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国父金九与蒋介石秘室单独笔谈

本文摘自：《民国春秋》杂志

1932年4月29日，在上海的韩国临时政府国务委员金九先生一手策划了尹奉吉义士上海虹口公园扔弹事件。一声巨响，炸毙侵华日军总司令白川义则，炸伤了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重光葵等数10名日本高级官员，举世震惊。

5月10日，金九为了阻止日本宪警对于上海韩侨的野蛮搜捕，在上海各报刊发表题为《虹口公园炸弹案之真相》的公开信，宜布虹口炸案和东京炸案均为本人指使。

金九还在《独立评论》上评述说:“闻此巨响，而大叫痛快者，岂三千万韩人乎!四万万五千万华人，宜有同感与。死于沪战之数万生灵，从此九泉冤魂可瞑目矣。噫!匹夫有志，可夺三军之帅;真诚心忧国者，当此危急之秋，岂可坐以待毙，而不亟起奋斗乎?”侨居美国、夏威夷、墨西哥、古巴等海外各地的韩侨，听到这个大快人心的消息，热情空前高涨，捐款也比以往更慷慨踊跃，临时政府在海内外韩国侨民中的政治影响大大扩扬。

嘉兴避难

上海虹口公园事件以后，日本军警像疯狗似地在法租界内大肆抓人.5月10日的金九声明发表后，日本军警释放了部分被抓的韩侨，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金九，曾悬赏60万元缉拿。金九在法租界已无法藏身。

最初，金九先生隐居在美国神甫费吾生的家中。金九声明发表后，日本军警搜捕更紧。为了摆脱日本军警的搜捕，金九在中国友人褚辅成先生的帮助下，于1932年初夏，秘密来到嘉兴、海盐，开始了半年的避难生涯。此时临时政府也撤离上海，迁到杭州。金九先生的安全保护间题，得到了中国国民党最高当局的直接关心。当金九启程来到嘉兴的时候，时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任职的韩国志士朴精一求见部长陈果夫，请求紧急援助。经过最高当局批准，陈果夫派遣亲信萧铮赶往浙江，布置地方当局予以保护.萧铮长期在浙江工作，与各方人士熟识.他找到曾任褚辅成秘书的江一天女士，请她与褚家联络，褚氏表示金九在嘉兴的一切均由其负责。萧铮又与浙江省警务处长蒋伯诚密谈，请其注意保护金九，蒋氏亦拍胸承当金的安全之贵。

在嘉兴，金九化名为张震、张震球，对外称是广东商人。褚辅成将金九安排在南门梅湾76号的老式小楼里隐居.此横有二层，十分隐蔽。进屋后粗一看，那通向楼上的门极像一扇老式大橱的门，将门拉开，才见有楼梯上楼.楼上有3个六角形的气孔，由可移动的木窗遮掩。打开木窗，可尽见楼下活动情况。楼上还有两块可移动的地板，把地板拉开，放下楼梯，可直下湖畔，遇有可疑者进门，金九便可通过此处下楼上船，飘然他走。

不久，日本军警由于在上海不见金九的踪影，便派密探在沪杭线和京沪线侦查。在褚家长媳朱佳蕊建议下，褚氏当机立断，又迅速将金九转移至位于海盐和海宁交界的南北湖。在那里有一幢朱家的别具特色的乡间别墅，号为“载青别墅”，坐落在青山绿水之间，既宁静悠闲，又安全可靠，是一个藏身的好去处。七八月间的一天，正是江南最为闷热的天气，褚夫人不顾个人和家庭的安危，放下怀中不满半岁的婴儿，勇敢地独自护送金九到海盐，第二天又转道六里堰，翻过野鸭岭，到达金牛山麓、南北湖畔的载青别墅。金九在此安全避难数月。多年后，金九在《白凡逸志》中回忆当年的动人情景，激动地写道:“褚夫人穿着高跟鞋，在七八月炎日之下，频频用手帕拭着汗，爬山过岭。夫人娘家的奴婢带着我的食物和其他日用品跟随着我们，我看着这光景真想把这场面摄成影片传给万代子孙。”

在上海14年，金九专意于临时政府的工作，抽不出时间去游览苏州、杭州、南京，甚至连上海城廓之外都没有跨出过一步。在南北湖，金九几乎每天能驾一叶扁舟，荡漾在湖面上，尽兴地徜徉于山水之间，参观名胜古迹，了解风土人情，结交农民朋友。

在嘉兴，金九最难忘的是船娘朱爱宝，她是金九避难时的忠实伴侣。虽然，朱爱宝只知道金九是广东人，但是，她对金九给予了很好的照顾和帮助。为了金九的安全，她每天以舟代车，陪伴金九来往于运河之中。在交往之中，金九与朱爱宝产生了类似夫妇的感情。以至在随后的5年时间里，朱爱宝一直陪伴在以古玩商为身份的金九身边，直至抗日战争爆发金九率临时政府西撤，朱爱宝才返回老家嘉兴。金九原以为一定会与朱爱宝再会，但实际上却是再无机会见面，金九为此感到遗憾之至。近年来，金九先生的儿子金信多次来到嘉兴，打听朱爱宝老人及其后代的下落，却始终未能如愿。1996年9月30日，韩国政府为了表彰褚辅成及其家人冒着生命危险保护韩国民族英雄金九先生的义举，将一枚建国勋章授予褚氏的后人褚启元先生。

金蒋会见

金九一派主要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发生联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表萧铮在安排好金九先生的安全保护事宜后，立即返回南京复命，并奉命与金九的代表朴精一会商援韩具体办法。经蒋介石批准自同年8月起，由国民党中组部每月拨款5000元，作为给予金九的经常工作费，关于临时政府方面的事业费，可由金九提出计划，另行拨款。这笔费用由金九刻一专用印章为凭，派人持章至萧铮处领取，先是从陈果夫的特别费内支出，1934年后列入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特别费预算支出。

双方还就支持韩国临时政府的反日复国斗争进行商议、金九曾通过萧铮向蒋介石提出设立骑兵学校的计划，金九认为东北韩侨甚多，如授以骑兵知识，可组织别动队，冲入韩境，必可得举国响应，引起反日革命.萧铮认为此事若成，可舒解当时日本对我之压迫，乃迅速转报国民党中央，但未为蒋氏赞同。1933年1月，金九离开嘉兴来到南京，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江苏省主席陈果夫的安排下，实现了金九与蒋介石的第一次秘密会谈。

金、蒋的会见是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蒋介石的官邸进行的。陈果夫陪同会见，朴精一兼任翻译。蒋介石首先说:“东方各民族实行符合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之民主政治是比较好的。”金九表示赞同，并提出“日本侵略大陆的魔手，时时刻刻侵袭着中国，如果方便的话，单独笔谈几句如何?”于是，陈果夫和朴氏退出门外。金九举笔写道:“先生若支助百万元，两年之内可在日本、朝鲜、满洲三方面掀起暴动，切断日本侵略大陆之后路，以为如何?”蒋介石看后提笔写道:“请以计划书详示。”会谈即告结束。

次日，金九先生向陈果夫送交了一份计划书，说明韩国临时政府的具体构想，后陈果夫在自己的寓所设宴招待金九先生，在席间转达蒋氏的意思。蒋介石认为:“若以特务工作来杀死天皇的话，又有天皇出来;杀死大将的话，又有大将出来。着眼将来的韩国独立战争，建议先训练一批武官。”金九表示赞同，告知:“此乃我之所愿而不敢请者，问题在于训练场所和经费。”金九和蒋介石首次会见的最大成果，是达成了中国官方帮助韩国独立运动培训武装干部的协议。

随即，陈果夫和金九商定了训练韩国志士的具体计划。金九立即派人到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地招收韩籍爱国青年，并从东三省聘请了李青天、李范爽、吴光鲜等韩国独立军将领南下担任教官。与此同时，由中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联络的以金元凤为领袖的朝鲜民族革命党也得到中方支持，同时开展培训武装干部的工作。1932年10月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国民政府分别在南京、洛阳及江西、湖北等地，举办各种类型的朝鲜革命干部学校，招收了415名韩籍学生。这批军事人才除少数留在中国军队担任谍报、策反、教育俘虏等工作外，相当部分派往各地从事反日斗争，战时成为朝鲜义勇队和韩光复军的主要骨干。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金九先生在韩国临时政府中的领袖地位逐步形成，韩国临时政府也在内部激烈的派系斗争中得以坚持下来。

在中国官方的支持下，临时政府先是移居江苏省政府所在地镇江，后又移居南京，与中国国民党关系日益密切。次年11月，韩国临时议政院召开第29次会议，确认了嘉兴南湖会议改组的新政府，使其地位更加稳固。12月，金九先生与李东宁等人又在上海秘密创建“韩国国民党”，金九担任理事长。这个党代替旧韩国独立党成为支撑临时政府生存和发展的主要政治力量.不仅它的名称与中国国民党相同，而且其政治纲领也深受中国国民党的影响。

联华抗日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金九先生积极领导韩国临时政府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7月15日，临时政府召开国务会议，决定在军务部下设立军事委员会，确立战时体制，以适应中国抗战爆发的新局势。7月21日，临时政府颁布了由金九等国务委员共同联署的布告《严重时期与一般之注意》，宣布韩民族的“独立战争业已开始，雪愤复国时机已到来”，号召韩族侨胞奋起战斗。7月30日，金九先生向中国当局秘密递交《韩国国民党之战时后方捣乱计划节略》，提出具体的战时后方捣乱工作可分为两部分，“一则义勇军之部队的战斗，二则个人或小团体之特务工作”等。次日，金九先生派遣金英浩等6人赴北平敌占区，恢复中韩互助社，搜集日军军事情报，并以“韩国抗日同志会执行委员会”名义，散发《告侨居华北同胞书》，鼓动韩侨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八·一三”事变爆发后，金九潜回上海，密访中国军政要人和法租界公董局有关人士，商议中韩联合反日事宜。

韩国独立运动的致命弱点是其内部的派系斗争。在大敌当前，复国有望的新局势下，金九先生为促成韩国独立运动各党派的团结做了大量的工作。8月，他将拥护韩国临时政府的韩国国民党、朝鲜革命党和韩国独立党以及在美洲的大韩独立军等9个团体联合起来，在南京成立“韩国光复运动团体联合会”，并发表宣言，称“中日战争是我中韩两民族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号召韩侨“要以不惜最后一滴血的觉悟，来参加光荣的抗日战争”。随后，金九积极谋求韩国国民党、韩国独立党、朝鲜革命党三党的合并。正当三党领袖在长沙朝鲜革命党本部楠木厅开会时，突遭朝鲜革命党中央委员李云焕狙击，致使金九重伤，玄益哲不治身亡，合党运动亦告停顿。1939年5月，在中国最高当局的劝解下，金九先生与朝鲜民族革命党领袖金若山联名发表《告同志同胞诸君公开信》，宣布他们关于现阶段朝鲜革命的政治主张，提出解散中国关内一切朝鲜革命团体，重新建立一个单一的组织，并一度组成了“全国联合阵线协会”，迈开了两大派实现联合的第一步。8月，金九又积极参与了韩国独立运动七团体在四川綦江举行的统一会议，虽因意见不合而告失败，但在1940年5月，实现了韩国独立党、韩国国民党、朝鲜革命党三党的合并，组成新的韩国独立党，作为韩国临时政府的执政党，金九先生为执行委员长。 1941年5月，金九又成功地促成了金若山领导的朝鲜民族革命党声明加入韩国临时政府，使临时政府的实力大大增强。

在金九的努力下，韩国临时政府原散居在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成员及其家属得以集中，并先后迁徙至汉口、长沙、广州、柳州、綦江，最后来到中国战时陪都重庆。1940年9月，经金九先生的一再交涉和联络，中国官方在重庆郊外土桥建造“朝鲜村”，以供政府成员及家属居住，并辟枣子岗娅为临时政府官邸，使其能公开挂牌办公。10月，韩国临时议政院在重庆举行会议，修改临时宪法，将国务委员制改为主席制，并正式选举金九先生为临时政府主席。金九先生随即以政府主席身份颇繁开展对于中国朝野的外交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中国官方全部承担了韩国临时政府及各抗日党派的政务活动费、军务活动费、党务活动费及侨民生活费，数额不断增长，至1945年达每月300万法币。中国舆论也积极支持韩国独立运动，1941年11月17日，中国国民参政会曾通过了要求政府扶助韩国完成独立复国，在适当时期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提案。中国共产党也采取各种形式公开支持韩国独立运动。中共驻重庆办事处与韩国临时政府建立了联系，《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中共报纸广泛宜传韩国独立运动。中韩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战斗情谊将永载史册。

创建光复军

1940年2月，金九先生向国民党当局提议组织韩国光复军情报网，策动日军中的鲜籍士兵反正。5月，金九先生正式向国民党中央请求成立韩国光复军，并提出《韩国光复军编练计划大纲》。1940年9月17日，在中国国民政府的直接援助下，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在重庆嘉陇宾馆正式成立。总司令由韩国抗日名将李青天担任。金九等发表宜言，声明韩国光复军决“与友邦中国抗日大军并肩杀敌”，“不但调动白山黑水间枕戈待旦的三韩健儿和散在华北一带的白衣大群，更能以此国内的三千万革命大众闻风而起，冲断倭寇的铁蹄锁链而遂行圣洁的天职”。光复军总部初设西安，后移重庆，内设总务、参谋、副官、经理、政训、编练、军医、宣传8处，下设一、二、三、五4个支队及1个分处，分驻山西、绥远、安徽、陕西、江西等抗日前线，协助中国军队收集情报，进行对敌宜传，管训日本战俘，策动韩人反正等，在瓦解敌军士气，鼓舞中韩人民斗志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42年5月，在金九先生的积极努力和中国官方的推动支持下，朝鲜民族革命党领导的朝鲜义勇队并入韩国光复军。

韩国光复军成立之初，经中韩双方约定，光复军虽与韩国临时政府保有名义上的隶属关系，实际上却由中国军方直接指挥。经韩方同意，中国军事委员会曾颁布《韩国光复军行动准绳》9款，规定中国军方与该军的关系。1943年2月起，以金九先生为首的韩国临时政府向中方要求废除《准绳》，另订新约，并提出《中韩互助协定草案》。双方经过反复磋商，于1945年3月达成《援助韩国光复军办法》。据此，光复军直辖临时政府领导，不再隶属于中国军事委员会;原先派驻该军的中国军人除韩方同意留驻的经理、联络人员外，一律由中国军方撤回;光复军所需薪响、械弹、实物由中国军方核发单位事先核价，然后以借款方式交临时政府转发该军使用。

在战争结束前夕，当盟军空军势力已伸展至朝鲜上空时，金九先生在中国官方支持下，于1945年3月拟定了《军事计划书》送交中国军方，计划选派若干光复军干部，进入朝鲜内地，唤起原有之爱国组织，组成地下军，一方面在盟军登陆时，发动内部之配合攻势，他加紧指导民众，使之反抗日军统治。该计划曾得到中国军方的高度关注，却因战争很快结束而未能付之实施。

金九先生还十分注意利用美、英等国对于韩国光复军的重视，积极活动，直接与同盟国建立联系。1943年8月，金九先生派遣韩国光复军海外工作团，飞赴缅印前线，协助英国军队进行战地工作。1945年5月，金九先生又会见驻华美军参谋长，商讨光复军协助美军作战间题。随后，美国军官分别在西安、阜阳，与光复军第二、第三支队合作，秘密训练韩国光复军。8月14日，金九先生专程乘坐美国专机到西安，与美国作战部长陀诺裴将军进行了军事协商，并考察了韩籍受训学生的实地演习。

争取国际承认

1941年12月10日，金九先生领导的韩国临时政府紧随中国之后，以三千万韩国人民和政府的名义正式对日宜战，颁布了《对日宣战书》。

次年1月30日，金九先生以临时政府主席身份向中国官大提出了《关于承认韩国临时政府之节

略》，要求中国政府当机立断，迅速承认韩国临时政府。旋金九先生又委任旅居美国的李承晚为临时政府全权代表，与美国政府交涉，要求将韩国列为对日抗战的同盟国之一。

同年3月1日，重庆韩国侨民举行盛大集会，纪念韩国“三一”运动23周年，金九先生任大会主席。会议决议致电中、美、英、苏四大国元首，要求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并准韩国以第27个参战国加入对日作战的同盟国。

以金九先生为首的韩国临时政府的强烈呼吁，得到了中国朝野的响应。1942年3月，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发表公开演讲，主张立即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同年10月，中韩文化协会在重庆成立，中韩双方的军政要员及著名人士60余人分任该协会的理事、监事，形成了中韩两国人民团结战斗的强大阵容。这一切推动了中国国民党当局加强对于韩国独立运动的支持力度。12月，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核准了《扶助朝鲜复国运动指导方案》，决定加强对于援韩工作的领导，确定了“先终国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方针.1943年10月举行的开罗会议终于莫定了战后朝鲜独立国的地位。

然而，金九先生争取国际社会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努力却最终未能获得成功。中国国民党当局确定了“先他国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方针，并为实现这一方针而与美、英等一再进行交涉，反对战后国际托管朝鲜半岛，争取各大国一起承诺战后立即给予韩国独立，并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合法地位，却迟迟不能实现。

金九先生等临时政府领导人尽管面临种种困境，但仍坚韧不拔地进行努力。1944年6月29日，

金九先生向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递交《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备忘录》，要求中国首先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同月，金九先生还代表临时政府向中、美、英、苏等30余国递送备忘录，要求各国承认韩国临时政府。中国方面充分理解金九先生等人的心情，同情韩国临时政府的要求，也为实现承认韩国临时政府作了多方面的外交努力，但最终因美、英、苏诸国的反对及受联合国家间的国际条约的限制，而未能采取承认的实际行动.

惜别中国

当日本宜布无条件投降之时，金九先生正在西安视察光复军军务，他怀着激动的心情迅速返回重庆，处理战后临时政府面临的种种紧急问题。临时议政院内意见分歧，有人主张解散临时政府，国务委员总辞职后回国，也有人主张临时政府和临时议政院从速实行改选改组等，金九则坚决反对解散临时政府，主张继续维持临时政府的存在，直至回到汉城，在国民面前移交为止。金九的意见得到了全体议员的同意。

为了实现韩国独立复国的目的，金九先生开展了一系列紧张的外交活动。8月22日，金九先生会见中国国民党中央主管援韩事务的秘书长吴铁城，就双方关心的间题交换了意见，金九尤强调两点:第一，“中国国民党与韩国独立党历史关系向极深厚，今后希望更进一步，积极援助、第二,“俟韩国临时政府回国后，召集各方领袖，组织新的临时政府，届时请中国政府先予承认”.24日，金九先生又向中国最高当局递交《备忘录》，提出了承认韩国临时政府、转商美军当局于最短期间内拨借飞机运送临时政府主要人员回国、设置必要机构抚慰中国沦陷区韩侨、将敌军中的韩籍士兵编为韩国光复军基干队伍、妥善保护韩国侨民、尽先拨借船只将侨居重庆的韩胞老幼一次送回国内、拨借华币3亿元等7项要求。

中国官方十分重视金九先生代表临时政府提出的请求。8月24日，中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发表《完成民族主义，维持国际和平》的演讲，明确表示“恢复高丽的独立自由”是中国国民革命最重大目标和最迫切工作之一，中国抗战“不仅为中国自身平等而奋斗，亦且为高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国民政府通过外交途径与美国政府紧急磋商，表明中国政府认为此时已为盟国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适当时机”，但又一次为美政府拒绝.美苏迅速达成协议，以“三八线”为界分由两国军队占领朝鲜半岛，中国在朝鲜间题上的发言权大大降落。尽管如此，国民政府还是应金九先生所请，采取一些紧急措施作为补救:同意韩国临时政府在华北、华中、华南三区设立韩侨宜抚团，调查救护散在中国各收复区的韩侨;批准韩国光复军收编日军中的韩俘，不作敌俘看待等;代请美军迅速拨出飞机，运送韩国临时政府成员回国，要求美国军政府尽量任用他们;借给韩国临时政府法币1亿元，美金20万，以供归国后开展政治活动之用;委任邵毓麟为中国军事委员会驻韩代表，享受公使待遇(未成行)，接纳韩国临时政府设置以朴精一为团长的驻华代表团等等。

当时朝鲜半岛以“三八线”为界，形成了两个军事占领区:南边是美国军事占领区，北边是苏联军事占领区。9月，美军在其占领区建立了“军政府”，实行军事管制，并强制解散韩国人民通过选举而产生的各级政权。虽经中国国民政府再三文涉，美国军方始终不允许金九等人以韩国临时政府的名义归国。为了尽速回国参加国内的政治斗争，反对美英等国的“国际托管”阴谋，实现韩国的真正独立和建国，金九先生被迫屈从美方的要求，以个人名义回国.

11月4日，中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夫妇在重庆国民党中央党部大礼堂举行茶会，欢送金九先生等韩国革命领袖回国。蒋氏在致辞时表示:“朝鲜不能告成独立自由平等，无异中国不能告成独立自由平等;朝鲜如不能独立，不特将妨碍中国独立，而东亚与世界之和平亦不稳固”，“国民党必用全力辅助朝鲜之独立”等。金九先生致答词表示谢忱.在此之前，国民外交协会、中韩文化协会等32团体以及中共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分别举行集会欢送韩国革命领袖归国。金九先生等临时政府成员出席，宾主频频举杯，殷殷话别。11月5日，金九先生一行29人分乘两架飞机前往上海，金九先生发表《致中华民国朝野人士告别书》，该文书回顾数十年中国朝野对于韩国独立运动的支持，称“似此义薄云天，是九等与吾韩三千万民众当永感不忘也”，“依依惜别之情绪，实非楷笔所能罄”，表示“更愿与贵国保持水远密切合作之精神”，“互相亲睦，于亿万斯年也”。

同日，旅居上海的韩侨6000余人在虹口公园尹奉吉烈士举义处举行大会，欢迎金九先生一行。7日，金九先生在上海发表书面谈话，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敝国临时政府在上海诞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这个政府的同人从重庆经过上海而就要回国，上海实为韩国独立运动的海外发祥地，表示临时政府对外要增进韩国与中、美、苏、英等同盟国家间的友谊，以便迅即履行为正义而奋斗的世界大家庭一员的义务;对内要加强统一团结，以便立即贯彻独立自由的目的等。

11月23日，经中国政府与美军驻上海总部联系安排，金九先生一行乘坐美军飞机，从中国上海江湾机场直飞汉城，结束了在中国长达27年的流亡生涯。

金九先生归国后的命运，如同他的祖国的命运一样，是十分悲哀的。

战后，韩国独立间题由于美、苏两国分别进驻朝鲜半岛的南、北部而趋于复杂化。1945年12月，美、英、苏在莫斯科举行三国外长会议，正式决定由四强托管朝鲜半岛。然而，由于美、苏冷战的影响和制约，四强托管朝鲜并未能够实际实施，经过韩国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错综复杂的较量和斗争，最终导致了朝鲜半岛的南北分立。

金九先生的一生始终为韩国的独立而奋斗。1947年他在《我的愿望》一文中，强调“我过去的70余年都是为这个愿望而活着，现在也是为这个愿望而生存，将来还要为实现这个愿望而活下去。”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国际托管朝鲜，力主南、北各政党及各社会团体进行民主协商，通过全国普选，建立民主、独立的统一政府。为了谋求祖国的统一，他曾与金奎植联名致函金日成，建议召开南、北政党和社会团体代表协商会议，并越过“三八线”，抵达平壤，与金日成会晤，出席“南北联席会议”。会议抗议美、苏联合插手韩国问题，要求美、苏两国尽快撤离朝鲜半岛，让朝鲜人民在没有外来势力的影响下完成自己的建国任务。

可是，在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下，金九先生的努力并不能改变朝鲜的命运。国土两断、骨肉分离的局面终于形成。年愈七旬的金九先生，心中悲愤异常。他愤而退出政界，致力于“建国实践员培养所”的工作，把培养青年干部作为己任。

1949年6月26日，金九先生在自己的家中被韩国右翼分子安斗熙秘密枪杀，终年73岁。韩国人民为失去这样一位非凡的政治家而痛惜。7月5日，朝鲜南部各界群众云集于汉城西大门的京桥庄，将金九的灵枢送往孝昌公园墓地。1962年3月1日，大韩民国政府为了弘扬金九先生的民族正气和爱国精神，追授他“建国功劳勋章”一枚。中国人民也对金九先生怀有深深的敬意,90年代初上海韩国临时政府旧址正式对外开放，在接待室的正中置有金九先生的半身铜像，供中韩两国的参观者瞻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