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孝严谈母亲章亚若离奇死亡真相（四）

是谁杀了母亲

外界对母亲的死亡，有不少穿凿附会的推测，近二十年来坊间有不少专书和专文作不同角度分析，归纳起来，不外将元凶的关联指向四个方面：（1）祖父；（2）父亲经国先生；（3）军统局特务；（4）父亲的死忠干部。

蒋中正：亲自取名孝严、孝慈

父亲从年轻起，就至为同情生母毛太夫人的处境，曾和祖父之间有过间隙。1925年到1937在苏联留学和充当人质的12年期间，一度对自己父亲作过公开批判。但自莫斯科返国后，原先对祖父的误解才逐渐烟消云散，转而极端孝顺；终其一生，他对自己父亲的孝顺，诚非一般为人子者所能比，父子情感之浓，从《风雨中的宁静》一书即可窥知一二。

父亲在赣州与母亲相知相爱之初，暂时瞒住了祖父，但祖父对1942年母亲远赴桂林产下一对双胞胎的事，则知之甚详。父亲身旁有祖父的眼线是极自然的事，根本不是秘密。

母亲曾要父亲尽快将身怀蒋家骨肉一事禀报祖父，并要求接纳。父亲于1941年10月为此专程前往重庆，伺机做了禀报。返回桂林后非常兴奋地跟母亲说，委员长对整件事表示了解，而且很高兴又有了两个孙儿，并立即按照家谱排辈亲自取名，一个叫“孝严”，一个叫“孝慈”，含意是一个“孝顺父亲”，一个“孝顺母亲”。母亲闻此，至为快慰，毫不犹豫地照着祖父的意思，为我们取学名为“蒋孝严”和“蒋孝慈”。母亲也很兴奋地把这个过程与喜悦，和在桂林帮忙的大姨妈懋兰和四姨妈亚梅分享，并且告诉了远在赣州的外婆。

祖父不仅接纳了母亲，更欣喜获得一对纯中国人血统的孙儿，而亲自取名。祖父与经国先生父子情深，且又欣然接纳了这对孙儿，但外界不察，却凭空臆测指称因祖父顾虑到父亲的政治前途，而下令派人向母亲下毒手。另有不明就理的人宣称，祖父对整件事，完全被蒙在鼓里，若果真如此，则更没有任何逻辑推论，他会以血腥手段杀害一个无辜弱女子了。

蒋经国：蒋章风云不离、情深意浓

父亲是个用情很深的人。

1988年元月父亲辞世后，秦孝仪院长多次约孝慈和我到他布置典雅的台湾故宫办公室，除了安慰我们，还说了些封尘多年、鲜为外界所悉之事。他说，父亲在过世前两年左右，糖尿病日重，常感不适，有一次连发高烧数日，睡梦中居然断断续续喃喃地喊着：“亚若！亚若！”在身旁负责照料起居的孝勇，完全不懂是在喊谁，又不敢问父亲，等过了一阵子，实在按捺不住，便面询秦孝仪，秦孝仪才就其所知的，把有关赣州与桂林的事告诉了孝勇。

父亲和母亲共同生活的日子尽管不长，但情感极深。外婆、舅舅、姨妈等亲人，以及曾和母亲在赣州与桂林交往密切的几位同学，如王升、萧昌乐、桂昌德、倪豪、王蕙莉等人，每谈到父母亲过往的片段，无不称羡父亲对母亲用情之深之真，超乎想像。母亲怀有身孕后，恋情渐渐公开，动身到桂林待产之前，经国先生还约了一桌亲信在饭馆设宴，为母亲饯行。母亲曾告诉大姐懋兰，一开始就理解到和父亲的爱情是有风险的，或许会付出相当代价，万一要有所牺牲，她也心甘情愿。

父亲过世前一年，1987年5月30日上午9时30分，我到台湾故宫去看秦孝仪院长，因为接近端午节，特别托他转送父亲一条我到法国访问后带回来的领带贺节。那天他谈性很浓，说到在不久前单独到七海官邸去晋见父亲，父亲心情看来很好，忽然有点激动地跟他提到赣州的往事，并且说母亲和他之所以在一起，除了男女私情的相互倾慕外，母亲更看到父亲并无纯中国血统孩子之后，而愿以身相许等语。那天秦院长强调，他之所以说出这一段，是想让我晓得，母亲对先父有一种情操，是不止于男女私情而已。

父母亲在赣州曾私下取了亲密的小名，父亲自称“慧风”，母亲则自称“慧云”，取“风云际会”、“风云不离”之意涵，情深意浓。1958年我念高三，在新竹家中不经意地看到一封二舅舅澣若用毛笔很工整写好、摊在桌上尚未寄出的一封信，内容大意是报告家里的近况，并且希望早日拨下生活费用等语。这封信一开头写的是“慧师吾兄钧鉴……”信封上的收信人却是“退辅会蒋主任委员经国先生钧启”。当时我纳闷不解，数十多年后，才理解到“慧师”指的就是经国先生，这也证实了父母亲之间确曾以“慧风”、“慧云”互称。这是一段纯净而浓密的情感，母亲一定是后来也将此一私密告诉了外婆、舅舅和姨妈，所以到台湾后，二舅舅写信给经国先生时，才会用外界鲜为人知的别号“慧风”，并为示尊重，则以“师”称之。

20世纪80年代，当我和经国先生的父子关系，在台北不再是秘密后，有次遇到长期追随经国先生并担任机要秘书多年的王家骅，他告诉我，的确在办公室收到过好多封二舅舅直接寄给经国先生类似的信件，除了少数几封转交王升外，其他的都很难处理。

先父母相爱逾恒，但却有人指称经国先生为了保护自己，而遣人加害母亲，这是一种想当然而毫无证据的推论，更昧于经国先生对母亲用情之深的事实。若真要狠心下手，实在无需等到桂林产子之后了，何况人工流产当时已非难事。外婆、舅舅和姨妈等家人只要提到赣州的事，无不表露对母亲冤死的悲痛和气愤，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在我和孝慈面前表示过对父亲的任何不满或暗示性的怀疑。假设外婆认为母亲被害与父亲有涉，就绝不会要我们争气，为的是有天能回到父亲身边。

有若干研究历史的人推演，举证父亲在铲除政治异己上心狠手辣，要去除一个弱女子，应是易如反掌云云。但是，母亲除了是个弱女子之外，更是他唯一流着纯中国人血液的两个孩子的母亲。

2000年8月，我第一次返回桂林，曾探索先母60年前住医院的病历未果。随后数次前往大陆，无不乘机寻找资料。大陆政府对历史材料的搜集不遗余力，巨细靡遗，有关先母死亡之谜，也当成重点研究，已有结论，只是尚未公开。

我曾在北京私下与一位相当高层级的领导有所谈论，他很谨慎，听的多，说的少。我告诉他，我之所以锲而不舍地要查明桂林那段故事的真相，只是求个心安，我不仅不会追究一甲子以前的往事，更会以宽恕的心胸去看待。他同意我的看法，“母亲是死于非命”，但如果把矛头指向父亲经国先生，他说：“是没有根据，也很缺德的。”我希望也相信大陆方面，有一天对这件事会有官方的公开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