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帝国的最后一场尴尬的清廉秀

本文摘自:《历史学家茶座》  王兆成/主编  出版社：山东人民出版社

崇祯从他的木匠哥哥天启手里接过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面对这个江河日下的老大帝国，年少气盛的崇祯有点沉不住气，他犯了第一个错误：求治太急。崇祯最不满意的是帝国的吏治。——的确，其时大明政府组织早已溃烂：官员贪污风行，腐败成性，政以贿成乃是世人皆知的潜规则。对此，崇祯本人也拿不出像样的措施，只好一方面不断责备掌管干部工作的组织部长（吏部尚书），一方面不断发表讲话，空洞地提倡文官不爱钱。责备下属不得力和高调空泛地发号召，这几乎是崇祯在位十七年里最常用的两套手法，可惜，责备下属不得力不仅有推卸责任之嫌，同时也使得君臣关系空前紧张；而空洞的道德说教则既显出圣上济世乏才，也让某些官场投机分子似乎找到了快速升迁的终南捷径。这其中，户科给事中韩一良就是一个。

终明一世，作为可以风闻奏事的言官，给事中是个惹人注目的职务。按例，当时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每部设给事中数人，论级别，他们区区七品，相当于县处级。但作为独立的言官，他们却有权弹劾包括首辅在内的文武百官，甚至对皇帝的批示，给事中如果认为有失当之处，也可以封驳。万历临终前，被托孤的顾命大臣中，除了大学士和几个部长外，兵科给事中杨涟也赫然在列。对给事中的重视，表明了这种体制的创立者希望能够对文武百官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从而高效、廉洁地运转。然而，定制度的是人，坏制度的也是人。到了晚明时期，本身以监督百官、劝谏皇帝为职责的给事中，竟然被时人讥为“抹布”，——抹布者，只要他人干净，而不管自己污秽之谓也。自己贪赃枉法之余，还要去指斥别的官员。晚明时期，固然也出过如杨涟、魏大中这样耿直的科道言官，但更多的却是同流合污的庸常之辈。甚至沦为皇帝或权臣的走狗，秉承主子的旨意，叫他咬谁就咬谁。从掌握的史料来看，韩一良属于另一种，那就是把自己包装成直臣，企图通过这种曲线救国的方式来达到一己之私——升官。

山西澄城人韩一良，于崇祯上台那一年出任户科给事中。正当救治心切的崇祯不断发布上谕，倡导“文臣不爱钱”的优良作风时，他上了一道奏章，准确地搔到了圣上的痒处。——通过察言观色并审时度势来估测圣上的好恶，以此作为进言的前提，言官的准则沦落至此，已完全失却了当初设立它的意义。韩一良在奏章中说：当今世上，干什么事不用钱？哪个官员又不爱钱？做官是花钱买来的，这些官员上任后，为了收回成本当然就得贪污受贿。因此，说到害民，就将这归咎于知府和知县等地方官的不廉洁是不公平的，因为这些人没法廉洁。他们薪水极低，而上司却想方设法要勒索，过往官绅要打秋风，进京一次至少要花三四千两银子，这些钱又不能从天而降，叫他们如何廉洁呢？韩一良举证说，州县的官员进京，京城的御史和给事中们号称开市，是一个捞钱的好机会。他本人两个月以来拒收的赠金就有五百两。末了，韩一良认为，他淡交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因此他建议，只有严惩少数罪大恶极的贪污受贿者，让大臣们把钱当作祸水，才有可能实现廉洁爱民的良性循环。

崇祯对韩一良的说法深以为然，大为欢喜，并专门为此开了一次现场会。崇祯令韩一良站在大臣面前摇头晃脑地朗读了这一奏章，然后又让大臣们互相传阅，只差点就要搞一个英模事迹报告团到全国各地去巡讲了。现场会上，崇祯深情地指出，一良乃忠诚耿直之臣，可以提拔为右佥都御史——相当于监察部副部长。眼看韩一良的清官秀就要以最低的成本获得最丰厚的回报，老是被崇祯批评的组织部长王永光一面连连称善，一面却别有用心地说：韩一良所奏一定是有所指的，请皇上命他挑出其中最严重的贪污受贿者，以便以此为例进行重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