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1941年10月9日,英国在华法院在公共租界登出有关哈同遗产遗嘱的公告,立即引起了汪伪政府的关注。对这个大富翁留下的遗产,汪伪政府的大小头目也是馋涎欲滴,指望在这遗产的争夺中能捞上一把。英国在华法院登出公告没几天,汪伪政府行政院、外交部即电令上海市政府尽快照会英国领事,进行交涉,并设法向中外各界宣传,以在舆论上占据优势。汪伪上海市政府得到指示,即以市长名义致函英国驻沪领事,声明罗迦陵没有申请脱离中国国籍,仍应视为中国国民,因此英国法院无权管辖,要求英国领事立即转告法庭停止办理此案。
10月24日,英国驻沪领事复函汪伪上海市长陈公博,略谓哈同身故之后,其所有在中国遗产的管理权已由英国驻华最高法院核准后交与哈同夫人,所以哈同夫人死后,其遗嘱指定的执行人当然将该遗嘱向英国在华最高法院呈递,请求检认。而英国领事对于英国在华最高法院的任何案件,无管辖之权,不能发表有力的意见,因此,关于罗迦陵在华遗产问题,仍须向该法院正式提请审理云云。一句话:英国是分权的,法院的事与领事不搭界。
汪伪上海市政府收到英国领事的复函,知道向英国领事交涉已无济于事,于是一计不行又生一计。1941年11月22日,由汪伪行政院法制局局长陈允文牵头,召集了行政院参事一人、外交部司长和参事各一人、司法部次长和司长各一人,及上海市政府的代表共12人开会商讨对策。会上司法部的代表振振有词地说:此案可分两部分来研究。一为因国籍而发生的管辖主权问题。哈同与罗迦陵未加入英国国籍,因此一定要向英国方面表示强硬立场,以保证法权之完整。二为征收遗产税问题。凡居留本国者,不问国籍如何,均应征收,因此对罗迦陵也不能例外。没等司法部代表说完,外交部代表透露说,刚接到驻沪办事处来电,他们曾向日本堀内公使请求予以协助,堀内表示:罗迦陵为中国人,自应按照中国法律办理,而最好是由其子女出面,表示愿意受中国法律处理,则较为有效,至于其他方面,自当暗中尽力。日本主子的态度,犹如兴奋剂,顿时使与会者激动不已。正当汪伪政府的几个官员为此事忙得不亦乐乎时,突然发生的事变打破了他们的好梦。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当奴才们盯上这块肥肉时,主子们也在捋袖子了。
1941年12月8日,当日军飞机对美国珍珠港海空军基地发动突然袭击进行狂轰滥炸之后,侵沪日军即从虹口、闸北、沪西等处开进公共租界,占领了租界内的报馆、银行、英国领事馆等要害机构。就在这一天深夜,一大批日军乘着军用卡车和摩托车,开到爱俪园外。车灯将爱俪园门口照得通亮,全副武装的日军把住爱俪园门口,一队日军由几个军官率领,直冲爱俪园内。爱俪园的几百口老小被这群深夜闯入的不速之客吓得目瞪口呆,园内的工部局巡捕全被缴械关押。然后,日军贴出布告,宣布接管爱俪园内一切财产。日本军部的人员把有关爱俪园的账册、文契全部拿走。又在爱俪园内敲墙挖壁,到处搜索。凡是值钱的东西,如中国的纪念金币、外国金币600多枚,各种银币1800多枚,以及金碗、金杯、金筷,乃至字画、匾额等等,都被日军装箱运走。后来日军又将罗迦陵存在英国汇丰银行保险箱中的金银珠宝和首饰全部接收精光。一场抢劫,日军从爱俪园和哈同洋行共窃走价值3400万元的财物。经过日军这番洗劫,爱俪园内一片狼藉,这个20年代名噪上海的大花园,几乎只剩下了一个空壳。这场浩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也是算得上的。它嘲笑了法律。那些为几万上下的钱财对簿公堂,你辩我争,暗做手脚,与这样的抢劫行为相比简直是太斯文了。
突发的事变和日军的掠夺,使正在密谋窃取哈同遗产的汪伪政府官员也大为吃惊。他们清楚地知道,现在英国在华法院对于哈同遗产的处置已无能为力了,他们面对的对手将是日军。
从日军方面来说,对于已经到手的哈同遗产当然不会轻易放弃。日军在抢劫了全部爱俪园中有价值的动产后,又由兴亚院出面,委派恒产公司对哈同洋行进行监督。恒产公司专门派了一个课长和一个日本人,驻守哈同洋行,严密监视所有地产业务。专门经营上海的港口、码头、道路建设和地产买卖的恒产公司名义上是中日合办的一个企业,其资本一半以上属于日本兴亚院控制的华中振兴会社所有,故实际上是以日军为后盾的一个掠夺性企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二十几家外商地产企业都被日军作为敌产对待,全部由日本兴亚院委托恒产公司监管,哈同洋行也是其中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汪伪政府的官员再怎样的不死心,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哈同遗产落进了主子的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