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连红:中日两国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四）

 （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原因

探讨南京大屠杀的原因对历史学者来说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近几年来，随着学者们研究的不断深化，对南京大屠杀的成因有了更多的历史解释。

中国学者在分析南京大屠杀原因时各有侧重。高兴祖著文重点论述了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有预谋的恐怖政策，其主要表现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大肆宣传种族优越论，蔑视中国和亚洲的其他各民族；在战场上无视生命的尊严，无视国际法准则，下达了“应全部杀掉俘虏”的指令；发表“膺惩暴支”声明，企图用暴力手段消灭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 论文强调了南京大屠杀发生的必然性。王卫星则从日军官兵战场心态视角进行了分析。他说：日军士兵因中国军民在战场上的反抗产生了报复心态；由于无条件执行上级命令而产生大肆滥杀的心态；在紧张枯燥的战争中形成了以杀人施暴取乐的心态；由于军国主义宣传，士兵们形成了以杀人越多越“光荣”的畸形心态。上述士兵的战场心态，导致了南京大屠杀的发生。 孙宅巍则综合了各种因素后认为南京大屠杀是由多方面的复杂因素所决定的：基本原因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残暴和对中国军民正义抵抗的疯狂报复；直接原因是首都南京的特殊政治地位；唐生智不成功的撤退，使遇难同胞中增加了9万名军人；另外，南京大屠杀的发生还与某些战场条件及日本军人的复杂心态有关。

日本肯定派学者也对南京大屠杀原因进行了研究，一部分学者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日军官兵有组织的行为。原先那种认为“是由于失控的士兵造成的”主导观点已被修改。“现已认定那些犯罪的士兵当时并没有处于无序状态下。抢劫、纵火以及部分强奸是有组织地进行的。屠杀战俘、脱离部队的士兵以及非战斗人员，则是根据现地指挥官的命令执行的。” 笠原十九司在深入考察南京大屠杀前后发生的日军士兵大规模强奸事件后，也得出同样的结论，他认为：日军上级军官对强奸的士兵采取“默认”、“放任”和“不处罚”的态度，这种不被处罚、默认的“了解”和“同意”，也是一种集团的行为，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就是有组织的犯罪行为。 笠原在另一篇专门探讨南京大屠杀原因的报告中还分析了另外两大原因：一是历史原因，即日军蔑视中国人的意识、歧视女性、日军中非人权的特质、效忠天皇而丧失人性等；二是直接原因，即日军战争初期形成的“膺惩暴支”战略、南京作战缺乏充分准备、中支那方面军司令部攻占南京后的失职等。 还有学者从日本大众思想构造的角度探讨了南京大屠杀的根源，认为“天皇崇拜和基于此的圣战思想与蔑视中国乃至中国人的思想结合在一起，加上平民利己主义，大屠杀在士兵个人的精神上便被日常化了。”

虚构派一方面不承认有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但另一方面，他们将日军占领南京期间产生人员死亡的原因归结为下面几个方面：一是中国守城司令唐生智指挥无方，贪生怕死，置大批守城部队不顾而只身逃离南京，从而使中国士兵群龙无首，因而失去了俘虏的资格。二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并未遵守诺言，容纳了大批中国士兵进入难民区，并藏匿了许多中国高级军官，这些留在难民区的便衣兵威胁日军的安全。三是中国便衣兵在难民区伪装日本兵实施强奸抢劫，而向国际委员会诬告是日本兵所为。 还有的虚构派成员认为，在攻占南京过程中发生的少数日军抢劫、强奸和杀人的行为是战争中不可避免的，不值得追究。

（四）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史料

从80年代开始，国内外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不断被发现并整理出版，但日本国内否定论者围绕南京大屠杀部分史料的真实性问题不断提出质疑和批判。

中国方面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主要包括南京大屠杀亲历者回忆、慈善团体的救济报告和埋尸记录、抗战胜利后的社会调查统计、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南京大屠杀案审判资料。但日本虚构派死死抓住其中几则史料大做文章。一是鲁（更生）的证词，1945年12月4日，首都地方法院调查鲁（更生）的结文称：“倭寇入城后，将退却国军及难民男女老幼计五万七千四百十八人，圈禁于幕府山下之四、五所村，断绝饮食、冻饿死者甚多。”当时鲁匿于上元门大茅洞内，相距咫尺，目睹惨况。 虚构派认为，鲁（更生）提供证词中的数字精确性令人无法理解。二是崇善堂埋尸记录，日本否定派一方面认为崇善堂没有参加掩埋活动，另一方面认为崇善堂战后所报掩埋112 266人的数字虚假。认为在1938年4月份不到20天的时间中，崇善堂60多名夫役在没有现代化工具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在南京乡区掩埋104 718人。另外，2005年东中野修道、小林进、福永慎太郎合作推出《南京事件“证据照片”的检证》一书，从照片中日本兵的衣着、握刀姿势及照片的来源等方面，对中国方面出版的反映南京大屠杀的143张照片进行了深入“研究”，结论是能够证明南京大屠杀的照片一张也没有。 日本虚构派针对中国方面大屠杀史料中的缺陷，采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极易混淆是非，造成普通民众的误解。其实，虚构派要否认草鞋峡日军屠杀的事实并不那么容易，中国幸存者证词、小野贤二等人所编《记录南京大屠杀的皇军士兵们》和其他最近公布的日军官兵日记，都可以证实日军草鞋峡大屠杀的规模相当巨大。关于崇善堂参加掩埋尸体之说，中国学者以及日本学者洞富雄等学者都通过各种档案资料进行了批驳。 孙宅巍还认为关于掩埋尸体的具体数字问题目前尚无证据证明战后崇善堂有虚报嫌疑。

由于日本战败之际，军方将绝大多数重要资料都焚毁了，现在日本方面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主要来自于参加南京战的阵中日记、战时报道、官兵回忆等资料。但是针对这些资料，虚构派一方面不惜篡改原始史料以遮人耳目，如1984年虚构派重要人物、曾担任松井石根秘书的田中正明利用整理松井石根阵中日记资料的机会，肆无忌惮地篡改松井石根阵中日记原文，1985年被人发现其篡改之处竟有900处之多，此事被揭发后对虚构派的打击相当沉重；另一方面，对敢于正视历史公布历史真相的老兵进行无情攻击，例如，参加南京战的老兵东史郎1987年出版了他的日记《我的南京步兵队——一个召集兵体验的南京大屠杀》， 1993年，他的战友桥本将其告上法庭， 与此同时，虚构派纷纷乘机攻击东史郎，称其公布的日记并非原始文献而是事后修改的。另外，他们还对一些证据确凿的史料则通过各种方式试图论证其不可能，甚至通过法庭诉讼的方法来施加压力，最为明显的例子便是“百人斩”报道。虚构派论证认为“百人斩”是出于鼓舞士气编造出来的新闻，日本军刀从物理性能来看“根本不可能斩杀百人”等，而且他们认为参加“百人斩”的两人一是炮兵一是副官，不可能参加用军刀进行的杀人比赛。2006年12月小野贤二从多角度研讨了“百人斩”的事实。 对此，程兆奇撰文认为：承认“百人斩”是媒体制作的“勇武传”，至少在今天还为时尚早。 2006年12月，侵华日军战犯遗属向井千惠子(后改名为田所千惠子)、野田麻萨等三人状告《朝日新闻》原记者本多胜一、《每日新闻》报社、柏书房出版社等诉讼案终审败诉，战犯遗属想通过法律途径否定“百人斩”历史的图谋未能得逞。

虚构派对第三国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也不遗余力地进行攻击。1996年，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担任国际委员会主席的拉贝的日记被发现。《拉贝日记》对研究南京大屠杀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引起虚构派强烈反应。1998年，虚构派重要成员亩攵本正己出版了《真相•南京事件——拉贝日记的检证》一书 ，对《拉贝日记》进行了全面检证，他的结论是《拉贝日记》有明显的编造、前后矛盾、不自然、不合理。针对虚构派的无理检证，程兆奇专门撰文给予了全面反驳。 无独有偶，2001年北村稔也著书攻击田伯烈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和史迈士的《南京战祸写真》二书的客观性，认定这两本书是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提供的经费，完全是该处战时对外宣传战略的一部分，加上田伯烈同时也是国际宣传处的顾问（1938年7月受聘），因此，北村稔进而对田伯烈等人的第三者立场提出了质疑。 事实上，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可知，北村稔引以为据的曾虚白自传回忆并不准确， 国际宣传处是在田伯烈书稿完成后设法向他购买了原稿副本，而不是曾虚白所说的先花钱请田伯烈来写书，这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 而且即便田伯烈同国际宣传处有联系，也不能因此证明该书不具有客观性。近年来，国际委员会另一位重要成员贝德士的相关文献也遭到虚构派相同方法的检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