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歌:中日传媒中的战争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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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拟通过分析《东史郎日记》和东史郎诉讼案在中日传媒中的不同定位和引出的不同问题意识，讨论中日之间跨文化话语空间的形成方式及其面对的困难，并进而探讨对活着的历史进行学术研究时学者与传媒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

《东史郎日记》的作者东史郎，1912年4月27日出生于日本，1937年8月应招入伍，曾经参加攻占天津、上海、南京、徐州、武汉、襄东等战役，1939年9月因病回国，1944年3月再次应招侵华，日本战败后，于1946年1月回国。《东史郎日记》是他在第一次侵华时的部分战地日记，五卷中有一卷是关于日军攻占南京前后的记述。日本青木书店在1987年出版了该日记的一部分，名为《我们南京步兵队》，他的记述后又被同一书店所出版的《南京事件·京都师团相关资料集》（1989年）所收。1993年，该记述中涉及的邮袋事件当事人桥本光治以损害名誉为由状告东史郎和青木书店以及《资料集》编辑人下里正树，一审二审东史郎均败诉。

1998年12月22日东史郎二审败诉之后，中国政府立刻作出了反应。12月23日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接受了记者采访，并于次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谈话。他说：“中方注意到日本法院对《东史郎日记》案作出的判决，对这一不顾历史事实的判决结果感到惊讶和遗憾！”28日他再次接受记者采访，又一次强调说：“东史郎诉讼案并不是普通的民事诉讼，其实质是极少数日本右翼势力企图借司法程序达到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目的。日本东京高等法院无视历史事实作出错误判决，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中方再次对此表示遗憾和义愤。”

以东史郎败诉为契机，围绕着这场诉讼案的核心事件－－1937年南京最高法院前所发生的骇人听闻的日本士兵把中国人装入邮袋浇上汽油点燃、最后系上手榴弹将其抛入水塘炸死的暴行，中国的传媒进行了一系列的报道。1998年东史郎第二次败诉之前，日本友人曾来中国寻求调查取证的支援，得到了广泛的协助。当时的调查围绕三个方面展开：一、1937年时的邮袋是否能够装下一个人？二、最高法院门前的马路对面当时是否有水塘？三、把手榴弹梆在燃烧的邮袋上扔进水塘对加害者是否有危险，因而这一行动是否能够成立？为了搞清这几个问题，中国各界人士进行了多方努力，包括搜寻有关资料、由专门的实验小组进行模拟实验等等，每一个细节都有大小传媒不断报道。而随着东史郎败诉的消息传来，中国人的义愤随之高涨，1999年的上半年，在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之前，可以说中国人的兴奋热点集中在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上。1999年3月，江苏教育出版社全文翻译出版了五卷《东史郎日记》（这只是东史郎日记的一部分，但是比日文的《我们南京步兵队》的篇幅多）；6月便印刷到第三次，仅第三次就印刷了150030册；大小报刊杂志的报道自不待言，4月18、25日，中央电视台收视率非常高的节目《实话实说》分上下两次播出了由东史郎和他的后援会亲自参加的讨论，题为《战争的记忆》，该节目获该季度较高收视率。与此同时，上半年在北京上演了以小说《我认识的鬼子兵》为蓝本的同名话剧，由汪遵淇执导；该剧在年老和年轻的观众中引起了热烈的民族主义反响，似乎是汪导演近年来最成功的一部作品。东史郎也观看了该剧，在表示沉痛之余，他强调说日本人对中国的了解不能与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相比。

与中国的传媒这种热烈的反应相反，日本的传媒对于东史郎一案反应得极其冷淡。若干报纸在东史郎案败诉之后报道了结果，此事就不再被关注；笔者不及查阅例如《赤旗报》这一类左翼政党的报纸，无法判断它是否有所反应，但是即使如此，东史郎审判在日本没有形成一种由传媒主导的社会舆论，仍是一个不能不承认的现实。具有象征意味的是，在1998年12月东史郎败诉的当天，日本东京最有影响且被公认为具有进步倾向的报纸《朝日新闻》上找不到对此事的报道，相反倒是刊登了一则报道魏京生流亡美国、讨论中国人权问题的文字。就连东史郎诉讼的律师小组也极其遗憾地表示，东史郎一案在日本引不起关注，是日本社会现状的一大问题。

但是，这种情况却由于《实话实说》的工作得到改变。首先，6月2日，日本报纸《产经新闻》以一版篇幅报道了这两次节目的内容；紧接着，作为观众参加了这次节目拍摄的日本留学生水谷尚子在东京岩波书店发行的刊物《世界》上撰文对东史郎进行质疑并对中国人对待东史郎的态度进行了批判；10月，同一杂志发表了两篇文章驳斥水谷；尽管日本人总体上对于东史郎的名字仍旧陌生，这种情况根本无法与中国人对于东史郎之名的熟悉程度相比，但是与1998年相比，日本的传媒终究为东史郎分配了相对可观的篇幅。于是，以《实话实说》这一深受中国观众欢迎的电视节目为媒介，尽管有着范围的显著差异，东史郎问题总算基本同步地进入了中国与日本大众的视野。

二

在对中日两国的媒体处理东史郎问题的不同点进行分析之前，我们有必要先进入《东史郎日记》本身。从各种资料所显示的情况看，尽管争论是围绕着《东史郎日记》展开的，但是这部日记并未被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文本得到细致的阅读。而在阅读这个文本之前，我们又不能不提到另一个文本，那就是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和江苏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比《东史郎日记》约早两年发行的《拉贝日记》。

在《拉贝日记》中，构成主体的不是拉贝的个人性日记，而是包括他本人在内的由丹麦、德国、英国和美国人组成的在华“国际委员会”滞留南京的成员所写的致日本大使馆的反映日军暴行的信件、文告和记录当时情况的文件以及档案。这些记载令人发指，它不仅记载了日军在进入南京城后的烧杀劫掠的规模，更活生生地传达出了日军暴行在南京人民、甚至包括在南京的外国人之中引起的恐惧气氛。在这些暴行之中，占显著位置的是日军极其野蛮的奸淫行为，兽兴大发的日本士兵不分年龄地奸污上至老妇下至幼女的南京女性，阻拦者几乎全被屠杀或伤害；而日本兵在对妇女施暴之后所进行的肉体残害更是令人发指，应该承认，我们在有关纳粹对犹太人的暴行记录里，很难找到同等规模和同等性质的性暴力内容。日本人在世界史上所遗留的“野蛮”形象，很大程度是来源于他们奸淫与屠杀的残酷方式，而根本不是其数量，这是必须强调的一点。在这一意义上，《拉贝日记》构成了南京大屠杀的有力证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