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代回忆：先祖父吴佩孚的生前身后事（三）

民国以来北平罕见的丧事

由于身在沦陷的北平，以上的种种哀荣，我们大多是事后才逐渐知晓的。然而当时北平的大规模治丧活动，我们却是耳闻目睹、亲临其盛，很多情节至今记忆犹新。

鉴于先祖父之死在朝野引起的强烈反应，日伪当局也不得不按中国的传统习俗大办丧事，以开脱罪行，遮人耳目，蛊惑民心。而久处日寇压迫下的北平各界人士和普通百姓，则以各种形式吊唁发丧，直至出殡时万人空巷，表达了他们的哀恸和愤慨。

治丧处由敌伪当权者、生前部下、前朝遗老、朝野名流及亲朋好友等一百八十余人组成。为首的是齐燮元，另有蒋雁行、潘灵皋、张燕卿、劳逊五、付定一、张馥卿、陈幼孳、寇英杰、邹泉荪、冷家骥、池宗墨、王揖唐、张瑞峰、张劭溥、王实坪等。

丧事是按照传统方式举办的。先祖父身披道氅，足登云履，以全道装为寿衣（有一幅身着此装的写真油画），用一口尺码宽大的金丝楠棺木。这口棺木是在万益祥木厂找到的，号称北方第一棺，要价１．１万元。老板听说是“吴大帅”用的，仅收了木料原价７５００元。

大殓时，由孝子（即先父吴道时），甥婿王实坪及属下张劭溥、洪晋彭等人协助入殓。楼下大厅被家眷、亲属、部员等数百人挤得满满的。殉葬品在殓入棺内之前，由王实坪件件大声报出名称并高高举起，向众人展示后，交孝子殓入棺内。

入殓品中，有一函《春秋正义注释》，乃先祖父历经七八年，每日不停笔写的未竟手稿，也殉殓棺内。记得书稿系手工线装，约有一尺来厚，十册左右。这是研究其思想最为宝贵、最有价值的第一手材料，本应视为“立言”传给后世，不知当时是何人主张，竟当成殉葬品进棺。

１２月６日是传统“接三”的日子。是日，伪南京中央政府通令各省一律下半旗致哀。伪议政委员会委员长汤尔和代表伪汪政府亲去什锦花园宅邸致祭，敌伪当局政要如多田司令官、齐燮元、江潮宗、余晋等亦先后前往。

当晚“接三送路”。警士列队，官乐队开路，亲眷相随，身穿孝服手执照路明灯的送路者数百名。

在治丧期间，北平各大著名寺院的法师、高僧，轮流诵经，时称“送经忏”，逢“七”还要在晚上加放“焰口”。当时参与丧事的有雍和宫、广济寺、法源寺、拈花寺、承寿寺、潭柘寺、碧云寺、柏林寺、贤良寺、龙泉寺、白云观、翠峰庵等。诵经时，设大幡门，法师高坐法台，诵经声、鼓乐声交汇于耳，场面宏伟而庄严，至夜方休。

平日到灵前祭奠的人流不断，有生前僚属、故友、族亲，也有许多不相识的人。每逢“七”，都有官方和民间团体举行公祭。每次公祭都要供奉“祭席”，读祭文，间或送匾额、挽联、花圈、经忏不等。官方的不外是代表当局的军、政、警、宪和各大机关，民间团体则方方面面，有宗教团体、居士团体、慈善团体、工商团体、各省同乡会团体、学校团体、戏剧团体、曲艺团体、盲人团体、聋哑团体、车夫团体，好像还有乞丐团体。

１９４０年１月１６日，举行“点主”大典（依传统习俗，死者牌位上的“某某神主”字样，“主”字缺一点，呈“王”型，由孝子用血补上，是为“点主”）。末代清帝之师傅增湘为点主官，清代翰林潘龄皋、付定一为陪主，陈幼孳、劳之常、孙汉尘、高松筌为襄主，张馥卿、孙子涵等为司仪。“点主”为丧事中的大典，白事里的红事，大棚内用彩红色装点，灵前的白烛、白帐均改为红色，孝子孝孙换孝服为礼服（长袍马褂）。典礼庄严肃穆，以孝子（先父吴道时）所刺的中指血蘸笔，由点主官点主。灵牌安位后，举行隆重祭礼。

由于时处抗战非常时期，不便归葬蓬莱祖茔，治丧处研究议定，暂停灵于北平鼓楼西拈花寺东跨院（原为寺内菜园），借地建造三间大顶殿式的北房，名曰“武圣祠”。时值隆冬，为了等待建祠工程完竣，定为在家守灵“七七”，后又延至５２天。

１９４０年１月２４日（农历腊月十六日）是移灵日子，实际上是民族传统形式的大出殡。６４人杠绣“佛”字的大棺罩，两旁各拴３００尺长的白练，由送殡人牵引，缓缓行进。殡前由军、警列队开路，后边是西乐队、民乐队、古典仪仗队、各界民众团体队、影像松亭、若干匾额亭队、白柳队、纸活队、番、道、僧、尼队、僚属亲朋队、朝野军政要人步送者。孝子左手“接引幡”，右手“哭丧棒”，我们孝孙紧跟其后。灵罩后女孝眷每人乘白布小轿相随，骑兵马队殿后。

当时送殡的人数很多，虽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但殡头至殡尾延绵数里，据说殡头已至天安门，殡尾尚未出灯市口。行进的路线大致从北平的东四，经灯市口、王府井，沿东长安街、天安门、西安门大街、地安门，至鼓楼西旧鼓楼大街大石桥胡同拈花寺。北平的老百姓自发地参加葬礼，以此来表达他们的爱国情感和对日寇的愤懑。沿途的楼窗里、阳台上、街道旁的观殡民众，人潮如海。途中搭有很多席棚进行路祭。殡队边进边停，极为缓慢，从早晨出发至黄昏才抵达，几乎行进了一天。当时报称，此乃民国以来北平罕见的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