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官兵回忆进攻南京与南京大屠杀（三）

望月五三郎回忆：《我的支那事变·小学校与百人斩》

编者注：望月五三郎：1936年应征入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九联队第十一中队，上等兵

小学校

昭和12年11月26日

我们经过XX小学时，到校园里寻找柴禾做饭。学校内外一片荒凉，桌子椅子扔得到处都是。我们刚刚到这里，为什么这里会这么荒凉呢?一定是支那士兵的暴行。黑板上写着“打倒日本鬼”、“彻底抗日”、“誓复敌仇”、“……”、“……”等大小不一的字样，很是难看。这应该是支那士兵在撤退前为泄愤而写的吧。

在教室的墙上，挂着很多图画，应该是用作教材的。有的画上画着日本士兵用刺刀刺杀支那人;有的画着日本士兵把反绑着的支那人吊起来;有的画着女儿被强行拖走、母亲在苦苦哀求;有的画着几个支那人并排跪着，后面站着高举着军刀的日本兵，

前面还有一个人趴在地上，脖子上全是血;还有的画上画的是日本兵火烧支那人的情景。

在这些图画的边上都有文字说明，大概写的是我们日本人多么惨无人道、禽兽不如，支那民族正饱受摧残等意思吧。画上的人们都穿着日清战争时期的服装，支那人穿的是便衣，日本士兵穿的是黑色的军装，胸前画着黄色的肋骨，戴着镶着红边的军帽。从图画褪变的色泽可以看出这些图画已经挂了很久了。

从义和团事件到满洲事变，再到上海事变，接着到现在的支那事变，由于战火连绵不断所形成的同仇敌汽之心，通过这些图画表现得淋漓尽致。不过，虽然我不敢断定到底是不是这样，但是还是感到有些讽刺的意味。因为被这些强烈的抗日思想教育过的支那孩子们，反而对我们日本士兵很有好感，而且他们认为自己国家士兵的素质不如日本士兵。这与他们所学的东西恰恰是相反的。不过我认为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在此，我想就现在的教育方针谈一下自己的想法。现行的教育方针让文部省很头疼，PTA的P也很让人担心。日本的孩子现在身处安逸的环境之中，教师只要照本宣科，教孩子们国语、地理、数学就行了，真正的心灵教育是由父母来承担的，而情操教育则应该按照《教育敕语》来施行。在《教育敕语》中不允许用“朕”这个词，天皇也要说“我”。还有军国主义所提倡的“义勇奉公”。但是，在现今的国际经济斗争中，只有不重义、不奉公、不要勇气才能得胜。希望不要把孩子们带到邪路上去。

百人斩

昭和12年11月27日昭和12年11月28日

我们一路西进，来到距无锡八公里的地方，与败退下来的大约两个中队兵力的敌人相遇。一番激战之后，我们俘虏了30人，其余敌人都向无锡方向逃去。

无锡是一座工业城市，但是，战争笼罩下的无锡却一片冷清。高耸林立的烟囱没有一个在冒烟。曾经弥漫的煤烟把周围建筑物熏得鸟黑，整个街道死气沉沉。

速射炮在不停地朝着敌人的阵地射击。速射炮是一种破坏力极强的火炮，它的炮弹是沿直线飞行的，在听到发射声的同时，炮弹已经在墙壁上炸开了。接着，为掩护中队前进，野战炮也开始轰鸣。掩护是相当重要的，但是，可能是炮手的观测有误，炮弹落在了我们的周围，而且越来越向我们靠近，蜻中队长气得快要发疯了。

不久，炮声停了，敌人向常州方向撤退。

我们紧跟着向常州进军。在行进至丹阳时，部队停下来休整。于是，我就和一等兵吉田面对面站着聊天。忽然，吉田“哦”地一声，捂着肚子蹲了下去，他被流弹击中了。“怎么样，吉田?”我急忙问。可是，他没有回答，好像快不行了，不，是已经不行了。就差五寸，不然的话，被击中的就是我了。就这样，我眼睁睁的看着战友在离自己五寸的地方被枪弹击中，连好好安葬的时间都没有。我只好把他交给卫生队，心情沉重地加入到前进的队伍中去。

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野田、向井两少尉，开始了他们的“百人斩”比赛。作为见习士官的野田少尉到第十一中队时是我们的教官，他升为少尉后就担任了大队副官。行军途中，他负责传递中队的命令，骑马来回奔走。他是由于“百人斩”比赛而成名的，并被誊为“勇士”。国内的报纸、广播都对他大加赞扬。

他对手下说:“喂，望月，把那个支那人给我拖过来。”于是，那个支那人被拉来了。那个人一开始还苦苦哀求，可不久就不作声了，老老实实地跪在了少尉的面前。少尉高举着军刀，不停地在他的背后比划着，然后带着憎恶的笑容砍了下去。

就一刀，头颅立刻飞了出去，人的身体也随之倒下。从颈部喷出的血，将地上的石子冲得骨碌碌地翻滚。我本想转向一边的目光，一下子停在厂少尉的刀上。

虽然我眼看着战友死在自己的面前，虽然我从很多尸体上跨过，但是，我还是不能理解，为什么无缘无故地去屠杀毫无抵抗能力的农民?

这种屠杀在不断地升级。只要看到支那人，野田和向井就会争先恐后地挥舞起他们的军刀。要是在战斗中斩杀敌人也就罢了，但是他们连流着泪哀求的农民都不放过，只知道一味地残杀。这种事情，联队长和大队长应该都是知道的，但是他们竟然默许这种行为，导致“百人斩”得以继续进行。

不知为何，这种残忍的屠杀行为，居然被当作英雄事迹来评价和宣传。因为最前线没有媒体，所以，把支那士兵和支那农民的事情含糊地报道一下，通过报道部审阅后发回国内报道是有一定意义的。但如今看来，这件事是世界战争史上的一大污点。

关于终战后盟军是如何处置这两个少尉的，在这里，我想借用一下《潜行三千里》的作者、原参谋迁政信大佐的笔记来说明一下。

大佐听到战败的消息后，为了逃避罪责，先后逃到缅甸、泰国、印度、昆明、重庆，最后逃到南京，在当时一位支那要人的庇护下，为他出谋划策，对付共产党军队和毛泽东。等他被解除了战犯的嫌疑之后，才回到了日本。

战后，野田、向井两人作为南京大屠杀的凶手被抓了起来，一起被关在巢鸭。不过调查的结果却是证据不足，两人被释放了。但是后来由于某报纸上的一篇关于杀人比赛的新闻，他们被重新定罪。不管他们怎么解释都没用。在长时间的战争中，作为小队长参战的人，要说绝对没有罪是不可能的，但是仅凭旧报纸或小说作为证据来定罪，真让人无话可说。

支那的报纸上刊登厂两个少尉的遗书。他们在遗书中写道:“若我们的死能消除支那民族仇恨的话，我们就死而无憾了。”当时已近年关，雨花台一片白霜，两个少尉站在那里很从容地抽完了最后的一支烟，高喊着:“天皇陛下万岁!”笑着奔赴黄泉，每个人都中了两三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