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博览群书》2009年第7期 作者：孔祥吉
近年在北京的街头，不时有十分醒目的当铺广告映入眼帘。从网上的新闻看，现今北京的典当行业，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这使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清末北京的当铺。
清末北京的当铺很是热闹。本文以《那桐日记》为线索，结合多年以前所抄清人函札、档案等史料，勾画晚清北京当铺的若干特色。
京城高官与富人热衷开当铺
当铺在我国有一千数百年的历史。当铺，亦称典铺、质铺，是一种通过收存实物、以押借现金的商铺，有的地方称质库。唐代诗人白居易之《长庆集》“杜陵叟”曰：“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将清代京城和外地的当铺划分为不同的种类。其文曰：
典质业者，以物质钱之所也。最大者曰典，次曰质，又次日押。典、质之性质略相等，续期较长，取息较少，押则反是。所收大抵为盗贼之赃物也。(《清稗类钞》第五册，中华书局，1984年，P2289)
清代京师当铺发达，主要原因是京城里朝廷高官多、富商多；而且还有许多得天独厚的机会。比如，北京定期举办全国性的科举考试，各地举子云集京师，他们所带银两不够，往往将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送交当铺以换现银。在试子们集中的贡院附近，便出现了开设多家当铺的顶银胡同。再如，许多来北京述职、觐见的封疆大吏，或者等待引见的候补官员，人数甚多。他们除在京消费外，临行之前，还需要到各处应酬打点。有时所带银钱不敷周转，免不了求助于当铺。
北京的当铺，有许多是高官自己开设的。薛福成在《庸盦笔记》中，收录了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砷被抄家的情形。其文曰：
……派十一王爷、庆桂、盛住同钞和砷住宅；派绵二爷钞和珅花园。附录清单：当铺七十五座(查本银三千万两)。……外钞刘、冯二家人宅子：……当铺四座(本银一百二十万两)。(《庸盫笔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P61-62)
和砷作为朝廷一品大员，居然在京城开设了当铺75座；其家人刘、冯二人，亦开设当铺4座，实在令人吃惊。不过，从我所看到的清末档案史料来判断，薛福成所记和坤在北京等处有75座当铺，似乎过多。我曾向韦庆远老师当面请教过。他认为清代前期皇室、大吏以及富商竞相开设当铺，京师内外，官私当铺甚多，而“就其东主的身分地位及其资金来源来说，可分为三大类，即皇当、官当和民当”。(《明清史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P73)后因满人自身经营不善，皇当、官当逐渐消亡云云。
清后期情况与此大有不同，从我所接触的史料看，均系私人当铺。在《那桐日记》中，有不少关于清末北京当铺的记载。
那桐，字琴轩，叶赫那拉氏，与慈禧同出一族。光绪二十二年，那桐担任户部掌管银库锁钥的郎中。从此，他步步高升，仅仅十多年间，成了军机大臣、文渊阁大学士。那桐升迁迅速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所担任的“银库郎中”，是少有的肥缺。据记载，即使是最守规矩的银库郎中，一任亦可得一二十万两银的额外收入。清末笔记中载，有许多在银库当差的满人，号称“库兵”，或利用职权敲诈勒索；或趁出入银库之机会，把银子塞入肛门股道；或用其它非法手段，将银两携出归己。那桐正是具体管理这些“库兵”的官员。其发财机会之多，是不言而喻的。他在担任银库郎中后的第二年，即于京城繁华地段开始经营当铺。《那桐日记》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廿四日记载：
余托孟丽堂价买北新桥北大街路东增裕当铺作为已产。丽堂为总管；田诗园(名嘉兴，行三)为掌柜，于八月初一日接替，开市大吉。计占项一万二千余金，架本三万金，存项一万金，统计领去五万三千余金。余于今日约孟总管到铺，上香祭神，书立合同，巳刻事毕，同丽堂、诗园同饭。(北京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上册，新华出版社，2006年，P252。下引该书，只注页码)
据老北京介绍，在北京东直门内到北新桥一带，有当铺胡同存焉。“东直门内大街路北，北通东手帕胡同，原为一小巷，当铺胡同坐落在胡同南口的大街上。乾隆朝京师全图已绘有该胡同，民国间始定名。六十年代并入东手帕胡同，当铺胡同之名遂废。”我想，那桐的增裕当铺，应该就在那条胡同附近。
时隔一年多，那桐再次购买当铺。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十五日那桐在日记中写道：
余托孟丽堂价买灯市口北，东厂胡同口外，路东元丰当作为己产(卖主孙荩卿，嵩犊山家奴也，住后元思寺)，改字号曰：“增长”。总管为孟丽堂，掌柜人为金本如(行二，海淀人)。于八月廿六日接替，十月初二日开市换匾。价本市平松江银三万两，占项市松一万七千两，存项京松二万五千两，统计市松七万二千余金(合京松七万二千九百六十两)。余于今日约同孟总管、田诗园到铺内上香祭神，书立合同二纸，各执其一。携回合同、大契、由单、占项单、家具单、津贴单共六件，办法与廿三年八月廿四日所置增裕当相同。(上册，P293)
据上述记载，那桐的第二个当铺大概是开在美术馆的斜对面，现今华侨大厦所在的位置。除了以上两处当铺之外，那桐后来还同别人合伙开设当铺。
在清政府高宫中，开当铺的大有人在。如光绪朝有名的守旧派代表人物刚毅，长期当地方官，捞足了银子，于是在京城开设了三座当铺。(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P22-23)军机大臣鹿传霖，则在家乡河北定兴开设当铺。(赵风昌：《惜阴堂笔记·庚子拳祸东南互保之纪实》，《人文月刊》，第2卷，第7期)
晚清大员之所以热衷开典当业，与当时吏治腐败有直接关系。这些身居高位的权臣，积累了大量财富后，并不满足，还想进一步“以钱生钱”，于是将贪污受贿得来的银两当作“本钱”，大量投入到典当行业。
余在阅读清人信札中，还看到另一现象。有一些权臣，出于种种考虑，并不像刚毅、那桐那样自己出面，而是通过他们的亲戚或至交，把银两交给他们，间接地投入典当、钱庄或其他高利贷行业。如慈禧之亲信荣禄，在戊戌政变之后，大权独揽，送礼行贿者纷至沓来。荣禄于辛丑年由西安行在返回京师前夕，致奎俊之家书称：
京城南院花园各房，均已收回，将来到京后再为斟酌办理。小号本钱，昨汇至山东“一零二七”“四五三七”，交蔚廷、佑文，代存听用，以免由此动身赘累。(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研究室编：《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P142)
蔚廷，指袁世凯，戊戌政变后取得荣禄信任，很快被提拔为山东巡抚；佑文，指山东粮道达斌，与袁世凯、荣禄关系至为密切。密信中所谓“小号本钱”，指京官和各地官员之行贿银两，均变成了荣禄的“本钱”。现尚存世的《荣禄存札》揭示了收受贿赂的具体数字与细节，令人触目惊心。“《荣禄存札》(未刊稿)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荣禄此信使用了两组密码暗语，不知所云，但是，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即荣禄在西安行
在时所收的巨额金钱，寄给了袁世凯等人，“以钱生钱”去了。而典当业，无疑是一个主要去向。
除荣禄之外，另一位军机大臣李鸿藻，号为清流派魁首，可谓正人君子，他把银两送给天津的姻亲姚学源，由姚氏在天津投入典当、钱庄或其他行业。姚学源定期向李鸿藻汇报所存款项到期及其所增加的利息。[《李鸿藻藏札》(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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