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身许国功成身退:光复会志士群像

本文摘自：《历史深处的误会》  傅国涌/著  东方出版社/出版

何清涟在一次访谈中说：“从历史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明末的江南士绅具有何等气概，为了抗清，江南士绅可以毁家纾难，召集壮士，为人留下了血脉贲张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至今还可以从历史记载中感受到明末江南士绅登高一呼，应者云集时具有的那种道德自信。这种自信经过三百年异族统治消散殆尽。到了清末，成了鲁迅笔下的赵太爷之类，一个阿Q拿了个什么银桃子来，就把他们吓得战战兢兢。”（《书屋》1999年第4期）

但我在清末历史中看到的并不是这样一幅景象，他们和明末的江南士绅相比不仅一点也不逊色，而且大大地超越了明末。清末的江南，以江苏、浙江为中心形成了两个政治群体，一个是以张謇、汤寿潜等为代表的立宪派，在清朝垮台前曾发起过有声有色、影响广泛的国会请愿运动；另一个是以章太炎、蔡元培、徐锡麟、秋瑾等为代表的光复会，以推倒异族政权为目标，是清末举足轻重的一支革命力量，为辛亥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本文仅举以浙江知识分子为核心的光复会为例，说明即使在异族近三百年的统治后，这块曾经产生了黄宗羲、张煌言的土地上同样出现了一大批富有道德自信的杰出人物。这些人中又以绍兴人最多，不仅有流血牺牲的英雄，还有为他们捐资出钱的人士，当时办学堂、买武器、留学、捐官都需要大量经费，徐锡麟捐了道员，陶成章捐了知府，这些钱就是许仲卿等人自愿捐的。光复会的领袖与骨干多数并不是一穷二白的人家，蔡元培还是个翰林。

鲁迅引用明朝人的话说他的故乡不是藏污纳垢之地，而是报仇雪耻之乡。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数千年来一直激励着他的后人不畏艰辛，奋发图强。明末清初抗清的义举果然是一幕让人神往的历史，但最能体现这块土地和他的人民精神气质的还是清末民初的那一幕历史。赵太爷在哪个时代都有，也不是清末所特有的。当我面对秋瑾、徐锡麟等英烈的坟墓，抚摸浙军攻克金陵阵亡将士纪念碑上密密麻麻的姓名，总是感到激动不已。这些义无返顾地把自己的生命、鲜血献出来的人，不管过了多少时光，也不管我们的信念有多大的差距，他们面对死亡无所畏惧，用自己的生命写下了一首首壮怀激烈的诗篇，这种凛然正气是永远一样的。

据辛亥老人沈瓞民回忆，“光复会坚持由‘鼓吹’而趋向‘力行’，就是重视武装革命，自癸卯至辛亥之间，没有一年，没有一月，不在进行武装革命。清朝统治集团残酷镇压，同志被杀的、被密拿、通缉的、起义就难的，前后不下五千人。时隔五十载，姓名湮没无闻，比比皆是。”所以李敖称陶成章和光复会“才是真正伟大‘革命人格’的实践者”。

光复会，又名复古会，起源于1902年章太炎等在日本东京发起的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军国民教育会和以浙江知识分子为主的“浙学会”（即1900年成立的“浙会”）。1904年冬天光复会在上海成立时，章太炎因“苏报案”正身陷囹圄，声望卓著的蔡元培被推为会长，以资号召。光复会虽然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但响亮地提出了“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的誓词，实际上也就是它的纲领。

1905年同盟会成立，光复会的主要领袖都不在日本，所以光复会成员只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同盟会，在国内仍以光复会名义活动，秋瑾回国后也是如此。他们和孙中山在反清的共同目标下有过暂时的合作，但几年以后就分裂了。有些人（如徐锡麟）则一直拒绝参加同盟会。1910年陶成章重建光复会，章太炎为会长。

1912年1月28日在给孙中山的信中把光复会的贡献讲得很清楚：“然自癸、甲以来，徐锡麟之杀恩铭，熊成基之袭安庆，皆光复会旧部人也。近者，李燮和攻拔上海，继是复浙江，下金陵，光复会新旧部人，皆与有力。虽无赫赫之功，庶可告无罪于天下。”

同一天，已经成为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致电陈炯明及同盟会，对光复会的评价基本上认同章太炎的看法，措辞几乎都一样，他说：“光复会则有徐锡麟之杀恩铭，熊成基之袭安庆，近者攻上海，复浙江，下金陵，则光复会新旧部人皆与有力，其功表见于天下。”（他后来在《建国方略》里回顾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史时，也充分肯定了光复会的历史功绩）

在光复会成立80周年时编的《光复会党人录》中只记载了1100多人的姓名，大部分人的姓名都已湮灭。但仅仅从这份名单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当年光复会人才济济，其中不仅有秋瑾、徐锡麟这样名垂史册的英烈，也有鲁迅这样的伟大人物。名单上以浙江人为主，尤其是绍兴人最多，这和蔡元培、徐锡麟等在故乡的声望、号召力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