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踞松山的日军到底是一群怎样的魔鬼与野兽！

本文摘自《1944：松山战役笔记》之第一章 余戈/著 三联书店出版

鸣谢作者余戈先生提供网易历史频道首发，网易历史将陆续刊发本书的其他章节，敬请关注。

序章：他们在寻觅什么？

第一章  松山：兽军盘踞的要塞

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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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Googel地图网站提供的美国卫星地图中寻找松山，大致由北向南流下的怒江可作为参照物。当你在横跨怒江的惠通桥西岸找到“腊勐”这个地名，在其北侧紧傍的一座大山即为松山，主峰标高约为海拔2200米。从松山溯怒江北向绵延而上，则是如鱼脊般逐渐抬升而起的高黎贡山脉，那里的平均海拔已在3000米以上。

松山主峰至怒江江面的垂直落差为1500多米，站在松山顶上看怒江，仿佛从空中俯瞰，怒江如深谷中的一条银练；而抬头眺望怒江东岸的山峦，则感觉如在眼前，直线距离不过八九千米，似乎在此岸喊一声，彼岸即可听到，但行程却在60公里以上。自保山方向逶迤而来的滇缅公路，经东岸的山头绕“之”字形盘旋而下，至怒江峡谷谷底，跨过惠通桥后又盘旋而上，先通过腊勐寨子，再环绕松山山腰绵延数千米，而后在西南方向的滚龙坡转向龙陵。由于这里山岭高峻，一向人迹稀少，但又是怒江以东通往龙陵、芒市的必经之路，古时只有一条陡峭多弯的古驿道，西行者从东岸山上下到谷底，再攀援而上至西岸山头，往往要走一整天，且一日里要经历谷底炎夏、山腰凉秋、山顶寒冬三种不同气候，一向被行人、马帮视为畏途，不是万不得已，绝不进入这“高山夹箐，地险路狭，人马不能并行”之地。对怒江峡谷而言，西岸的松山是一座超级“桥头堡”；对滇缅公路，松山是扼断其咽喉的巨手；对滇西重镇龙陵，松山则为前沿屏障。其地理位置之重要，身临其境者一目了然，故西方记者曾将其称作“滇缅公路上的直布罗陀”。

据守松山的是日军第56师团步兵第113联队主力，及师团直属野炮第56联队一个大队，配属辎重兵、卫生队和防疫给水部一部，负责镇安街西南至怒江地区的守备，指挥部设在松山。他们在松山构筑了坚固的半永久性工事，常驻兵力约3000人，方圆十数里都在其炮火控制之下。这支日军是1942年5月攻占缅甸后，追击败退的中国远征军而前出到松山的。其后整整两年，一直盘踞于此。按日军的惯例，他们以松山脚下的腊勐寨名，取谐音将守军命名为“拉孟守备队”。

1944年元旦，在松山日军的记忆中是个难忘的日子：海拔2010米高的松山阵地上开始供水了。为此，日军在松山主峰的道人坪子用汽油桶烧了热水，士兵们脱得赤条条的洗了一通露天浴。

既然日军打算在松山长期坚持，水源问题就显得至关重要。此前，日军在主阵地与崖阵地中间北侧的水无川山谷中找到了水源，但因无供水设备，只能组成运水班，每天往返一次，从山下背水上来。1943年12月1日，配属拉孟守备队的第56师团防疫给水部的冈崎正尚军医大尉、吉田好雄准尉等人，用汽车吸水排气装置改装成一台动力抽水泵。又从畹町运来水管和混凝土材料，日军士兵汗流浃背，日夜施工，在步兵炮队兵舍西侧高地修了一个蓄水槽，又在滇缅公路纪念碑西侧高地修了一个配水池，而后用两级抽水泵抽水上来，再用铁水管输往各兵舍地。1943年12月26日首次供水，1944年元旦开始可以三天洗一次澡了。

洗澡对日本人是最重要的生活享受，能三天洗一次澡似乎意味着真正的安居乐业了，但他们想不到200多天后即全部葬身于这个山头。

在日军被歼灭整60年后的2004年9月，笔者来到了松山。从松山腹部的大垭口村往山上走数百米，在路边的玉米地里看到一座部分边沿已经残缺的日军蓄水池。这是当时松山阵地上仅有的几个混凝土设施之一；据说还有一处是电话交换站，已经被炮火翻耕深埋于地下。60年过去了，蓄水池里盛满了猩红的雨水。

当时，吉田准尉还用汽车发动机改装成发电机，为松山主要阵地和兵营安装了电线，使70多处用上了电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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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部队都是所谓“乡土部队”，每支部队的兵员均来自一地，凭借日本人浓重的乡土观念形成特殊凝聚力。侵占滇西的第56师团，系根据日本裕仁天皇“军令陆甲第85号”令，以第12师团留守部队为基干，于1940年7月在久留米编成，以北九州的福冈、佐贺、长崎三县为征兵区。在日本，九州岛素以民风强悍好斗、活火山频繁爆发和娼妓众多著称，日本战国时代属最强势的萨摩藩，历来是出精兵的地方。在南京大屠杀中罪孽深重的破城“首功”熊本第6师团，及在缅北横行一时的久留米第18师团都属九州部队。作为编成地同为一地的“同乡”部队，第56师团与第18师团在滇西、缅北战场遥相呼应，作战配合上有天然优势。第56师团属于“新常设师团”，基干力量为三个步兵联队，但配属有搜索、野炮、工兵、辎重诸特种联队，为战争中后期战斗力较强的“一类师团。”

曾任日军大本营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的服部卓四郎大佐在战后所著的《大东亚战争全史》中夸耀，“第56师团自1942年5月进占怒西以来，在师团长松山祐三中将（陆士22期）统率之下，富有必胜之自信，认为本战场为师团之练兵场。故能对十倍之敌，善战异常”。 如果稍稍翻翻账本，就知道这个牛吹得有点大——至少在第56师团中序列第一的第113联队，就没有底气这么说。

第113联队是1938年5月在熊本编成的，最初纳入第106师团序列参加了武汉会战，在九江以南的沙河镇和万家岭，两次几乎被国军全歼，其首任联队长田中圣道大佐被击毙； 在一年后的南昌会战中，继任联队长饭野贤十大佐又被打死。 1940年3月该联队撤编，兵员解散。半年后，第113联队又在福冈重新编成，1941年10月纳入第56师团序列。1942年随第56师团进攻缅甸，因为我第一次入缅远征军敌情掌握有误，“漏算”了该师团，被该敌从东线急进包抄击溃退过怒江，算是让其自信膨胀了两年。 中国远征军反攻在即，这个“倒霉联队”的好日子还能维持多久？

第113联队现任联队长松井秀治大佐（陆士26期），即为拉孟守备队队长。中国远征军反攻开始后，松井率联队主力增援高黎贡山方向作战，将守备队长之职委于野炮兵第56联队第3大队大队长金光惠次郎少佐，后来又让自己的副官真锅邦人大尉从高黎贡山返回松山协助金光指挥。指挥日军拉孟守备队后来葬身于松山的就是此二人。

金光惠次郎明治二十九年（1896年）生人，日本冈山县和气郡人，出身贫寒农家，高小毕业后即辍学。大正五年（1916年）20岁时应征入伍，服志愿兵役10年后，才以军曹资格考入士官学校进入军官行列（少尉候补生第7期），1944年已经48岁。 按日军制度，少尉候补生出身的军官，平时很难升到大尉，能晋升到少佐是因战时军官缺乏而实行的特例了。服部卓四郎在《大东亚战争全史》中说，“金光责任感颇重，沉勇有为，深得部下爱戴，及上司之绝对信任”。 日军陆军军官的正路出身，是从陆军幼年学校或旧制中学校毕业后考入士官学校，毕业后晋升到少佐大队长这一级，一般不超过40岁。金光惠次郎这个年龄无疑是超大了，被戏称为“老少佐”。大概因为出身不正的原因，这个“老少佐”不像一般少壮军官那样狂傲，显得比较内敛。据野炮兵第56联队本部的吉口未吉中尉回忆：“金光是一个很会写报告、写文章的人。他即使来到比他年轻的山崎联队长这里，也像一个新兵，稍站片刻，回头就走，很有礼貌。”

以金光这样的出身和个性，虽然担任着守备队长，但实权无疑旁落于第113联队副官真锅邦人大尉手里。

真锅邦人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出生，日本福冈县筑紫野市人。先后毕业于日本熊本下士官教导学校及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56期，时年34岁，正值少壮。 据活下来的日军士兵石田、鸟饲久等回忆，在松山战役期间，真锅邦人一直担任前沿阵地指挥。他对松山阵地的每个角落都了如指掌，并能够合理指挥，发布命令时喜欢大喊大叫，非常严厉。“正是由于有真锅大尉，那样的战斗才能坚持下来。”

这个在日本士兵眼中有“威信”、“比较善良”的人，其实是一个残忍之徒。真锅邦人曾任第113联队第1中队中队长，其中队的上等兵高桥公曾供述：在隔江对峙时期的一次遭遇战中，在概玛瓢附近，一名赶着拉米的牛车的日军士兵被7名中国士兵包围。当时日军跪在地上求饶，7名中国兵没有杀他。但押着他回去的路上，碰上真锅邦人的中队，于是7名中国士兵反被日军俘虏。一名中国士兵逃跑时被击中，另一名逃脱。当时第1中队长真锅邦人下令，让上等兵高桥用刺刀将跪地求饶的其他5人全部捅死。

而这个提供证言的上等兵高桥公，入伍前竟然做过新闻记者，曾用第56师团奖励的一台“美能达”相机，为松山日军拍摄大量照片。同时擅长柔道，时常将战俘捆在木桩上练习拳击，打出一身汗水后，再用刺刀捅死。 谁能据此想象，盘踞松山的日军到底是一群怎样的魔鬼与野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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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战事证明，日军拉孟守备队以留守的千余人，居然坚守松山三个月，尽管全军覆没，但造成中国远征军约7763人的惨重伤亡，主要原因正在于其松山阵地的坚固。日军曾将松山阵地称为“东方马其诺”。但法国的马其诺防线并没有发挥任何军事效用，被德国人绕道而过，兵不血刃；而松山则成了真正的战争“绞肉机”，吞噬了交战双方近万人的生命。60多年以后，这个曾被炮火深深翻耕过的山头，植被却异乎寻常的茂密，也许正是因为浸透了鲜血的缘故。

1944年9月10日，在松山被攻克后第三天，中国远征军第8军军长何绍周发给其叔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的密电中，描述了松山阵地的情形：

“敌以松山、滚龙坡为其东西两大坚强支据点，互为犄角。其堡垒群则作有体系，散布于松山南北之密林丛草、复杂丘陵。日军第113联队（欠第3大队）及特种兵大队连伤兵约二千余， 轻重炮十余门，由松山东端（785） 至滚龙坡（801）间正面约四千余公尺，构成若干堡垒群为其主要阵地带。每一堡垒均构成其上有射击设备和交通壕、下为坑道式掩蔽部。其掩体材分四层，由下至上，第一层中径四十至五十公分，第二层三十至四十公分，第三层廿五至卅五公分，第四层廿至廿五公分。其最上层均有覆板。周围则以大汽油桶，三层装土为被覆，并围以纵深四公尺之铁丝网数层。除重炮直接命中始有破坏力外，山野炮均难破坏。”

1946年9月，著名历史学家、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方国瑜先生现地踏勘了松山等滇西战场遗址，著成《中国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那时，松山阵地遗迹还保存如初，方国瑜教授得以进入日军工事细致考察，他描述道：

“敌堡垒主体之构筑，大部分为三层，上作射击与观测，中作寝室或射击，下作掩蔽部或弹药粮食仓库；更于下层掘斜坑道，其末端筑成地下室，又有于下层之四周筑地下室者。堡垒上掩盖圆径至70厘米之木柱，排列成行，积四五层，上铺30毫米厚的钢板数层，积土厚逾1米，虽山炮命中，亦不能破坏此坚固工事。堡垒出地面之四周，安置盛满沙石之大汽油桶，排列三重，桶间复加钢板数层，桶外被土，故150毫米榴弹重炮命中不能破坏，内部所受之震荡亦微。堡垒内三层之间，亦盖以圆木径50厘米者二三层，故上层倒塌不致影响下层。堡垒间之交通壕，纵横交错，更掘暗壕以通堡垒内之坑道掩蔽部，及阵地边缘交通壕，上间有掩盖，或以壕之侧壁掘掩蔽壕成环形，守备阵地或伸出以消灭死角。”

据日方资料，自1942年5月进至怒西后，日军就将松山作为警备中心、进攻据点和防御支撑点三位一体的战略目标，开始阵地建设。1943年，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节节败退，日军战略专家预见到松山作为支撑滇西和缅北防御体系重要支撑点的作用凸现为首位，为最后的困兽之斗，拟将松山建设为永久性防御要塞。 于是，缅甸方面军第15军（第56师团进入滇缅战场后，前期隶属第15军，1944年4月转隶第33军）令第56师团出动工兵联队，并从滇西、缅甸、印度等地强征大批民夫，在工兵联队指挥下昼夜施工，拉孟守备队的兵力也投入到工程之中。战后，很多日军的回忆录都说：“正是自己付出大量汗水建造的坚固阵地，才使我们有了不败的信念。”

地堡群的修筑分前后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将松山作为进一步进攻保山的前进阵地而考虑，同时以应对远征军反攻为辅，因此主要修筑了本道阵地、原口山阵地等外围阵地共17处，其中包括两处渡河监视点阵地。工程由工兵第56联队负责，于1942年底竣工。第二阶段，日军看到进攻无望，转而以松山做支撑点式防御为主，着手对松山腹部阵地进行加固与扩展，共增设、改设及加固原有阵地11处。工程初期由工兵第56联队、后由拉孟守备队步炮兵负责，于远征军反攻前夕完成。

工程最大的问题在于当地缺乏水泥，因交通不便也难以从远处运送，这迫使日军在工事设计和就地取材方面做最大努力。所以在修建主体工事的大口径榴弹炮掩体时，将壕沟挖到在地面上只可看到炮口的深度。而壕沟壁分三道防护墙，最外围是夹层，日军把两人合围粗细的圆木锯成两米多长的木板，两层木板中夹厚32毫米的铁板，直栽入土内作防护墙；然后是两排装满土石的铁桶组成沙石防护带；最后是木桩墙，墙体每隔两段或三段木桩就纵向或横向地用锔子加以固定。壕沟内的柱子也是把几根松木捆在一起使用。

由于缺少水泥，工兵第56联队长小室中佐便命令在松木上面埋上泥土充分地加以固实，再在表面铺上杂草做伪装。 以此保证防御工事强度够大，能够抵御榴弹炮炮击与空袭时的直接命中。后来还发现该构造能够防水，又是意外收获了。

工事建造中最大的体力消耗在于圆木的采伐与运输。小室中佐深知阵地上的大树可作为掩护阵地之用，不能砍。这样，所需的木料就要从主阵地南面山谷中的密林中采伐来。可以想象，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用自制的牵引车与人力来搬运那些松木有多艰苦。这些困难都在日军对“大东亚圣战”之胜利结局深信不疑的狂热中被克服了。

在第二阶段工程后期，怒江东岸的中国远征军已经有所动作，日军开始赶进度了。此时，来自北九州福冈、佐贺和长崎等地的日军步炮兵发挥了作用，他们其中很多人入伍前做过矿工，所以懂得如何挖掘坑道。日军让坑道在适当的地方“T”字形弯曲，先往前10米，然后向左右分别延伸20米。修整扩宽后成为洞穴，这样就可以放置兵器、弹药以及储存其他一些物资。扩宽坑道是为了在主兵营遇到炮轰时，可以当作预备兵营使用，同时也可以收容伤兵。洞穴有多个出口，可以避免发生闷死、被埋的危险，各个洞穴之间还互相联通，以达到更高的安全级别。

堡垒的外围遍布蛛网状交通壕，用以连接各个主要阵地，甚至步兵炮可以通过交通壕来回移动。交通壕虽不像地堡那样建造，但由于加有掩盖，且在侧壁凿有大量洞穴式掩蔽部，可使士兵躲避火炮的攻击，待对方攻入阵地后突然钻出实施反击。此外，交通壕各段还连缀着大量散兵坑，坑口宽80厘米左右，坑内宽些，呈罐状，步兵可以站起来射击。部分据点外设有铁丝网，据点群外围又加设两三道，每道纵深4米，以两米高的木桩或铁桩固定。据点最内层还设置了铁片网，铁片宽2～5厘米，钉在木桩上。在道路路口处，多用拒马开闭。在公路要道死角和铁丝网前，还埋设地雷及用炮弹引信改制的代用地雷。

最后，日军还考虑到恶战时如何确保通讯的畅通，决定以可靠性强的有线电话为主。电话线连接了各个阵地，把重要的线路深埋在地下。其中单用来指挥重炮阵地的电话线就有6条，其中3条铺设在地面上，3条埋在地下以备断线时使用。电话交换场所是水泥壕沟，日军把珍贵的少量水泥用在保证通讯上，此举无疑是非常明智的。此外，各个阵地、指挥本部以及怒江渡河点上面的两个监视哨之间还用6型无线电机联通起来。

至1944年5月，日军已松山上建起了城堡式的坚固防御阵地。整个阵地依松山群峰地形，在滚龙坡、大垭口、松山、小松山、大寨、黄家水井、黄土坡及马鹿塘编成7个据点群，每个据点群均以数个最坚固的母堡为核心，四周又有数个子堡拱卫外围，共有子母堡垒40余座。 堡垒互为侧防，交相掩护。随着堡垒群的落成，整个松山也将近挖空，状如大型蚁巢，地下交通网络四通八达，电灯、供水俱已解决。

在阵地的建造过程中，日本南方总军 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中将，第15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中将，都曾在第56师团长松山祐三中将陪同下亲临视察，他们现场观看了重炮轰击和飞机轰炸试验。试验表明，数枚500磅的重型炸弹直接命中，亦未能使工事内部受到损害。日军司令官们对此极为满意。河边正三在写给南方总军的报告中称：“松山工事的坚固性足以抵御任何强度的猛烈攻击，并可坚守八个月以上。”

松山阵地已足够坚固严密，但只有杀死所有知道它的秘密的外人，才是真正的坚固。像关东军构筑“满洲国”国境要塞的做法一样，在松山阵地完工后，1944年2月21日至25日，日军将从各占领区抓来修筑工事的1670余名民夫（其中有印度人80多人，东南亚华侨138人）全部秘密处死。据保山史志学者陈祖樑在其《血雾迷茫——滇缅抗日及日军罪恶揭秘》一书中披露，日军调来卫生防疫班，以打“防疫针”为名，给全体民夫分批注射了毒药。打针后4小时，民夫全部死亡，而后被焚尸分批掩埋。 尽管有资料表明，日军为保密起见，仅让这些被抓来的民夫主要充当搬运工，将木料和缴获的美国援华物资搬运到大垭口即不准再进入山上的主阵地，但这些无辜的民夫仍然未能逃脱厄运。

曾亲历松山战役的中国远征军荣誉第1师第2团第三营重机枪连排长黄天回忆，在战后打扫战场时，在松山大垭口附近发现了一座“千人坟”。据称日军杀害民工后，在其尸体上泼上汽油焚烧灭迹。后由当地土司动员群众共收捡尸体残骸688具，挖坑集中埋葬。日军这一灭绝人性的残酷暴行，使这位现在长沙安度晚年的老兵至今仍激愤不已，称这些鬼子兵为“没有人性的幽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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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怒江西岸，日军对防守做了长期打算。给所设置的拉孟、腾越、龙陵、芒市、平戛、滚弄等据点的守备队下达的一致命令是：“敌人进攻时，要努力歼灭；我方进攻时，要以此为根据地。”对处于特别战略位置的拉孟守备队，则另有补充要求：“守备队既要应付地面上具有强大优势的敌人，还要对付天上空军的攻击，以少数兵力固守拉孟阵地，使师团主力便于作战。”

基于此，在加强阵地建设的同时，滇西日军的军事训练一刻也没有放松。

据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撰的《伊洛瓦底江会战——缅甸防卫的失败》（为该室编撰的战史丛书第25卷，亦称“公刊战史”。中译作《缅甸作战》上、下两册，中华书局1987年4月出版）：为应对中国远征军的反攻，第56师团长松山祐三中将着力指导各部队提高战术技能，在1943年缅甸方面军第15军举行的师团对抗射击竞赛会上获得了优胜。其后更加重视干部教育和战术技能训练，并严格执行联队长、大队长、中队长等的集中教育及指挥机关、通信机关的综合训练。1944年初，还进行了两次联队对抗刺杀术、射击比赛。就在中国远征军发动反攻前夕，日军第56师团还根据作战部署，对全师团进行了历时约一个月的战前强化训练。

而据守松山的拉孟守备队，在上述训练中一直堪称“标兵”。在缅甸方面军举行的一年一度军事大比武中，拉孟守备队一直保持步枪射击、火炮射击和负重攀登三项第一的优异成绩。据称，“在长达两年的怒江防务中，该守备队勤于演练，常备不懈，作战大小11次，毙敌90余名，多次受到上级嘉奖”。

当时，处于日本侵略战线最远端的拉孟守备队成了日本后方关注的热点，大人物和记者团一个跟着一个前来慰问。1942年11月底，日军南方总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来松山视察，天空布满日军飞机，让拉孟守备队士兵大开眼界。不久，日本女剧作家水木洋子又来到松山为创作所谓“国策”电影而采风。1943年初，由日本广播协会组织的慰问团远涉重洋来到松山，随行者包括在日本正当红的春日井梅莺、奥山彩子等歌星和一大群年轻的女舞蹈演员，更是让日军士兵大饱眼福。为了抢着给女演员开车献殷勤，一个日军曹长还在镇安街附近翻车送了命。拉孟守备队的军医中尉高桥富带着卫生兵赶来救护，由于摸到了这些从日本国内来的女人的肌肤，心里充满着亢奋和欣慰。

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在为这支日本侵略军中的“精锐”和“前锋”打气鼓劲。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些高规格慰问和演出，既是对这些所谓“九州男儿”的颂歌，也是唱给他们最后的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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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军在战争中开设随军“慰安所”的问题，为全世界所谴责。这一制度的始作俑者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任“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的冈村宁次，他当时负责在上海开设了最早的日军慰安所，后来在全面侵华战争爆发、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后被广泛推广。据他辩解，这一做法的初衷是为减少日军在占领区的强奸暴行。 但事实证明，强征占领区妇女充当日军泻欲工具的做法，使得这一丑恶行径合法化，不但没有减少日军的强奸犯罪，反倒纵容整个日本军队都成了无耻的野兽。

日军实施慰安所制度，在战争期间一直是秘密推行的。使这一罪恶让全世界公众所了解，正是松山战役结束时美军随军记者拍摄的俘获日军慰安妇的新闻照片。当时，在松山共有14名慰安妇幸存，朝鲜籍妇女为9人。其中一名叫朴永心（花名“若春”）的朝鲜慰安妇，战后曾多次在有关日军慰安妇问题的国际审判案中出庭作证，并于2003年重访松山，引出一段令人心碎的战场往事——此为后话。

1942年5月，日军进占松山不久，拉孟守备队长、第113联队长松井秀治即命令在大垭口开设了“拉孟慰安所”。 最初是从缅甸悄悄带来了三四个女人，骗他们说是当女招待，只是斟斟酒。其中三个女人有丈夫，也被抓来烧洗澡水，发放慰安所门票（慰安券）。日军强迫这几个女人在其丈夫的眼皮下，满足日军士兵的性欲。

当时日军拉孟守备队达3000多人，三四名慰安妇远远不能满足要求。于是，1942年8月，日军乘腊勐街赶集的机会，包围了街子，把十几个当地年轻妇女捉住进行强奸，然后拉进了慰安所成为“慰安妇”。在这些妇女中，有一个叫李连春的姑娘，是当地白泥塘村人，直到2003年还健在。她后来成为滇西地区敢于公开站出来控诉日军罪行的唯一的慰安妇。1998年，保山史志学者陈祖樑等人曾对时年76岁的李连春进行详细的采访。

李连春说：“我原名叫李要弟，属鼠。我家原是龙陵县腊勐乡白泥塘下海箩寨人。1942年，我18岁，日军占领了我的家乡。8月的一天，我背了一篮蔬菜到腊勐街去卖，想买点盐巴回家。刚到街上，就看见来了一队日军在街头街尾架起了机枪，将街子包围了。日本人见人就打，男人被拉去当夫，女人就在街上光天化日下被糟蹋了。最后，我和十几个年轻妇女，统统被拉到了日本兵营（松山大垭口）前面的慰安所里。

“初到慰安所，换上了日本和服，天天挨打挨骂，强迫我们进行‘实习’练习，就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当着别人的面，让日本人肆意地侮辱。日本人什么不要脸的事情都干得出来，禽兽不如。我们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有一次，一名日军士兵在奸污她时，疯狂地咬伤了她的左肩，当时鲜血直流，后来化脓，留下了伤疤。

在拉孟日军慰安所一年半的时间，性格倔强的李连春天天都在盘算着逃跑的事。后来在一个下大雨的晚上，在一个放牛人的帮助下，她化装逃出了松山，时间在中国远征军反攻之前半年。

据品野实在《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中披露，日军在松山大垭口建起了两栋房子做慰安所，位置在滇缅公路建设纪念碑与里山阵地之间的空地上。1942年底，正式征集的第一批慰安妇于被装在车厢里运来。最初到达的是10个朝鲜姑娘，日军骗她们是招来为军官俱乐部服务和以组织敢死队“保卫她们的国家”，到了运输船上才宣布是来当妓女。尽管这些十八九岁的姑娘流尽了眼泪，还是被强迫着进行“实习”训练后送来了。1943年初，又送来5名日本妇女和5名朝鲜姑娘。最早送来的10个朝鲜姑娘，则换去了龙陵，换来的仍是10个朝鲜姑娘。

慰安妇在这里被区别对待：日本和朝鲜慰安妇属于“邦人”，受到日军一定程度的关照； 中国慰安妇为临时抓来，可以任意凌辱。两年后，日军拉孟守备队末日来临之前，这些慰安妇的命运也迥然不同：人数最多的中国慰安妇地位最低下，遭受到最残酷的折磨，但后来活下来的日军却闭口不谈，只提到20名日本和朝鲜慰安妇。这里面隐藏着一个共同的秘密。

关于强迫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在当时的日本军方曾存在两种不同的认识：最初，日军认为这会刺激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耻辱感，激发反抗意识，对实施占领统治不利，因此尽量以征召朝鲜、台湾这些殖民地及本国慰安妇为主；后来，这个看法开始改变。

在战后远东审判案的备用资料中，日军情报部的大雄一男给日本陆军本部的一份文件中称：“用中国女人做慰安妇，会抚慰那些因战败而产生沮丧情绪的士兵；他们在战场上被打败的心理，能在中国慰安妇的身上得到最有效的校正。当日本武士道不能支撑崩溃的士兵时，中国慰安妇的肉体却能对复原、唤起士兵的必胜信心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能够在中国女人身上得到满足，必将能在中国领土上得到满足。占有中国女人，便能滋长占有中国的心。我们必须更多秘密地征用中国女人做慰安妇，从精神上到肉体上安慰我们的军人，树立他们必胜的信心。”这份文件产生于日本战力走向低落之际，基于这一理念，日本军部曾下达命令：“今后可迅速在统治区和占领区秘密征召慰安妇”。

1997年4月13日，龙陵县白塔村一位叫张芹○（略去一字）的老人向保山史志学者陈祖樑证实：1942年5月23日被日军第113联队抓入龙陵日军慰安所，那一天日军同时轮奸了她和她的母亲，并残忍地杀死了她的奶奶和其他两个被轮奸的姑娘。她说，她在慰安所里曾听到日军行政班要龙陵县“维持会”交600个“花姑娘”慰劳皇军。当时“维持会”的人找日军台湾籍翻译白炳璜求情，说：“龙陵县小，没有这么多姑娘，而且老百姓都躲到山里去了，到哪里找人啊。”但不久，慰安所里就陆续抓来了十几个姑娘，听口音都是本地人。

但是，与日本、朝鲜籍“慰安妇”不同的是，被强抓来沦为军妓的当地妇女经常处于流动状态。当日军厌倦后，就剃光她们的头发后释放，表示以后不必再来。这些妇女顶着这个耻辱的标记回家后，村里的人甚至家里人都看不起她们，她们从此无脸见人。当地人称之给日本人“出公差”了。这种深深的耻辱感让这些女性终生保持沉默。松山战后曾参与战场调查工作的国军军官洪绍坤，曾告诫经常去松山做战地田野调查的戈叔亚：以后到松山，凡是看到六十岁左右的老妇，千万不要向她们询问战争的事。“就是问，她们也不会说的。”

当时，日军拉孟慰安所有两个男主管，有领班、门卫、役夫。慰安妇分为两组。平日日军凭票进入慰安所。由日军高桥实中尉军医、清岛长典中尉军医和户田寅少尉军医、卫生兵鸟饲久一等兵、吉武伊三郎伍长等人每星期来给慰安妇检查身体，让日军放心奸淫。

6

为加强守备，在加强松山工事构筑外，日军拉孟守备队对松山周围几十个村寨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淫掠，实施“三光”政策，制造“无人示范区”。

战后当地政府组织调查，松山附近17个自然村（寨）遭受日军战争罪行受害情况如下表：

在盘踞松山期间，日军还多次用捕获的中国远征军战俘进行活体解剖。这种由日本关东军第731部队首创的灭绝人性的战争犯罪行为，当时已经推广到了各个战场。

日军内部对此事的描述是：“用必须处死的敌军侦探来做实验，给他们注射麻醉药，一边观察身体反应，一边活生生地一点一点地进行解剖，直到人死为止。这是从肉体上改变死刑执行的另一种方法。”当时日军规定，如果要进行这种解剖，须得到上级军医官员下发的免罪证明才能进行，如果随便进行解剖，将会受到惩处。事实上，没有多少部队在乎这条规定。 这一行为与关东军第731部队利用“马路大”（意为“材料”，日军当时对被解剖战俘的称呼）进行解剖性质完全一样。

在拉孟守备队，第113联队及所属步兵大队均配有军医。他们对用战俘进行活体解剖的态度积极，认为用活体解剖战俘来提高医术，是只有在战争中才能得到的难得机会。他们常以“这些战俘不是军医捕获的”、“反正他们总要被处死”等理由安慰自己。但他们心里明白这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于是对此往往讳莫如深，不愿意让外人知道内情。 据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一书披露，平素有“清高人士”之称的第1大队军医大尉深川朔次，在得到解剖一名战俘的许可证后，在值班士兵的面前也露出了极为难堪的神色。

在拉孟守备队的军医实施活体解剖时，一些士兵经常躲在手术室外，透过玻璃窗往里偷看。在他们看来，这些军医的行为显示了一种不可思议的胆量。

当时，日军把在战斗中能消灭敌兵、能拿战俘做试验，称作“练胆量”。认为能割下俘虏的头，用刺刀捅入，这是颇有经验的人才能做到的。有些人还把俘虏盘做一团，塞进汽车轮胎里，再浇上汽油，点燃火，从松山上推到怒江里。在进行攻击时，有的士兵还干出了许多恶作剧，如在砍掉头的中国士兵尸体上安上牛头取乐。藤原拓士写的《外科医战场物语——南方战线秘录》 一书中，就记述了在缅甸北部拿中国士兵做解剖实验的事。有的日军还把战俘的肝脏挖出来烧焦。在腾冲，两个被俘远征军侦察员，被日军在体内输入马血做实验。

有个见习军医还疯狂地用战俘做实验后再杀掉，简直是虐待狂。他们把俘虏从高处推下坑底，再从上面砸下大石头，观察研究怎样造成致命伤，以此获得实战中进行紧急救护的资料。这既说明这些人已经完全发疯，但也是在具体执行第15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中将的指示，他曾训导部属军官：“一个勇敢的士兵是在异常情况下培养出来的。”

当时透过玻璃窗看到解剖实验的日军士兵，都为那种疯狂的做法感到既惊讶又兴奋。事实上，日本军医给战俘注射麻药被看成是浪费，所以大多不给注射。品野实在《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中披露，一次士兵们在窗外听到悲惨的号叫声，透过玻璃窗看到，中国军队的一个侦察班长，结实的身体被剥光了衣服，手脚被紧紧地捆在手术台上。冰冷的手术刀闪着寒光，“嘶”地一声从胸口切开。那个中国士兵悲惨地喊叫着、呻吟着。刀切开身体某一部位后，日本军医都要久久观察那个部位的反应。胃被切开之后，那个中国士兵还活着。看到这些场面的日本士兵，个个目瞪口呆，事后谁都不敢吭声。至于是谁的命令，谁执的刀，多年以后谁也不愿意向任何人提起。

在这些杀人狂中，大尉军医陶山盘之助、深川朔次、松崎干雄，中尉军医内崛研一、芳川博保，见习士官军医小柳力等人，最后几乎全部丧命于松山。唯有一个叫高桥富的中尉军医，在1943年年底被调往密支那战场，在密支那守备队覆灭之际，他逃跑了。然而他最终也未能善终。当他抄近路逃至八莫北面60公里处的一个村庄，正在专心做饭时，遭到了中国驻印军的袭击。除3名卫生员活下来，高桥军医一行和其他十多个卫生兵，全部被击毙。这是1944年8月14日的事。这次逃出来的3个人，一个是曹长田中末喜，因大腿被打成重伤，不能行走，用手枪自杀了。还有一个是班长室园隆喜，到达八莫后感染疟疾，没多久也死了。唯一活下来回到日本的只有一个叫田中政美的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