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歌:中日传媒中的战争记忆（二）

中文版的《东史郎日记》是东史郎部分战地日记的全译本，仅从标题上就可以看出它与日文版《我们南京步兵队》的差异，那就是它记述了东史郎在第一次侵华时在中国大陆内部随军队南北移动时的全部经历，而南京大屠杀仅仅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上，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记述仅仅构成了该书的第二卷，仅有97页，在498页日记中占五分之一。假如把这97页记述与《拉贝日记》相比，它对于日军攻占南京之后暴行的描写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被反复引用并引起诉讼的有关桥本虐杀无辜中国人的记述，在书中仅占一页纸的篇幅，它之所以构成了注意的焦点和争议的核心，不是由于它是日记的核心内容，而是由于东史郎诉讼案基于这一段记述而展开的缘故。而值得注意的是，除掉这一页记述之外，在东史郎关于南京时期的97页日记里，拉贝所描述的那种无节制的残忍兽行几乎没有被正面涉及。尽管它也提到了长江边“牛猪般惨遭屠杀的敌军尸体”，提到了日军以“征收”和“检查”为名掠夺南京居民财物以及日军的嫖娼，但是几乎没有提到《拉贝日记》里所大量记述的那种在“安全区”内以手无寸铁的普通百姓为对象的、更为残酷的野兽般的施暴。

我们无须进行任何推论就可以找到这种记述差异的原因：拉贝是德国人，他在南京大屠杀事件上是一个旁观者，而东史郎是日本士兵，他是事件的当事人，是加害者。

但是，这种视角上的差异可以导致东史郎对日军残暴罪行的大幅度省略，同时也可以导致读者依靠迄今为止各国提供的资料里对日军暴行的揭露进行对罪行的复原。即使是在《东史郎日记》内部，我们仍然能够找到这种可供进行复原的材料。尽管在南京时期的日记里东史郎更多描述的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日军“思乡情结”，但是纵观五卷日记，其间不乏东史郎所在部队在中国大陆杀戮奸淫的记录。我们不能因为它们没有发生在南京而无视其存在，更不能把南京大屠杀孤立于这一系列暴行之外。历史的真实性恰恰不是数字的统计所能囊括的，它存在于一系列要素的结构关系之中。

东史郎的日记作为第一人称记述，尤其是作为侵华日军一员的记述，它的视角明显地区别于受害者中国人，而它能够提供的日军暴行的证据也是非常有限的。仅就它对日军性暴力的描述来看，在东史郎笔下的中国受害者不仅没有声音，甚至看上去简直说得上是配合的；除掉在几个地方受害者的“浑身颤抖”被东史郎注意到之外，在大部分场合下笔调都很轻松。如第四卷里描写到东史郎手下的士兵要对一个16岁的女孩施暴时，东史郎命他到远离女孩的母亲和其他人的地方去干，于是，女孩被拉走：“皎洁的月光笼罩在两个年轻人的身上，他们两人的样子宛如一对散步的情人，我突然间想到了祖国。”

在这样的行文中，会时时夹杂以诸如西本（即桥本）虐杀无辜的镜头，尽管大部分都被简化，我们仍然可以辨认出残暴的意象。但是，假如把这些部分作为《东史郎日记》的历史价值，恐怕比起受害者一方的证词来，比起拉贝等提供的旁证来，它是要大打折扣的。它的意义，其实至多不过是加害者出面证实发生过屠杀，而不是屠杀本身的残暴经过。换言之，它的文献价值首先不在于它对于事实的阐述，而在于它阐述事实的姿态。

但是如果我们把东史郎的姿态亦即“当事人视角”作为一个基本的出发点追问下去，那么这部日记隐含着的内在结构就会浮现出来。比起证实屠杀和其他暴行的存在来，东史郎日记不可替代的价值在于，它真实地揭示了这些暴行所得以产生的内在机制。

在第一卷里，有这样一段记述：东史郎等人在行军途中休整之时在一家豪宅抢夺值钱的东西时，被原来的新兵现在的上司军曹本山发现并训斥。本山原来是东史郎等人的下级，“可能有一种潜在的自卑感”，而东史郎也总是不自觉地用看新兵的感觉看他；于是本山大喝了一声“你们在干什么！”

“我们被他大喝了一声，他现在保持着长官意识，是以长官的身份向我们大喝一声的。……我们也有一种部下意识在作怪，马上心里就有一种要服从的意识。两者之间丝毫也没有新兵与老兵时的意识了，只有军曹与士兵之间的关系。本山军曹也借助这一声大喝，恢复了对我们这些士兵的长官意识，而我们被他一声大喝，也恢复了身为士兵的意识。”

“有了这种心情，就很难再轻易回到新兵与老兵时的状态。他不再愿意那样了。他以长官的派头来压我们，我们作为士兵被他压住了。”

这是理解东史郎上述关于忠勇士兵定义的背景。服从是任何军队都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但是东史郎却告诉我们日本式的伴随着暴力的绝对服从是怎么回事。对于日本士兵来说，军阶所起的作用是超过个人感情意识的，它不仅成为一种评价的机制，更成为控制个人感情和行动的准绳。这使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理解1953年日本的著名思想家竹内好回忆日本宣布无条件战败时的那种感觉：“这是一个小分队的事情。当战败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恐怕那是在8月15日过去几天以后的事情了）据说队员们全体嚎啕大哭。他们整整哭了一天。然后他们睡觉。第二天早上醒来，他们同时开始着手进行归国的准备工作。”尽管这只是一个小分队的例子，中国战场上的日本败兵并非都表现得如此富有戏剧性；但是拼死顽抗的日本军人和日本国内的百姓这种一夜之间改变立场接受战败的事实，的确曾经令全世界感到惊讶。对于竹内好来说，日本的战败是一个耻辱，它的耻辱不在于这场战争输掉了，而在于它输掉的方式。按照竹内好的看法，日本人在道德上输掉了这场战争，而中国人在道德上赢得了它。他所说的“道德”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道义”，而是人的尊严与个体价值。日本士兵在二战中的兽行，是东史郎所描述的那种绝对服从的内在结构的一个对外的表现而已，尽管日军的很多虐杀是自发性的行为而且日军在纪律方面也并非没有约束，但是《东史郎日记》真实地记录了这种暴行来源于日本社会的天皇制暴力。所谓“绝对主义的天皇制”，正是通过这种“军曹”对“士兵”的权威性维持的，而这种“权威性”，正如主要从精神医学方面研究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的野田正彰所揭示的那样，是造成日本战时士兵的精神病态的主要根源。但是，问题其实不仅仅局限于战争。天皇制当今虽改头换面，却仍然是日本社会不可忽视的基本结构方式。只要考察一下现实生活中普通的日本人是如何以不与别人唱反调为自己求得安全，就可以理解东史郎所描绘的那个以暴力所维持、并且这种暴力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得到认可的世界离今天并不遥远。而同时，更需要中国人理解的是，日本一代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战后一直坚持不懈地进行着的反对天皇制的斗争，其实并不仅仅是日本人自己的事情，它不仅与我们认识和共有战争的历史记忆直接相关，而且更与今天在中日之间建立真正的理解直接相关。

在《东史郎日记》里频繁出现的另一条更为隐蔽的线索也是这部日记的价值所在，那就是它真实地表现了普通日本人对于中国人的轻蔑感。正是这种轻蔑感，可以让他们毫无障碍地屠杀和残害中国人。即使是东史郎这样的保持了某种良知的日本人，当年在亲手杀人和目睹强奸时表现出来的那份轻松，也暴露了他潜在的种族歧视感情：他从未把中国人看成与自己同等的人。东史郎踏上中国土地的第一印象就是它的肮脏。在日记里反复出现的他对于“支那”的记载，几乎总是和肮脏的意象联系在一起的。这当然不是虚构，内陆国家的中国与海洋国家的日本，在清洁问题上存在着的这一差异至今也未必消灭，更何况东史郎更多活动在中国北部的农村。问题在于，当东史郎提到中国人肮脏的时候，他是在一个价值判断的序列里为它定位的。例如侵占了南京之后，东史郎的评价是“支那人的审美观简直是太原始了”（208页）；第三卷里对他所劫掠的北方房屋的评价是“支那人的房子都是中看不中用”（249页）；北方的水井“也不用砖砌，泥土很容易掉进井里。我常常奇怪他们怎么这么笨呢？”（253页）“残忍而勇敢的人－－西洋就有这类人。残忍而胆小的人－－就像支那人。正义而又勇敢的人－－就像日本人。”（271页）“都说支那这个民族很会宣传。……这样的人大都卑躬屈膝，丧失骨气；他们喜欢造谣中伤，姑息迁就而不能坚持己见。这样的人最终也不能领导别人。支那人永远也得不到一等国民的称号。”（328页）

当东史郎在日记里流露这种“一等国民”的优越感时，他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是非常重要的。几乎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近代日本人的这种民族优越感就开始恶性膨胀，它上至首脑阶层，下至普通民众，潜移默化地为几乎大部分日本人所共有。而上个世界末开始形成的日本支那学在推动日本人对同时代中国的蔑视方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东史郎的日记里流露出来的对“肮脏的支那人”的嫌恶之感，让我联想起第一代支那学家狩野直喜对于“支那的肮脏”的反感和他厌恶中国的感情，尽管据说他本人很少洗澡。日本支那学未必直接对日本社会起作用，但是作为学院派的知识人，他们的种族优越感和他们的学术一起留给了一代又一代日本学人，很难断言这种种族优越感不会改头换面地以知识的形态出现。而阅读《东史郎日记》，我们之所以不能忽视东史郎所表现的那种赤裸裸的种族优越感，是因为这种感觉作为一种潜在的意识，不仅支撑了当年那场残酷的战争，而且也是构成当今中日之间鸿沟的一个难于被人揭示的内在构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