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碎战"松山战役:日本人如何敬畏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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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1944：松山战役笔记》之序章余戈/著三联书店出版

鸣谢作者余戈先生提供网易历史频道首发，网易历史将陆续刊发本书的其他章节，敬请关注。

原题：他们在寻觅什么？

日本人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上，只有三次是他们所说的“玉碎战”，也就是日本人被全部消灭，分别发生在滇西的松山、腾冲和缅北的密支那。这三个地方都是中国人打下来的。“玉碎”一词，出自中国史书《北齐书•元景安传》：“大丈夫宁可玉碎，不能瓦全。”二战期间，日本电台于1943年5月31日报道日美阿图岛争夺战中日军守备队全员覆没消息时首次使用该词，用以表示“战斗到最后一人”。此后“全员玉碎”一词频频出现在日本政府的战报上。

战后，日本人始终关注着这三个地方。对他们来说，这里是悲惨之地、血泪之地、伤心之地、耻辱之地。

公元1974年，即中日邦交正常化第二年，第一批日本人获准访问了中国的边陲城市昆明。这些日本人向当时的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提出一个不合时宜的要求，希望允许他们到滇西祭奠日本士兵的亡灵。这个要求被理所当然地拒绝了。

据说全体日本人当即失声痛哭。

1978年，原侵滇日军第56师团第113联队补充兵、日本每日新闻社记者品野实，办理了赴中国的护照。但受当时形势所囿，他仍未获准允许去滇西地区。他此行的目的是为死在松山的日本兵写一本书。

这时，品野实得知原日本驻缅甸大使馆参赞宫泽作太郎曾乘飞机飞越松山上空的消息，就想从他那里了解一点从空中看到的情况。宫泽作太郎曾在1976年1月应中国邀请，从仰光经昆明去北京。飞越怒江的时候，他在距地面7000米的中国民航飞机上注视地面，找到了松山的准确位置。尽管是在空中，但作为日本人，在战后见到松山，这是第一次。

当时，缅甸的北部为克钦族和北部掸邦的缅甸共产党所控制，从仰光登陆的日本人，往北走最远也只能到达腊戌。要接近上述地方，唯一的途径就是从空中俯瞰。

不久，由原日军“缅甸战友会”组织的一个所谓“慰灵访华团”再次来到中国。品野实积极争取，却未能被选中。与那段历史有密切关联的11个日本人，第一次进入了云南。他们中间，有从松山战场逃出来的原日军炮兵中尉木下昌巳，有从腾冲战场活下来的卫生兵吉野孝公，还有在龙陵帮助守备队长小室钟太郎中佐自杀的大尉副官土生甚吾，及曾在第56师团司令部任职的中尉石井皎。可是，他们仍未能得到允许由昆明再往西行。

1979年之后，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到云南，他们被允许到更多的地方参观和游览，但当时云南对外开放地域限定在昆明以西三百多公里的大理市。虽然大理依山傍水，风景如画，更有南诏古国的遗址和五朵金花的故事蜚声中外，然而日本游客却个个愁眉不展，他们终日翘首西望，茶饭不思。莽莽苍山好像一道厚重的历史帷幔遮断他们的视线。临行，日本人个个面西而立，长跪不起。

他们仍是要到滇西祭扫日军亡灵的。

据品野实后来所写的《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一书所载，这次在中国方面的帮助下，这些日本人从遥远的滇西战场拿来了泥土。回国后，在原日军第56师团战友会举行的“慰灵式”上，这些泥土作为“灵沙”分给了阵亡人员家属。笔者2004年9月去松山时，当地的朋友说：现在不会再有这样缺乏原则性的事情了，中国的国土哪能如此予人！

到了上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日本人终于可以打着“旅游观光”的旗号，源源不断地奔赴滇西，来到松山。他们一般不跟当地老百姓说话，表情肃穆。上了山后，在这个再度枝繁叶茂的山峦里搂树抓土，哭天叫地，诉说着什么，祷告着什么……

当地人见了，不明白他们的意思。于是，就有人托翻译过去问他们：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他们回答：我们在祈祷，祈祷永远和平；愿他们的灵魂升天。

第一句让人疑惑重重：有这样祈祷和平的吗？

第二句让人气愤难平：那样罪孽深重的灵魂，只配下地狱！

还有一位日本老者，带着自己一群男女儿孙来到松山，坚辞导游，竟能在山上轻车熟路地走动。他指指点点，哇哇呜呜，耳提面命下，其子女唯唯诺诺。于是，就有明白人问他：你是当年那位惟一逃脱的日军炮兵中尉军官吧？还真猜对了，此人正是木下昌巳，从上世纪70年代末起他来到滇西不下16次，心愿只有一个：为死在松山的日军在当地建一座“慰灵碑”。他曾向人宣称，自己的生命就是1/1260，代表死去的1260多个亡灵而活，为此他走访了所有死者的遗属，向他们讲述死者最后的“战迹”；他后半生全部的心愿就是满足死者的心愿。为此，他曾表现出一些诚意，比如捐资龙陵在原日军第56师团前进指挥部所在地赵氏宗祠前建了一所白塔小学，当地人谓之“赎罪”学校。这一举动得到了当地政府有保留的理解，但认为他要为松山日军鬼魂立碑之事，却着实是荒唐无稽之想。

还有其他耄耋老者也不远万里赶来，在这里如丧考妣，长跪歌哭。有人问他何以如此？他们回答：这里有他的战友。当年他们如何亲朋友爱。

你们亲朋友爱，为何昔日对待中国人那样野蛮残忍？他们反反复复而又躲躲闪闪的回答是：“我们是军人，军人……”

60多年前，侵华日军在滇缅战场遭受重创，有数万日军遗骨散落在缅甸和滇西各地。实现了到现地祭奠这个愿望后，他们就盘算着将死在这些地方的日军遗骨收集回去。

他们首先在缅甸打开了局面。从1975年开始，在日本政府、财团、企业大力支持下，当年在缅甸阵亡日军的遗属纷纷到那里收集遗骨。有金钱铺路，他们在缅甸打通了种种关节，在各个战场都修建了大大小小的“慰灵塔”和纪念碑，不论原址上已盖酒楼还是居民房，日本人皆重金买下做祭祀之所，甚至，为战死缅甸的800多匹军马也立了纪念碑。

此后，于上世纪80年代初，原日军“缅甸战友会”先后多次派人来云南活动。1980年至1990年期间，他们先后4次以旅游者身份来到云南，打着“日中友好恳谈会”的旗号，企图从民间收集日军遗骨。1988年7月，原日军“缅甸战友会”常务理事甲骨秀太郎一行4人经有关部门特批，沿滇缅公路到达滇西，在龙陵、腾冲、芒市（今潞西）、畹町等地战场遗址进行谢罪忏悔。原日军“缅甸战友会”的老兵们当时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他们也做了一些促进中日友好的事，但这些都掩盖不了他们三番五次来云南的真正目的。

当时在昆明市日资企业——日本华兴株式会社驻昆办事处供职的陈晓耘女士见证了这一事件。

1990年，陈晓耘应邀参加欢迎甲骨秀太郎的宴会。甲骨认为陈晓耘是日本公司雇员，似可信任，所以在昆明逗留期间曾多次到陈晓耘工作之处拜访。陈晓耘了解到，甲骨参加过侵缅战争。一次，甲骨将一份滇西各战场日军遗骨分布图给了陈晓耘。其中《拉孟（即松山）阵地要图》和《腾越（即腾冲，为旧地名）城附近守备要图》上清楚地记录了1944年6月至9月的战斗情况。甲骨先生对日军的侵华罪行做了谢罪，同时希望收集遗骨的事能有所突破。多次通过外交的、民间的交涉未果后，甲骨希望陈晓耘能帮他在此事上做些工作，回到日本后又多次来电。但陈晓耘认为，日本侵略云南的史实是永远无法抹去的罪恶，所以婉言谢绝了他的请求，并表示请他尊重中国人的民族情感。

1944年，日军在滇西战场上遭受重大损失，战死的日军尸骨遍地。据甲骨秀太郎提供给陈晓耘的日军遗骨分布图，日军遗骨分布如下：拉孟阵地1250人，红木树附近100人，龙陵周边2937人，腾越城及周边1800人，瓦甸及大塘子附近200人，桥头街及冷水沟附近100人，芒市及上街附近878人，遮放及滇缅国境附近400人，保山附近约200人，合计7865人。这个资料反映了日军在松山、高黎贡山、腾冲、龙陵等地的阵亡情况，是了解当时滇西战场战况的重要旁证资料。

松山、龙陵的老百姓，几乎都听说过县外事办公室的人讲日本人为寻找日军遗骨而“悬赏”的事，据说交换条件是：一具尸骸换一辆轿车，一根腿骨或手骨换一台彩电。没有人为此动心。那么，那些遗留下来的日军遗骨到底在何处呢？据龙陵县史志办公室陈景东先生介绍，1988年至1989年，当地政府曾组织人力在松山一带收集了一些日军遗骨和遗物，当时的目的一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二是史志办需要收集相关资料和物证。之后，这些遗骸和遗物被装在约20个木箱以及40余个陶罐内，一直放置在龙陵史志办公室的仓库内。2005年龙陵抗战纪念广场落成，又搬迁到新建的抗战纪念馆内。

笔者的朋友、著有《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的北京作家方军，在龙陵采访见证抗战的“最后一批人”时看到了这些骨灰罐，他将这些日军遗物分为三类：

5个陶罐装的骨灰，是日军第56师团将在缅甸战死的日本兵烧成骨灰，带入中国滇西的。据说日军当时曾准备带着这些骨灰打到昆明、重庆去。装骨灰的陶罐口小、肚大，是缅甸萨尔温江流域妇女顶在头上使用的陶瓷器皿；

据日本厚生省的统计资料，在滇西战场上，侵华日军共战死14052人。当年滇西群众掩埋日军尸体是为了防止尸体发臭，担心污染空气和水源，属于草草掩埋。1988年仅在松山挖掘出了其中一部分骨骸，装在本地烧制的陶罐里；

此外，当时在收拾日军遗骨时，和遗骨一起出土的还有他们的钢盔、皮鞋、饭盒和炮弹等物品，装进了20几个木箱里。

如何对待阵亡人员遗骨，从一个侧面反映着不同民族对于历史的态度。昔日在滇缅战场交战的日本、中国及其盟国美国，是如何对待这一问题的呢？

日军在中国阵亡者，战争之初祭奠规格很高，一般是在战事告一段落后，将阵亡者尸体烧制成遗骨，举行大型“慰灵式”祭奠，而后运回日本，送入东京的靖国神社。随着战事惨败尸骨成堆，就采取军官割一条臂或一只手，士兵割一只手或一个手指，放在一个专用的“化学燃烧毯”上烧制成遗骨。中国军队反攻时，节节败退的日军脖子上仍挎着白布包裹的骨灰盒同行；除非遭到惨重失败不容及时处置的情况，一般不丢弃阵亡者的遗骨。一位中国远征军军官称，他们最后打下腾冲城东北角，日军除了几个活的，其他死尸垒成一人多高的垛子，一个月下来，上面爬满白蛆。一户腾冲居民光复后回家，发现自家二楼堆满日本骨灰盒，每个盒上放着手表、钢笔、书信、奖章等。这显然是收集好准备后送的。那户人家又惊又怒，一炬焚之。

可以想见，如果不是战争惨败，日本人是不会如此狼狈的。而战后的几十年，他们费尽心力地弥补着这个缺憾。

在中国，抗战胜利后，云南省政府在松山、腾冲、龙陵等战场遗址上修建了阵亡将士公墓，立了纪念碑。特别是在腾冲来凤山麓修筑的“国殇墓园”，将其西边的小团坡辟为烈士陵园，从山脚至山顶，依编制序列密密排列着全部阵亡将士的小型墓碑，碑上镌刻着每位烈士的姓名军衔。看上去，如同正向山顶冲锋的一列列纵队。而在削平的山顶上，则伫立着攻克腾冲的中国远征军第20集团军的大型方尖碑，碑上铭刻着那段历史的述评碑文，那是9168名阵亡将士（其中军官490名，士兵8678名）用鲜血和生命为民族解放创造的辉煌业绩和赢得的最高荣誉。可以说，这座设计独特、气势恢宏的抗战阵亡将士陵园，在中国堪称最佳。然而，在“文革”中这些纪念碑和墓地全部遭到严重破坏，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政治气候变化才逐步予以重修，并于1988年恢复开放。在松山战役中，中国远征军阵亡4000名将士（其中军官157名，士兵3843名）。在今日的松山上，当年松山战役主攻部队第103师所立的那方断裂又拼合起来的纪念碑，仍在刺目地提醒人们想起昔日的一幕。而树立在昆明市圆通山的中国远征军第8军松山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时至今日仍只有折断残存的基座，原先的碑身早已不可寻觅。

在缅甸的情形亦令人扼腕叹惜。当日本人的“慰灵碑”一个个刺目地树立起来时，当缅甸昔日的殖民统治者英国人的阵亡将士公墓得到最好的保护时，将日本侵略军逐出缅甸的中国驻印军的陵园却难觅踪影。当年中国驻印军在缅北征战匆匆，大多数阵亡将士都是草草掩埋，部队撤回国后再无机会返回昔日战场重修陵园或迁移英烈忠骸。自上世纪60年代起，因为政治原因，缅甸政府铲平了大部分中国驻印军墓地和纪念碑。不少旅居缅甸的中国驻印军老兵提起此事，哽咽难语，老泪纵横。当年指挥这些士兵在缅北作战的原中国驻印军新1军军长孙立人将军，在台湾闻讯后悲痛万分，生前只能每年在家中的庭院里祭奠自己的老兵。

在这方面，中国战时的盟国美国的做法颇耐人寻味。当年，配合中国远征军作战的美军联络官及飞行员共阵亡19人，他们都是在当时或在战斗后几天就举办了葬礼。其中军衔最高的威廉•C．麦克姆瑞少校在高黎贡山麓的大塘子阵亡后，当地土司提供了一口价值700块大洋的上好棺木。1946年、1947年美国政府又两次专门派出公益救护队寻找他们的遗骸，用绿帆布袋迁葬回国，送到其亲人手中，举行军队葬礼仪式，并写出国防部的寻找报告，进入国家档案。至于因飞机失事而失踪的“驼峰航线”飞行人员，多年来美国军方一直没有放弃寻找。1996年1月，在云南历史学者戈叔亚、中国探险协会主席严江征等人帮助下，美国老兵弗莱彻•汉克斯在滇西泸水县高黎贡山片马垭口，寻找到了1943年3月11日失事的一架隶属“中国航空公司”的C-53型运输机，确认了机长、美国飞行员吉米•福克斯及中国副驾驶谭宣、通信员王国梁等人遇难的事实。

直到今天，国内知道松山战役的人仍然不多，来过这个偏远地方的人更属寥寥，也因此万幸地保留下了中国抗日战争最完整的战场遗址，供了解那段民族秘史的少数人一次次前往凭吊。松山战役，可能是在中国最无名的地方发生的最有名的战争。

关于松山战役，日本方面的撰述比国内多得多，虽然这场战争中他们只活下来十几个亲历者（包括战俘和逃出者），但几乎每个人都留下了回忆录；作家、研究者的作品更多。而其战后为祭奠死者来过这里的人，也比来自国内其他省份的国人多，虽然这地方是云南这个旅游大省的一部分。

前些年，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中国政府每次均例行抗议，已经成为规律。但是，转换一下思维，为什么我们没有类似的仪式让他们感到压力？其实，靖国神社建在日本，拜与不拜都在他们：在位不拜下台拜；白天不拜晚上拜；官员不拜老百姓拜；行动上不拜心里拜；近处不拜远距离遥拜。他们能跑几万里路来到中国滇西拜，谁能挡住一个民族的精神活动？

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让我们也认真地拜点什么，再不要干那些挖碑掘墓而后重建、急用时拜不用时撂荒的事情。说到底，两个民族在信仰上的较量，是靠每个人在心里使暗劲的。看着别人的虔诚笃定而急眼，其实已经面临危机了。

所幸，在国内，关于松山已有种种传奇。

传奇之一：

松山战役开始，一个中国远征军士兵奉连长命令，将三位牺牲战友运送掩埋。士兵将尸体拉到后方，军需官指示士兵将尸体临时掩埋，待战后觅墓地集体埋葬。士兵掩埋战友，绘掩埋位置草图交给军需官就返归部队，战役结束随部队到了内地，后转往台湾。

老兵重游松山，凭吊埋葬英烈墓园已是40年之后的80年代。但三位阵亡兄弟并没有迁葬这里，军需官把那张草图遗失了。深感对不起死难的弟兄，也没完成长官交给的任务，老兵凭记忆开始寻找临时埋葬点，要使三位弟兄返回建制。墓园阵亡将士按部队建制序列安葬。当年没找到。第二年继续找，终于找到了埋葬位置。开始挖掘时下着淫雨，一对当地的中年夫妇路过，了解原委后，帮助一块挖掘。但什么都没有发现，只是看到部分土壤颜色呈褐色，老兵深感疑惑。这对夫妇的先生解释：云南是红土地，酸性很大，赤身掩埋20年以上尸骨已经化了。老兵在中年夫妇协助下将埋葬三位弟兄的一包红土捧送到墓园，了却心愿。第三年，老兵又返回，给三位弟兄立墓碑，顺便拜访感谢帮助过他的那对中年夫妇。在这一年里，多年不育的那对夫妇一胎三胞，生了三个儿子。老兵得知老泪纵横，自语：对不起弟兄们呐，让你们委屈了，四十年之后才找你们来……

传奇之二：

战争结束几十年后，走滇缅公路经过松山的司机们到这里都屏息静气，当地人都传说每当黄昏或者阴雨天，仍然能听见山谷里传来厮杀声枪炮声。这表明，那段悲壮往事已渐渐被后来人在心里做某种“神化”叙事，从中也可感到这座山在人们心中越来越重的分量。

滇西保山市“金水阁”酒店老板杨建明，小时候常听老人和老司机们讲述松山的故事，民间口述的历史激发了他的兴趣，每次路过松山，他都停下车，在路边静坐片刻，为阵亡将士点一支烟。十余年后，杨建明做生意成功，他寻找到100名活着的滇西抗战老兵，资助他们每人每月100元生活费。从2004年至2007年，共捐助30多万元。

后来，在作家方军的宣传联络下，北京的一些青年知道了滇西远征军老兵的情况，在网上建立了一个“互助抗日老兵论坛”，网友们认养了百余名仍生活在龙陵、腾冲的远征军老兵，每人每月捐助50元。

传奇之三：

1996年4月，云南保山市地方史志学者陈祖樑正在腾冲国殇墓园拓碑，双手黑黑。

这天，忽然来了一群日本游客，都是七八十岁的样子，有一个脸上有一道很长的疤痕，有一个是瘸腿。这些日本老头进了墓园后，来到大门口西侧的“倭冢”前，这是昔日腾冲百姓出于人道收敛日军军官尸骨修筑的墓地。他们上香拜祭，完毕后就要离去。

冷眼静观多时的陈祖樑，已猜到了这些人的身份，于是大喝一声：“站住！”日本老头们很惊讶，陈示意翻译：“你们是当年侵略腾冲的日军吧，来到国殇墓园为什么不拜英雄！”

几个日本老兵商量几句后，显得很无奈，只好排成一队，向抗日英雄三鞠躬。事后得知，这些日军老兵正是当年占领腾冲邻县龙陵的日军士兵。那个脸上有枪伤疤痕的，正是松山被我攻克后唯一逃出去的日军炮兵中尉木下昌巳。多年来，这个人来滇西不下16次。

传奇之四：

2005年7月，在中国人民庆祝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原中国远征军第11集团军参谋长成刚将军的儿子、旅居美国的成彦邦先生一行回国来到松山。他们在松山一路捡拾地上的小石块，都用签字笔工工整整地标出腊勐、大垭口、子高地、滚龙坡、长岭岗等地名。返程回国登机时，装着石头的行李超重了19公斤，而每公斤需增加15元费用。陪同的人为此咋舌，成彦邦的夫人陈紫薇女士却笑道：“值得！这些石头十分珍贵，价值无法计量。”

据了解，成彦邦是要将这些在炮火多次翻犁下顽强生存下来的小石块带回美国，在自己主持的中国抗日战争讲座上以松山石作实证，宣传松山战役的艰苦卓绝和惨烈悲壮，让每一块松山石敲起警钟，让华界同胞不忘国耻，弘扬全民团结举国一致的抗日战争精神，为中华振兴贡献力量……

国内关于松山战役的著述虽然不多，遗憾却不少。下面的两则文字出自一部影响广泛的“纪实文学”。这部作品中史实方面的硬伤并不算少，挑出这两则，是因为它隐含的语境耐人寻味。

之一：“确凿资料表明，松山大战没能抓到日本俘虏。唯一一个被俘的日本伤兵途中醒来，竟然咬掉一名中国士兵的耳朵，被当场击毙。”

这说的是松山子高地被远征军爆破后从土里扒出来的5个被震昏的日本兵之一。作者既然知道这个咬了中国士兵耳朵的日本士兵被击毙，必然知道同时被俘虏的另外4名最终就范了。事实是，松山攻克后，远征军共俘获日军9人，均送往楚雄战俘集中营关押。战后被遣返回日本。

之二：“这一天（1944年9月7日）天亮前，8个朝鲜和台湾女人打着白旗走下山去，6名日本女人和她们的士兵男人留下来，留在即将毁灭的阵地上，等待生命中最后一个黎明的到来。”

事实是，日军战前即秘密杀害了中国慰安妇，战斗中强迫所有朝鲜慰安妇自杀，只有9名朝鲜慰安妇乘日军不备跳出战壕逃脱或被我俘获而幸存。而当时全部5名日本籍慰安妇在日军保护下，一个都没有死，被远征军俘获后送入楚雄战俘营，后被遣返回日本。在松山、腾冲战场被俘虏的日军上等兵早见正则及第56师团卫生兵吉野孝公，都在回忆中证实了这一点。就连品野实在其《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一书中也说：“这样一来，军国主义者们叫嚷的‘日本慰安妇都安排朝鲜慰安妇逃走，自己化妆后自杀了’的高论，不就彻底被揭穿了吗？”

不妨来分析一下这两则记述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

第一则，是想说日本兵信仰坚定、气节无可动摇吗？确实，绝大部分日本兵战死未投降，这足以反衬出远征军作战的艰苦。但是，以“确凿资料”这样耸人听闻的方式作如此夸大，反倒令胜利者在精神上黯然。事实上，处于蒙昧状态下的日军的“勇敢”，是经不起考验的，他们不但有9名做了战俘，还有六七十人在“未奉命”的情况下逃跑，连日军军部都深感玷污了“全员玉碎”的名声，悄然安排归队者去新的战场送死。

第二则，是想说日军对异族妇女仁慈、讲道义，日本女人都是烈妇吗？真不知道这样的描写，该如何面对被杀害的中国同胞和朝鲜妇女的鲜血！

读这样的“纪实”作品，逼得人要亲自去把事情弄清楚，然后用自己相信的方式，告诉那些关注此事的朋友。为此，笔者专程前往滇西，在昔日的战场上久久徘徊，访问了一些健在的远征军老兵。回到北京后，通过档案馆、图书馆和互联网遍查有关松山战役的撰述文字，那段历史渐渐在脑海里显影、复活。

基于所获得的材料和自身的把握能力，笔者暂将目光聚焦于松山。

2004年9月笔者爬上松山时，在大垭口坡上邂逅了神交已久的戈叔亚先生，他正带着又一批媒体记者做有关松山历史的电视节目。此前，我的朋友方军多次向我提到他在云南结识的这位兼具军人血气与人文情怀的学者。在笔者心里，他已经成为这座大山的权威代言人。他曾在个人博客中说：“通过多年研究以及无数次和双方老兵交谈并一同实地考察，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说：松山上几乎任何一处非农业功用的人为痕迹都可能是战争留下来的。完全可以拿着当年中日两军的攻防要图找到任何地方，并根据现存的表面痕迹看出日本军防御阵地配置体系、中国军进攻线路、战斗的激烈程度和双方作战思想及特点。有几处坑道单兵射击掩体和炮兵阵地甚至清晰可见棱角分明，就仿佛是昨天才挖掘的。在松山，当看到那触目惊心的战场遗迹时，你几乎会听到枪炮声冲杀声、哭喊呻吟和自己呯呯作响的心跳声；可以闻到战火的刺鼻硝烟、烤肉与树叶、泥土与腐肉的混合气味。可以说松山的每一把泥土都被战火烧炼熏焦、被鲜血渗透浸泡。”

笔者正是带着对这段话的体验式心境，小心地走在那座大山的每一个高地和山洼。傍晚时分，当一轮血色残阳缓缓坠向西面的群山，那一刻，脑海中那幅日军在横股阵地全员“玉碎”之黄昏的画面，顿时与眼前的景象交融，一时心头涌起无限沧桑。这，莫非就是那种让人沉溺其中难以自拔的历史情怀？

笔者本来想能如刑事案件调查那样把那个山头发生的事情和细节都搞清楚，因为日本人品野实就是这么做的，尽管他们只活下来十来个见证人。一投入其中，笔者才发现这实在是个无法企及的目标：最具参考价值的中国官方战史资料，不过是一两本作战部队编写的叙事简略的油印本小册子（而美军编定的《中缅印战区战史》装了满满一个木箱）；尽管有那么多战争亲历者，但是留下资料的却微乎其微，尤其是那些具有“战壕真实”的老兵口述史料，实在是太少了。

为何会如此？这又是个类似对待陵园和纪念碑般的问题，一旦深究必定伤心。事实上，中国人对于历史的态度，一方面为政治气候所左右，当局者对于历史的评价往往受制于现实功利因素。比如，因为滇缅战场为美国人史迪威所主导，而史迪威后来与蒋介石彻底闹翻，这使得国民党方面甚至将东线豫湘桂战场的惨败都归因于在滇缅战场浪费了过多战力，于是对这段历史加以忽视和贬低；另一方面，或许更深层的原因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思维模式本来就是惯于“定性”而轻视“定量”研究的；“定性”固然可以经常翻云覆雨、颠倒黑白，“定量”也往往就是“莫须有、“差不多”、“大概齐”。“胜者王侯败者贼”式的历史实用主义观念，让中国的“王侯”和“贼”都一转眼就把刚刚流淌的鲜血擦得干干净净，付出的无数生命只是粗线条文献记载中的一个统计不精确的数字——日本靖国神社里供奉的鬼魂精确到个位数，中国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则“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前”概而言之。

多年以来，对于1944年的中国军队滇西缅北反攻作战，只有云南历史学者徐康明、吴宝璋、戈叔亚、陈祖樑、李正等人在对此进行艰苦细致的寻访调查。笔者只能宽慰自己，我已尽最大的努力在探寻昔日的一切，而这种探寻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份深深的踏实感和满足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