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情报总管详细解秘伊朗间谍战如何运作（七）

7萨瓦克的国内安全机构

国内安全是由三局负责。三局是萨瓦克最重要的行动局，它有最广泛的组织，由萨瓦克主席监管。三局的根本职责是谍报和反颠覆行动。这个职责除了反谍任务外，还有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任务和英国军情五处的任务。应当说，由于这个局的价值，在一些方面它还承担了国外行动任务。最有名的例子是谋杀铁木耳·巴赫蒂亚尔行动。

在三局各处中，一处意义特别。一处承担着三局最重要的任务，在全国范围内发现颠覆组织和网络或地区和地方颠覆（自治或分解）。自然，所有反抗穆罕默德·礼萨的政治行动在这一名义下取得不同等次，其级别各异：从简单的政治活动到组织反王权、有纲领和政策的小组，再到武装造反和谋杀。一处还按照自己的工作内容和所侧重的专门问题分成若干分处、科和组。

鉴于三局职责的重要性，我一到萨瓦克，便在人事、培训、设备和秘密预算等等方面尽可能地保障其需求。自然，穆罕默德·礼萨期待的是国内安全职责履行得最好。

为把这个局的水平提高到穆罕黑德·礼萨期待的程度，我请英国和美国派反颠覆教授来。他们认为派人来并不合适，却要萨瓦克附属于和依靠以色列。我们又请求尼姆鲁迪，他向德黑兰派出了以色列最杰出的反颠覆专家。他就是那位我多次写过的、成了以色列安全部门副长官的人。

他的培训班为期三个月。在这三个月里，他的非常才华完全显露出来。在他的班上，大约有30个人接受培训。他带来一本已经译好的书，提供给有关人员和培训局。我仔细阅读了上边提过的书，问了我的问题。他也就以色列的情报和安全组织向我作了说明。

以色列教授提出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我在英国特别办公室培训时听到过的，即怎样测度社会不满。这是颠覆和反颠覆的根本原则问题，即社会洋溢着普遍满意的时候，任何秘密网络的颠覆行动注定失败；只有在不满很普遍也很深重的条件下，颠覆行动才会成功。在以色列教授随身带的一本书某章的开头用大号字写下这么一句话：

“如果一个国家的反颠覆组织想让秘密网络的活动不成功，其第一等的事就应当是重视在社会上建树满意！”即使是在具有最先进和最完备的安全防务体系的国家，如英、美和苏联，经验表明，认识、挫败秘密颠覆网是有界限的，想达到最高限度是不可能的。于是，基于这样一种设想，根据以色列教授的劝告，成立了三局二处。三局二处实际上是萨瓦克的反不满处。该处要控制社会上的满意和不满意度，研究并发现不满的原因，向负责官员禀报自己建议的解决途径。必要的情报从萨瓦克传来，定期的报告提出并转交给情报特别办公室（呈穆罕默德·礼萨）和其他负责官员。二处鉴于社会上有不同的各个阶级，也分成了各个分处。后来各大学和高等教育中心的不满和示威高涨起来，便有了建立独立处室的必要，取名为“大学和国内高教中心与留学生处”，因为学生问题变成了最重要的国家问题。三局还有另外一些分部，如少数宗教分部。这些部门是我不在萨瓦克的那些年里发展起来的。

很可能上边关于二处职责的说明对读者来说显得可笑。因为在革命中，社会各阶层对穆罕默德·礼萨及其制度不满的深度已被证实了。以我之见，二处成立本身是一个完全正确的措施。如果说这个处在发现不满问题上不成功，那与许多因素有关，应当回归到穆罕默德·礼萨专制制度的基础、外国势力对国家统治的深度和统治机构的腐败上。这样一种制度的结果是：三局在其报告中过分地赞颂和夸耀这个基础，对满意是过分的估价，对不满意则是过分的缩小。

我尽最大可能反映了我所见到的不满，甚至都没拒绝直接递交穆萨·萨法尔满纸都是痛骂穆罕默德·礼萨的信。

伊阳历1350（公元1971）年，我去了检察部门，把这个部门的人员从150名老朽无用者变成了1500名活跃的职员，靠250名调查官员，到革命前向穆罕默德·礼萨递交了约4000份超过千万土曼的滥用挥霍案卷，这些都交给了司法部门，而且我也没有疏忽追查之事。然而哪一件都没弄出个样儿来。我甚至都弄出穆罕默德·礼萨的亲密朋友马吉德·阿拉姆的盗窃案并提交司法部门。国家官员们了解我的心思，无一例外地都买我的账。

因此谁也不敢宣称穆罕默德·礼萨对政权的腐败和百姓的不满一无所知，是无辜的孩子，以致把不满都发泄到我身上。我在履行职责上丝毫不敢大意，这是穆罕默德·礼萨自己要求的。

正如之前说过的，三局因有国内安全这个最重要的任务，是萨瓦克最大的情报和行动组织。因此在萨瓦克里，它拥有足够的人员。在国外，代表处有义务完成三局的要求。这一整体的能力和权力使三局在整个萨瓦克里具有特殊地位，也让其局长权力更大，地位更高。这样一个组织，有萨贝提这样的野心家当头头，又被纳西里这样的家伙导引着，制度的负责人（穆罕默德·礼萨）又把“绝对安全”寄希望于它，可它不会正面应对社会的不满分子，却制造了那样的惨剧。

我已说过，按照穆罕默德·礼萨的分工，我这萨瓦克的第一副长官没有干预过萨瓦克的行动事务，正如纳西里对我的责任范畴也绝对不干预一样。另外，在局里的大部分行动是从伊阳历1350（即公元1971）年年初开始的，由于协调委员会和情报特别办公室的活动和我的检察长的责任，期间我已离开萨瓦克。事实上我在萨瓦克重建和启动中的作用可以被认为已结束，从那以后，我在适于我的专长和经验的地方发挥了新作用。我现在根据萨贝提与我在情报特别办公室的会见中所谈的，根据三局向办公室提交的新闻公报和报告，谈谈以前未谈及的两个新问题。

有一个问题是伊阳历14世纪50年代及以后被三局所强调的：有一些青年登山小组活跃在假日里的德黑兰高原上。萨瓦克硬说，这些小组实际上是由在国外受过训练的人组成的，他们在欧延高地和陡坡上进行游击训练。有一件事使问题很敏感。当时，一个少校来找穆罕默德·礼萨的卫队，说，他去拉什卡拉克山上打猎时，听到了射击声。据他讲，他走近了，看到一些人在练习爬山和射击。那小组的组长很冷静地对少校客气了一下，双方略为交谈了几句。那个组长说：我们人比较多，有时到这个地区来，训练这些年轻人。

卫队司令官向穆罕默德·礼萨汇报了少校所讲的，又去找了军队参谋长艾兹豪里。艾兹豪里答道：

“这个少校在瞎说，他肯定有目的。”

艾兹豪里的观点被告知穆罕默德·礼萨，但他又下令，要卫队长跟着那位少校用直升机认真搜寻整个地区。搜寻搞了，没发现什么。卫队长对少校说：

“这次没看到什么。但是以后要是发现了什么，要马上报告！”后来就没有了那少校的消息，事情也宣告结束了。少校报告的真假（或夸大）也没搞清。

另一个问题是穆罕默德·礼萨通过萨瓦克和纳西里个人对国家要员们的控制。对王室成员和宫廷官员的控制靠的是王宫的服务员、小职员及司机。具有敏感职位的军官会不被感觉地加以任命，出自军队反谍官员的司机被推荐来或被任用，这让现有的司机都和军队反谍部门有联系。在这方面，萨瓦克奉穆罕默德·礼萨之命，通过亲近的朋友或相中的军官家属进行操作。从我成为情报特别办公室长官起，我的司机就是军队反谍官员，但并没对我说明，只是后来萨贝提暗中告知的。在伊阳历1350（即公元1971）年以后，萨贝提在和我见面时告知，纳西里是通过自己的秘书和萨瓦克第一副官长莫塔泽德少将的秘书与我的妻子塔劳联系的，以便从她那里获得必要的情报。事情是真的，但也许是为了自我安慰，我认为塔劳是正常地以“不知情官员”的面目行动的。由于多年的情报生涯，我把所有这些问题都视作自然。对于非军事官员，萨瓦克在他们生活的地方通过服务生或女朋友，而更多地则是通过被相中的官员的爱人的朋友获取情报，而对官员的爱人是作为“不知情官员”加以利用的。在首相府，一些官员、服务员和所有保卫官员都是萨瓦克官员。负责首相府保卫的警察局军官也和萨瓦克有联系。在首相府高级官员住宅区也会利用仆人和保卫官员。在各部和独立的机构，会利用萨瓦克官员充斥的部保卫办公室。他们也会照方抓药，向各部和组织的关键官员那里安排一些官员，还会广泛利用在政府机构里的九局（调查局）的合作者们。总之，这项任务是由萨瓦克三局、八局和九局共同完成的。它们各自尽了最大努力，但是情报会在三局集中。在军队、警察局和宪兵局，这类情报也会在有关反谍报部门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