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西花厅岁月：周总理在文革（三）

寻找“伍豪事件”的真相

“文化大革命”进一步发展，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除了党中央、国务院，突然又多出了一个被称之为“中央文革”的领导机构。那时候，老百姓虽然不知道中央内部一些明与暗的激烈斗争，但从报纸的字里行间也能感觉得到，有人要整周总理了。

1967年的夏天，确实过得令人郁闷。谁也没有想到，刚进了5月，“中央文革”那几员黑干将又把挑衅的目光盯在了周总理身上。

大概是那年的5月初吧，天津的一些“红卫兵”在20世纪30年代的旧报纸里翻到一则《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他们那时正在到处抓叛徒、特务和走资派，对这样一则启事当然很注意，所以就把报纸送到“中央文革”，这张报纸自然落到了江青手里。

这则消息里提到的伍豪正是周总理在五四时期用过的笔名，当时，周总理和一些热血青年在天津成立了“觉悟社”，他们不想用自己的真名，就以抓阄的形式取了些代号互相称呼，邓大姐当时抓到的是一号，就叫逸豪，总理抓到的是五号，就被称为伍豪。年轻时，周总理很喜欢伍豪这个名字，曾用它作为笔名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当然国民党也知道伍豪就是周恩来。

事实上，所谓“伍豪启事”是1932年2月由国民党特务一手炮制伪造的。当时，他们用伍豪的名义在上海的《时报》、《新闻报》、《时事新闻》和《申报》上分别刊登了伍豪脱党启事， 就是企图达到污蔑周恩来，瓦解共产党在白区革命力量的目的，这件事从头到尾就是一个阴谋。但国民党炮制的这个启事存在着很大的漏洞，因为在刊登启事的前两个月，周恩来已经按照党中央的决定离开了上海，经过福建进入了中央苏区，此时他正在江西瑞金工作。

关于“伍豪事件”的真相党组织早就很清楚，1942年，在延安整风时，周总理曾把他当时的活动原原本本讲过一遍，反击了国民党的分裂阴谋。解放后，有一个被捕的国民党特务黄凯也交代过，说那份《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根本就是他们布置和伪造的。因为年代久远，当时党内知道这件事的人比较少，只有当时一些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负责人了解事情真相，为此，陈云同志和一些老同志还写过说明。但这件事的真相红卫兵并不知道，因此他们才把这张报纸送到“中央文革”小组江青的手中。

可江青却不管历史事实，她正想整周总理而愁着找不着黑材料呢，一见这张旧报纸就如获至宝。5月17日，江青阴险地写了一封信，说“红卫兵”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人叫伍豪。这封信她分别送给了林彪、康生和周总理。

周总理接到信后知道江青又想闹事儿，他回到西花厅把这事儿告诉了邓大姐，他和邓大姐都觉得有必要把这件事再一次搞清楚，给历史留下一个真实的记录。那天，邓大姐让我把西花厅的工作人员都约到一起，包括秘书、卫士、司机和厨师。邓大姐向大家简单讲了讲这件事，让茂峰去北京图书馆借来1931年和1932年上海出版的几种报纸，我们大家就不分白天黑夜地找起来。

报纸太多了，堆在一起有我两个人高，而且因为是竖版，找起一条一二百字的小消息挺困难。但我们没有灰心，还是坚持一张一张地翻。终于，那则“启事”在1932年2月20日的《申报》上找着了，邓大姐叫我马上送到周总理那里。周总理很认真地阅读了这则“启事”，然后说“再查，还有一条消息是当时在上海的党中央反驳国民党的”。于是我们回来又查，但查遍了其他报纸都没有看到那条反驳的消息，我们很奇怪，但当时却恰恰是忘了再查查《申报》。有的同志开始怀疑有没有这条消息，因为当年周总理和邓大姐也没见到过。可周总理肯定地说：“会有的，陈云同志在延安的时候说过，是登了报的，不会错。”

听周总理这么一说，我们又接着查，结果真在1932年2月22日的《申报》广告栏里查到了。那则只有45个字的消息是这样写的：“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申报馆广告处启。”

见到这条消息，周总理坦然地说：“这就清楚了。”确实，周总理不解释我也明白，同一张报纸在三天之内就同一事件刊出两条不同的消息，明眼人都知道，第二条是对第一条的否定。两条消息都找到后，周总理让我请来新华社的摄影师钱嗣杰，把那些旧报纸一一拍照。5月19日，周总理根据我们查出的所有资料亲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随信他还把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与此有关的事件编成大事记送给毛主席。

1968年，北京大学的一位学生又写信反映“伍豪启事”，这封信让毛主席看到了，他亲自在信上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的污蔑。”

“伍豪事件”直到四年以后才算暂时告一段落。那是在1972年6月23日中央召开的“批林批孔”整风汇报会上，毛主席要周总理讲一讲“伍豪事件”，周总理就作了一个题为《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真相》的报告，这个报告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会议处录音记录，然后根据录音整理出一份文字记录。根据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这个报告记录要由周总理签字后把录音、文字记录稿和所有的相关资料存入中央档案馆，并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党委存档，以防将来有人再旧事重提。但当时不知为什么，周总理看过录音记录稿后却一直没有签字，这份记录稿就一直放在总理办公室保存起来。

虽然江青利用“伍豪事件”整周总理的阴谋没能得逞，但她对周总理却是越来越不满意了。可江青毕竟不敢在周恩来面前公开施威，就屡屡把气出在他的工作人员身上，这样先是出现了曾经给周总理当过多年秘书的许明同志自杀事件，后来又出了让赵茂峰给江青的女儿李讷写检查一事。关于许明同志被逼自杀之事，有同志在回忆文章中讲过，我就不谈了，而赵茂峰给李讷写检查却是让人看出江青的用心。

原来，“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总理经常出去开会或者接见“红卫兵”，开始每次都是由茂峰整理好文件跟着去。那时候，江青正在处心积虑地找周总理的碴，有一次，周家鼎同志就“支左”工作向周总理写了一个汇报条，已经过了很长时间后江青的秘书打来电话问这条子还给不给江青看？当时周总理说：“已经过时了，不看也罢。”事情就算过去了。没想到后来江青因为此事怪罪下来，对着周总理直抱怨，这让家鼎感到很内疚。这时周总理很平和地说：“这不是你的错。让不让她看文件是我的事，你一个秘书能决定吗？”周总理实事求是的两句话，既摆脱了家鼎的尴尬，也让江青一下子无话可说。

不久以后，“中央文革”小组要开碰头会，周总理告诉茂峰时间、地点让他写个通知，通过中办发下去。通知依惯例发到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手中，没有发给文革小组办公室。但是此时的办公室主任正是江青的女儿李讷，于是江青借此事又闹了一气。“你不放手你的秘书也不放手，通知为什么不发给文革小组办公室？”面对江青的无理取闹，周总理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他说：“那好哇，让赵茂峰给李讷写个检讨，说他发通知有疏漏……”听周恩来这样一说，江青又闹不起来了。

回到西花厅，周总理很诚恳地对赵茂峰说：“这件事是我让你办的，还让你写检讨，真是对不起。”

“写检讨没关系，这个我能理解。”茂峰回答。

看到茂峰如此善解人意，周总理紧锁的眉头舒展开。后来，他亲自审阅了茂峰的检讨，还把里面两个错别字改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