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方还就支持韩国临时政府的反日复国斗争进行商议、金九曾通过萧铮向蒋介石提出设立骑兵学校的计划,金九认为东北韩侨甚多,如授以骑兵知识,可组织别动队,冲入韩境,必可得举国响应,引起反日革命.萧铮认为此事若成,可舒解当时日本对我之压迫,乃迅速转报国民党中央,但未为蒋氏赞同。1933年1月,金九离开嘉兴来到南京,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江苏省主席陈果夫的安排下,实现了金九与蒋介石的第一次秘密会谈。
金、蒋的会见是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蒋介石的官邸进行的。陈果夫陪同会见,朴精一兼任翻译。蒋介石首先说:“东方各民族实行符合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之民主政治是比较好的。”金九表示赞同,并提出“日本侵略大陆的魔手,时时刻刻侵袭着中国,如果方便的话,单独笔谈几句如何?”于是,陈果夫和朴氏退出门外。金九举笔写道:“先生若支助百万元,两年之内可在日本、朝鲜、满洲三方面掀起暴动,切断日本侵略大陆之后路,以为如何?”蒋介石看后提笔写道:“请以计划书详示。”会谈即告结束。
次日,金九先生向陈果夫送交了一份计划书,说明韩国临时政府的具体构想,后陈果夫在自己的寓所设宴招待金九先生,在席间转达蒋氏的意思。蒋介石认为:“若以特务工作来杀死天皇的话,又有天皇出来;杀死大将的话,又有大将出来。着眼将来的韩国独立战争,建议先训练一批武官。”金九表示赞同,告知:“此乃我之所愿而不敢请者,问题在于训练场所和经费。”金九和蒋介石首次会见的最大成果,是达成了中国官方帮助韩国独立运动培训武装干部的协议。
随即,陈果夫和金九商定了训练韩国志士的具体计划。金九立即派人到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地招收韩籍爱国青年,并从东三省聘请了李青天、李范爽、吴光鲜等韩国独立军将领南下担任教官。与此同时,由中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联络的以金元凤为领袖的朝鲜民族革命党也得到中方支持,同时开展培训武装干部的工作。1932年10月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国民政府分别在南京、洛阳及江西、湖北等地,举办各种类型的朝鲜革命干部学校,招收了415名韩籍学生。这批军事人才除少数留在中国军队担任谍报、策反、教育俘虏等工作外,相当部分派往各地从事反日斗争,战时成为朝鲜义勇队和韩光复军的主要骨干。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金九先生在韩国临时政府中的领袖地位逐步形成,韩国临时政府也在内部激烈的派系斗争中得以坚持下来。
在中国官方的支持下,临时政府先是移居江苏省政府所在地镇江,后又移居南京,与中国国民党关系日益密切。次年11月,韩国临时议政院召开第29次会议,确认了嘉兴南湖会议改组的新政府,使其地位更加稳固。12月,金九先生与李东宁等人又在上海秘密创建“韩国国民党”,金九担任理事长。这个党代替旧韩国独立党成为支撑临时政府生存和发展的主要政治力量.不仅它的名称与中国国民党相同,而且其政治纲领也深受中国国民党的影响。
联华抗日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金九先生积极领导韩国临时政府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7月15日,临时政府召开国务会议,决定在军务部下设立军事委员会,确立战时体制,以适应中国抗战爆发的新局势。7月21日,临时政府颁布了由金九等国务委员共同联署的布告《严重时期与一般之注意》,宣布韩民族的“独立战争业已开始,雪愤复国时机已到来”,号召韩族侨胞奋起战斗。7月30日,金九先生向中国当局秘密递交《韩国国民党之战时后方捣乱计划节略》,提出具体的战时后方捣乱工作可分为两部分,“一则义勇军之部队的战斗,二则个人或小团体之特务工作”等。次日,金九先生派遣金英浩等6人赴北平敌占区,恢复中韩互助社,搜集日军军事情报,并以“韩国抗日同志会执行委员会”名义,散发《告侨居华北同胞书》,鼓动韩侨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八·一三”事变爆发后,金九潜回上海,密访中国军政要人和法租界公董局有关人士,商议中韩联合反日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