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连红:中日两国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五）

三、思考与建议：今后努力的方向

2007年是纪念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和南京大屠杀70周年，但令人遗憾的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日战争并没有真正“结束”，双方围绕战争认识和战争暴行特别是南京大屠杀的争论从80年代开始一直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并进而导致两国民众的对抗情绪在潜移默化中不断攀升。那么，导致中日两国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产生如此巨大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呢？

（一）政治对历史认识的影响

战后，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都进行了立案审判。1951年，日本政府在《旧金山和约》上签字，该和约第11条明确规定：“日本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其在日本境内或境外之盟国战罪法庭之判决。”但是，70年代以来，保守势力希望通过美化侵略战争、否认二战期间所犯的暴行，以实现促使日本民众支持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升任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重温政治军事大国的梦想。革新势力则希望通过深切反省二战历史，走和平发展之路。在政治家眼中，南京大屠杀等战争认识问题成了保守党与革新党互相攻击的一张牌。由于受到政治的影响，日本国内进行南京大屠杀正常的学术研究受到严重干扰，许多正直的历史学家由于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而受到极右势力的生命威胁，笠原十九司、松冈环等人被他们视为日本的“卖国贼”。与此相反，那些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虚构派们则能得到政界和财界的大力支持。

在中国，由于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民国史的研究长期被视为禁区，直到80年代之后，中国方面才开始重视搜集研究南京大屠杀。但是，日本政客和虚构派不断挑起事端，如公开集会叫嚣南京大屠杀是二十世纪巨大的谎言，通过法庭为战犯“翻案”，不断撰写论著诬蔑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因此，这导致在中国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不仅仅是一个学术研究的问题，同时也成了中日两国一个政治斗争的问题。显然，如果学术问题泛政治化，中日两国的研究者本身都会不自觉地受到各种限制。

（二）立场与身份的局限

从第三者的眼光来看待中日双方围绕南京大屠杀的争论，多数学者指出中日研究者的立场身份（Identity）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术研究的客观性。 南京大屠杀的课题具有特殊性，它牵涉到两个国家两个民族之间的感情、尊严与荣誉。因此，在研讨南京大屠杀问题时，日本学者更多地将自己置身于加害者一方，他们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选择做一个旁观者，永远不去涉及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研究；二是选择成为一个虚构论者，极尽可能减轻战争中的加害程度，甚至非学术性地歪曲篡改历史事实；三是选择做一个客观正直的历史学者。在日本学术界，绝大多数学者都是旁观者，而作出第二或第三种选择的学者人数很少。但是，虚构论者人数虽然不多，能量却很大，他们与保守政治家紧密合作，通过各种社会活动竭力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强烈灌输社会大众的“身份”意识，从而使得大屠杀离真相越来越远。

在中国，正如孙歌指出那样，南京大屠杀“不仅仅意味着发生在1937年12月的那个惨绝人寰的具体历史事件。它已经构成中国人感情记忆中一个最突出的象征符号，象征着二战中日本军队在中国国土上犯下的罪行，象征着中国人对至今不肯真正认罪的日本政府以及日本右翼的愤怒，也象征着战后五十余年来中国人与日本人在感情创伤方面无法修复的鸿沟。” 作为中国学者，我们在讨论南京大屠杀时往往从受害者立场来思考问题，在情感上有一种刻意维护历史事实的冲动，不能接受日本虚构派对南京大屠杀“事实”的任何挑衅。对于社会大众而言，立场身份也自然影响人们的客观思维。我们知道，强烈的情感色彩可能会导致研究工作的不冷静，而冷静的研究得出的成果却是最具说服力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冷静地面对日本虚构派对南京大屠杀“事实”的任何挑衅。

作为中日两国的学者，研究者的“身份”已很难改变，但是，正如王家范所言：“研究者必须自觉地穿越历史迷雾，撇开研究者自身所属的民族或人种，超脱施害或被害的立场，深刻反省所有被扭曲的历史场景（不论发生在哪里），冷峻检讨人类与生俱来的种种弱点（也不论哪个民族）”，人类才有可能思考共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