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员公署护主心切
2004年我偕美伦到桂林扫墓，因为已替先母换立墓碑，上面刻有“显妣蒋母章太夫人亚若女士之墓”，感触颇深，晚间回到饭店，我跟美伦谈到母亲的死因，我就告诉美伦说，我确定母亲是被谋害的，主谋就在赣州专员公署，父亲身边的人，且深受经国先生器重和绝对的信任，出于对经国先生极端的忠诚和崇拜，自认站在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上，必须趁早去除经国先生政治发展的遗患——一个手无寸铁的弱女子章亚若。
对章亚若在桂林的生活情况，专员公署派有专人自赣州前往桂林，以照料之名，同时可以监控，得以了若指掌。孝严、孝慈在桂林医院出生后，平常母子三人凡遇病痛，均系前往该院看诊，所以认定医院应是理想下手之地。只要让章亚若住进医院，就可以做得天衣无缝、万无一失。
1942年8月14日晚，由主其事者指派在桂林的人员，邀约章亚若外出用餐，席间，趁其不备，于菜中下药，使母亲呕吐、腹泻必须送医。翌日见其前往桂林医院就诊，初步诊治虽无大碍，但强迫其住院治疗，于是当机立断，趁无任何亲人在旁，旋由同伙的医师，以注射特效药为由，用针筒对准血管注入致命药物，在几无挣扎情况下即告不治。后来进行的抢救，只是做给医院内不知情医生看的幌子，一项夺命任务于焉完成。主事者认定，只要手段干净利落，并且下令医院封口，不引起怀疑、不留下痕迹，事后经国先生绝不致责备，亦不敢追查，反可就此立功。邱昌渭事后说，经国先生对母亲猝逝一事的对外态度，是一种压抑性的“不再过问，也不追究”。但是他在赣州身边的几位贴身机要和亲信，包括黄中美、王制刚、高理文、桂昌德、桂昌宗等人，在先母过世后，不久均被一一调离赣州，担任闲职，不受重用，且未再与他们见面，只有少数的例外，日后平步青云，位居要津。
60年前的桂林，是抗日期间的大后方，短短几年涌入几十万的难民，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受到严重破坏和扭曲，治安败坏可以想见。母亲在如此复杂的情势中，很早就担心过自己和两个稚子的安危。她在1942年曾去信给北大中文系毕业的大姐懋兰，提到她内心的不安，所以懋兰姨妈赶在7月下旬就到了桂林做伴，她有轻度肺结核，也正好来养病。只是才住三个礼拜，她最担心的事，竟然还是发生了，却束手无策。
母亲之死并非一人所为，系一位极端聪明的人出于护主动机，另找了三四位同伙来进行。主谋指出先母在桂林产子之后，即以蒋夫人自居，且经国先生又多次前往探视，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但事实上，在当地政治圈已引起谈论，并传到赣州，所以在事态扩大前，必须予以“铲除”。这一番话，立即得到死忠者的附和与配合。几经密商，最不露痕迹的做法，就是在医院动手；而让被害人受痛苦最短的方式，便是在血管注射毒液。主谋认定，只要家属不敢提出解剖验尸的要求，即能立即下葬，全案就此完美无缺地永远埋在一抔黄土之下。
这项任务在短短几天当中，即交付桂林的同伙利落地执行完毕。原本考虑两个娃儿也不放过，但唯恐引起经国先生震怒而缩手，况且后果冲击太大，可能引起全国性的注意，反而难以收拾，才放过两条小生命。
“斩草除根”、“赶尽杀绝”的恐惧，是事发第二天就逃离桂林的懋兰大姨妈发自内心的感受，她把这种在现场的认定面告自己母亲后，就变成了外婆终生难以摆脱的梦魇。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蒋孝严
责任编辑：
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