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八大样板戏拍摄中鲜为人知的内幕（四）

《红色娘子军》：为出镜率多少起争执

演出单位：中央芭蕾舞团

拍摄单位：北京电影制片厂

出品时间：1971年

1960年，一部名为《红色娘子军》的电影在全国引起轰动。在1962年首届电影百花奖评比中，这部影片共获得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最佳男配角等4项大奖。一时间“向前进、向前进”的旋律响彻全国。

1963年，中央芭蕾舞团在讨论制作革命题材芭蕾舞剧的时候，《红色娘子军》被提到了改编日程上。当时中央芭蕾舞团正在上演芭蕾舞剧《巴黎圣母院》，周恩来看了演出后认为，中芭应该走自己的路，进行自主创作。总理提议可以排演外国革命历史事件“巴黎公社”或“十月革命”的题材。不久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林默涵召开会议，落实总理建议。林默涵提议改编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这是个中国现代民族团结题材的剧目，比总理提议的外国历史题材进了一步。思路打开以后，时任中芭创作组负责人的李承祥想到了电影《红色娘子军》，这部获奖影片在国内反响很大，不仅剧中的人物琼花、洪常青、南霸天等性格鲜明，而且故事发生地海南岛有美丽的热带自然风貌，况且芭蕾舞又是以女性舞蹈为主，排演娘子军这种女性题材非常合适。经过讨论，《红色娘子军》改编芭蕾舞剧被确定下来。

1964年9月26日，我国第一部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北京天桥剧场首演，周恩来观看演出后给予了肯定。紧接着剧团又到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演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都到场观看。毛泽东对这部舞剧给予了三句话的评价：“方向是对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首演大获成功后，在随后的40多年里，这部芭蕾舞剧久演不衰。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从故事的构思到人物的塑造，从音乐到舞蹈的编排都非常出色，而且又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这样一部舞剧自然也受到了“江青同志”的青睐，她决定把这部芭蕾舞剧列入首批搬上银幕的剧目。

任务交给了北影厂，江青为此还将李文化从《智取威虎山》筹备组抽调出来，作为《红色娘子军》摄制组第一把手，组建拍摄班子。李文化请来了潘文展和傅杰做导演。在筹拍之初案头工作阶段，样板团和摄制组的关系非常融洽，大家互相尊重，发挥各自的业务特长，尽可能地将芭蕾舞和电影这样两种艺术形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用他们所能想到的最好的方式来完成英雄人物的塑造。

开机实拍的日子是在1970年7月，实拍毕竟不是纸上谈兵，真刀真枪地操练，一些隐藏起来的矛盾就不可避免地一一暴露出来。比如在拍摄第一场“常青指路奔向红区”的时候就出现了纷争。这场戏情节很简单：吴清华逃出南霸天的牢笼，半路却被抓住。在遭到南霸天爪牙一阵毒打后，昏死过去。南霸天以为吴已被打死，带着家丁打道回府。这时洪常青路过此地，救起了吴清华，给了她两个银毫子让她投奔红区。从情节上看，这场戏的主角应该是吴清华。在编排时她的动作比较多，是中心，洪常青不仅要围着她转，有时甚至被甩出了画面。当时扮演洪常青的是文化部副部长、中国芭蕾舞剧团一把手刘庆棠。他对样片非常不满意，洪常青是主要英雄人物，你们这样处理，怎么体现“三突出”的原则?而摄制组却认为，如果不这样拍，故事情节就无法交代清楚。双方争执起来，陷入僵局，拍摄工作无法往下进行。

事情闹到了江青那里。当时谢铁骊和钱江刚刚拍完《智取威虎山》，还未得喘息，就像救火队员一样，又被江青调遣到《红色娘子军》摄制组。谢铁骊加入进来以后，认为摄制组的做法并没有错，如何拍摄、镜头给谁都应该服从剧情叙述的需要，这是常识。他对第一场戏的样片进行了重新剪接，主基调并没有改变。导演换了，但主演的思想还是没有转过弯。果然，在拍摄第二场“清华控诉参加红军”时，刘庆棠又因为洪常青的镜头多少问题与谢导演发生了冲突。谢铁骊不断地解释、磨合，总算把这部影片坚持拍完了。

《红色娘子军》的拍摄，同样“倾注了江青同志的许多心血”，大到人员的调配，小到一个场景的设置她都要关注到。比如在“序幕”一场戏中，江青认为圈吴清华的牢房太大，夸大了敌人的力量，要改。摄制组设计了土牢、水牢和地牢等多种方案都被江青否定了，最后采用的办法是她自己想出来的，用椰子杆架起一个圈当作土牢，这才算完成了拍摄。那时成功的标准就是“江青同志”点头。这种文化专制，使电影导演的职能范围被限制得极为狭小，导演在拍摄过程中丝毫感受不到创作带来的乐趣。即便如此尊重江青的意见，即便影片在送审过程中一路顺利，但拍摄出的结果还是有她不满意的地方。她特别强调在第四场表现军民大联欢的场景时，云彩的设计不好，应该让海南瓦蓝色的天空上漂浮着两层白云，这样才能更好地映衬出军旗的鲜艳和英雄树的火红。

1971年元旦过后，彩色芭蕾舞影片《红色娘子军》继《智取威虎山》和《红灯记》之后，作为第三部被拍摄成电影的样板戏在全国上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