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上海“花国总理”被杀案调查

俗话说：色字头上一把刀。又有人说：赌的就是心跳。一个色，一个赌；一个刀，一个跳。在１９２０年６月１５日的拂晓，晨光熹微时分，上海西区徐家汇镇的居民在镇西首的麦田里发现了一具脖颈上明显留有扼痕的青年女尸。

镇西首麦田里的一具女尸

发现女尸的居民赶忙报告地保。地保宗某随即上报地方检察厅，检察厅闻警出动，派员赶赴现场勘察。

奉命前往现场勘察的检察官和检验员验明死者年约２０余岁，一身条子纺绸衫裤，鞋已脱落，一双虽窄却从未裹过的天然足上套着薄薄的丝袜。

当天晚些时候的验尸结果进而证实，死者上下内外均无伤残，唯独脖颈深深留有麻绳既缠又勒的印痕。

几乎同时，大马路（今南京东路）上的老闸捕房也接到报案，说三年前当选为第一届“花国总理”的高级妓女王莲英，与嫖客朱某，同乘１２４０号汽车，随身插戴价值几千余元的金银首饰、珠宝钻石，外出游玩，再没回来。

根据１２４０号车牌，巡捕房的侦探很快找到了上海商界巨子朱葆三的第五个儿子朱子昭。

朱子昭是朱亿昌的五叔。２００６年春夏之交，朱亿昌在他毗邻轻轨３号线的寓所里接受了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档案》栏目《民国遗案》摄制组的专访。朱亿昌说：“别的证据没有，就是一部汽车，就是那一部汽车的牌照。当年上海，汽车不像现在这么多，那时候汽车不多，中国人有私家车的更少。一查汽车牌照，对了一下号码，发现是我们家的，是朱家的，包打听就到我们家里来了。”

朱子昭承认１２４０号牌照的汽车是他家的，但是他又说，王莲英失踪当晚，这车被人借去用了。借他车子的人是阎瑞生。

目标这就锁定了阎瑞生，锁定了这个６天之前真正用汽车将王莲英从家里接出去兜风的男人身上。

赌徒阎瑞生

阎瑞生，１８９５年生于上海，原籍河南汤阴。

１８９５年的中国刀光剑影，血雨腥风。

这一年的中国始于上海人民“匿名揭帖，遍布通衢”，坚决反对腐朽当局屈膝求降的抗议。（注：汤志钧等：《近代上海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５月第一版，４９９页）

这一年的中国以“拒和、变法”的“公车上书”和“宁以义死，不苟幸生”的台湾大甲溪为荣。

生逢其辰的阎瑞生却走了另外一条路。

阎瑞生从小具有反社会变态人格。他和大多有着反社会变态人格的人一样，智能良好，没有妄想或其他不合理的思维，也没有神经病症状；却多疑，不诚实，极端自私，自我中心，不近人情，无自知力，无道德心，缺乏耻辱感，缺乏情感反应，不对人际关系负责，想象脱离实际，特别爱做无明显动机的恶作剧。

阎瑞生４岁那年，有个姓黄的孩子逼他喝放了香灰的豆浆。他一声不吭，全都喝完。但他父亲生日那天，那个姓黄的孩子来他家吃面，他就将他事先抓到的许多苍蝇，捣烂了拌入对方面中，导致对方上吐下泻，整整一夜不得安宁。

阎瑞生很聪明。他从小“伶俐”，人见人爱。外语又好，“法文英文亦颇纯熟，会话文字，均所能为”。他还“长于踢球”，脚头功夫十分了得，曾有一场比赛独中三元的纪录。（注：《阎瑞生自述》，上海世界书局１９２３年８月第九版，５页）但他又敌视社会，老是与他周围的每一人作对，赌博也就成了他与人为敌的常用手段。

阎瑞生坦陈他“素性好赌”。１３岁那年，他曾将他母亲给他的１０元大洋，连同他“朝夕饲养”的两只蟋蟀一起押在了蟋蟀盆边，“以博胜负”。不料，刚一交手，他的蟋蟀便就落荒而逃，铩羽而归，气得他当场就“将所养蟋蟀，两头一齐捏毙”。（注：《阎瑞生自述》，上海世界书局１９２３年８月第九版，３页）

为了对阎瑞生的反社会变态人格有一个更加准确的定位，２００６年７月，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档案》栏目《民国遗案》摄制组在上海电视大厦１２楼的摄影棚里采访了沈勇强。沈勇强是上海师大心理学教授。沈勇强说：“虐待小动物或者昆虫什么的，也是一种反社会行为。一般人不敢随便杀生，可能有的人还怕小动物。而阎瑞生却可以用他的手，当场‘将所养蟋蟀，两头一齐捏毙’。捏死之后还要撒谎，骗他母亲，说她给他储蓄的钱遗失了，丢了，找不回来了。撒谎本身也是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在他早期人生中的一个行为特征。”

１９１３年，阎瑞生进入震旦学院的大门。虽然“院中规则甚严”，他仍或“买醉于酒楼，寻芳于妓院”，或“于晚间休课时，与三五同学，同居寝室，掷骰以博胜负”。他的骰子是用豆腐干做的，“既无声息，又无痕迹”，赌完还能“吞而食之”，因此被他视为“绝妙之赌具”。（注：《阎瑞生自述》，上海世界书局１９２３年８月第九版，４页）

阎瑞生终因东窗事发而在毕业前夕被校方除名。

之后他考入北京交通传习所，又在华北银行、良记公司和法租界电车公司供职。由于每月收入不少，他更是变本加厉，有什么赌什么，以致入不敷出，债台高垒。

沈勇强在接受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档案》栏目《民国遗案》摄制组采访时说：“对于阎瑞生来说，从他整个经历来看，反社会变态人格很明显。１８岁以前，他有这么一种恶习，放浪形骸，嗜好赌博。１８岁以后，同样的好赌好色，有多少钱花多少钱，把所有的金钱全都用在赌和色上，还欠了许多的债。所以我们说，阎瑞生是一个典型。他的人生轨迹清楚表明，他具备了很典型的反社会变态人格。”

阎瑞生输红眼了，竟将他从他的相好、久安里妓女题红馆那里骗来的一只钻戒，当了６００元，全都买了江湾跑马厅的赛马票。

“花国总理”王莲英

江湾跑马厅又名万国体育场，以现在的武川路和武东路交叉点为中心，半径约五百米成圆形，中有三圈马的赛道，外圈铺成草地，另有三个赛台，一个高大的自鸣钟。

阎瑞生孤注一掷，希望能够发一笔横财，将所有欠债全都了清。不料一场赛完，不仅没能绝地反击，收复失地，反倒将用来翻本的６００元本金也赔了精光。

阎瑞生就盯上了高级妓女王莲英。王莲英天天佩戴名贵首饰招摇过市，这怎能不煽起他的贪婪、他的疯狂？

安克强是法国里昂第二大学历史系教授、东亚学院院长。安克强写过一部专著，题名为《上海妓女——１９—２０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第一版）。安克强认为：“娼妓界处于正派人的社会和包括流氓、黑社会在内的边缘群体社会的分界面上，它同时也是一个有大量金钱流通的世界。财富在那里被炫耀，其中有嫖客的，也有高级妓女的。因而，出现由这些财富引起的贪欲也就不令人感到惊讶了。偷窃和敲诈勒索是妓女这个职业必然面临的两个风险。不过，它们并非是仅有的风险，暴力会以更野蛮的形式出现。”（注：安克强：《上海妓女——１９—２０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第一版，１７１页）

安克强在说到“暴力”与“风险”时配了一幅插图，用的是“点石斋”画报里的漫画，画面为“铁锥刺妓”，即“高级妓女在街上遭袭击”。类似的画面我们在同时期的《图画日报》中看到更多。它们表明：“高级妓女外出时佩戴的非常昂贵的装饰品，有时也会给她们带来麻烦。一旦夜幕降临，她们就有遭到袭击的危险，笼罩着街道的黑暗方便了对高级妓女的袭击。”（注：安克强：《上海妓女——１９—２０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第一版，１７３页）

然而，四马路上的王莲英本来也没有什么“高级”可言。要不是在第一届“新世界群芳选举大会”上技压群芳，一举成名，她也只能是凭槛倚阑，沿街拉客。

四马路就是现在的福州路。当年上海，四马路及其周边地区的妓院高度集中，一如近代上海著名学者、政论家、报人王韬在《红豆蔻薄幸诗》中所说：“十里之间，粉黛万家，昼则绵绣炫街，夜则笙歌鼎沸”，简直就是一条名副其实的“红粉街”，一个不折不扣的红灯区。

１９１７年秋，坐落在跑马厅对面的“新世界”参照晚清的花榜、花选，“取法二十世纪新世界之共和制度”，以“数十万大资本之游戏场”，“做群芳大会之选举场，特于二层楼上高搭彩台，别筑群芳座，又设品花席，更设看花处”，将那些四马路上的妓女全都请来现场登台亮相，献演作秀，为第一届花国元首、首脑以及各部总长的海选大造其势，所谓“高抬花声价而为花花世界放一异彩”。（注：《新世界》１９１７年１２月１２日第二版）

安克强在《上海妓女——１９—２０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中也说到了这一届的“群芳大会”。安克强说：“那年冬天，作为上海娱乐中心之一的‘新世界’组织了一场选举。尽管被选举的对象只是一些高级妓女，但它看上去却更像是一场选美比赛。不过，与以往的开花榜不同，在这次比赛中，稍有一些名气的高级妓女大都榜上有名，即使她们得到的只是一种安慰奖。同时，花榜的形式也不再模仿科举制度，而是模仿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它选举产生的是‘花国’的代表，从总统、副总统一直到参政院的参政，另外还有各部的总长、次长，反正有足够的职位来满足大量的高级妓女的需要。这实质上是对北京政府的拙劣模仿。此外，就像在现实生活中一样，投票资格也是根据财产来决定的。一个嫖客可以随心所欲地购买大量的选票投给某个高级妓女。”（注：安克强：《上海妓女——１９—２０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第一版，７０页）

花国逐鹿，鹿死谁手。这次“群芳大会”是一元大洋一张选票，海选百花帝国的正副总统、总理；参政院正副院长、参政；才部、貌部、品部、艺部总次长、都督、政长、都统和知事，事关牡丹、兰花、梅花等金质奖章和芙蓉、芍药、鸡冠、紫薇、茶花、荷花、海棠、菊花、水仙、桂花、玫瑰、桃花、榴花、凤仙、月季等镀金奖章的最终归属；事关日后生计和未来身价，那些千娇百媚、多才多艺的青楼女子，怎能不欢呼雀跃、斗姿争艳，使出浑身解数？１９１７年１２月１２日的《新世界》报刊登，当时王莲英一身男装，“浅灰袍裤金马甲”，款款登上共和厅正中的歌台，放声唱了一曲荡气回肠的《逍遥津》，顿时赢得满堂彩。

１９１７年１２月２３日，第一届“新世界群芳选举”揭晓。王莲英“票数一万八千，权属次多数，当选为花国总理”，位列第四。（注：《新世界》１９１７年１２月２４日第二版）

一夜间，丑小鸭变成白天鹅。随着“花国总理”的金字匾额连同“莲钱出水千人选，英武能言四坐春”的对联赫然挂起，技压群芳的王莲英也就改弦更张，鸟枪换炮，以当红明星的标准，重新包装自己。

他是一个“脱底棺材”

按照郁慕侠在《上海鳞爪》所说，王莲英自从当上“花国总理”，为了出风头，她“对于衣服饰物唯奢是求，手指上常御大钻戒，光耀炫目”。（注：郁慕侠：《大少爷谋害妓女》，《上海鳞爪》，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３月第一版，１９４页）《花国总理莲英被害记》的作者也说，“花国总理”的光环让王莲英迷恋时尚、追逐奢靡，“先向小花园一弄看定新式房屋两幢，择日迁居”。（注：海虞懊侬生：《花国总理莲英被害记》，上海图书馆１９２０年７月第一版，４０页）

上海叫小花园的弄堂多达十六条，只是真正位于福州路、九江路和浙江中路一带的也就两条。这里曾经“夹道榆柳，一望无际，春藏莺簧，夏发蝉噪，秋冬寒鸦点点”，住了不少外国人。但是，大量妓院的纷至沓来，终于使得赏心悦目的鸟语花香全都变成了“荡妇妖姬”的乌烟瘴气。（注：钱化佛：《三十年来之上海》，上海书店１９８４年１１月第一版，３页）

搬家后的王莲英又将普普通通的金银首饰全都看做破烂一般，凡是国产的绫罗绸缎就更不往眼里去。她要穿就穿进口的哔叽料子，要戴就戴如假包换的南非钻石。然而，乐极生悲，灰姑娘故事的花国版，最后蜕变成为荒郊野外的血光之灾！

安克强对于王莲英的惨死深表同情，他在《上海妓女——１９—２０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特别说到了这一恶性事件。他说：“高级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