的大学毕业生说他从来没有从住在南京的祖母那里听说过这场屠杀，又听王若望先生说他听说南京大屠杀是在1949年前后，所以根据这两个人的说法推理说中国人不知道南京大屠杀，这仅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宣传，而中国是一个根据政治要求不断改变历史真实的国家，所以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可能永远也搞不清楚。在这个对谈之后还附有几张照片，其中有三组是加工后的照片与原来照片的对比，例如东北的杀人现场被搬到了南京，在瓦砾中孤独地啼哭的婴儿背后其实有成人，提首级的日军手里提的人头之下原来有身体等等。依靠这样几个细部的问题，编者试图推导的结论是，如果细部不可靠，那么整体也就不可信了。

《SAPIO》虽然没有涉及东史郎和《战争的记忆》，但是它提供了一个了解日本右翼阵营的背景材料。与《产经新闻》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份杂志对中国的敌意是赤裸裸的，它关注的不是日中之间的“断层”，而是如何提醒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把中国作为一个敌人。

把日本的保守乃至右翼传媒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姿态与中国传媒的姿态放在一起讨论，我们可以立刻注意到一个张力场的存在：无论用“断层”还是用“对垒”来表述它，都似乎难以穷尽这个张力场内的紧张关系。文化研究所关注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在战争这个问题上，似乎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而这种展示，只有放在这个张力场中才能呈现它的复杂性。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这个张力场里，民族国家内部的复杂矛盾以一种悖论的方式被掩盖在国际关系的紧张之下。无论是《实话实说》制作组在中国观众单纯的愤怒中进行的艰难努力，还是东史郎一行与水谷等人之间未能充分显现于前台的复杂对抗情绪，都只有被置于由中日传媒所结构的这一强大的张力场内才能获得最充分的意义。当两国的传媒与知识界都不能跨越这个张力场而简单地获得共识的时候，发生于各自内部的矛盾纠葛一旦被置于这个张力场之中，它们便突然之间失去了定位的可能。无论是《实话实说》制作组不得不展示中国普通市民的愤怒，还是东史郎在日本传媒里失掉代表“日本人”的资格，都暗示了国家框架作为一个潜在的思考单位对于生活在其中每个成员的规定性。在“全球化”日益变成一个语焉不详的既定前提的今天，恰恰是战争话题提醒我们，国家与民族并不单纯是一个学理或政治意识形态的概念，它其实首先是一个感情的记忆；恰恰是这种感情的因素，使得我们不能够仅仅在逻辑上讨论国家与民族的问题，更无法在国家与民族的框架内部去讨论它。

五

与保守的或右翼的传媒不同，具有进步倾向的媒体也在南京大屠杀事件上显示了自己的态度。1999年8月，东京的岩波书店编辑发行的《世界》杂志发表了水谷尚子的文章《我为什么要对东史郎唱反调》，同年10月又发表了东史郎律师小组联名写的文章以及一封读者来信，提供了一个立体性观察这一问题的空间。

八月号的水谷论文有以下一些主要观点：一、侵略国日本造成的南京大屠杀是一个不可否定的历史事实，她是在这一大前提下讨论问题的。二、讨论中涉及的日本教科书不教授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说法、南京大屠杀的人数问题等等，均使得她处于被围攻的状态。三、中国人对这个事件的反应是情绪性的，中国的专家学者缺少探究问题的意愿而不依靠资料说话，因而令她耽心中国的文科学问的发展因此受到阻碍。四、中国人不了解有良知的日本人战后为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所付出的艰苦努力和承受的心灵折磨，却把东史郎一个人看成了正义的化身。五、中国人的感情逻辑是与日本政府不肯谢罪分不开的。而且日本学术上有关战争责任的研究成果被否定侵略历史的日本政治家所利用，所以不可能被好意地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