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先后到达东京,国内即有“孙黄分家”之谣。到1915年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此项谣言愈传愈广,但又言人人殊。这是由于:事隔10多年,国民党战胜北洋军阀取得政权后,政权由蒋介石掌握,党权则落入陈果夫、陈立夫之手。二陈的叔父陈其美,正是当年煽风点火,促成“孙黄分家”的核心人物,而蒋介石又是陈其美一手提拔起来的,他们为亲者讳,对于这一历史性的重大问题,不愿揭露真相。现在是历史“求实存真”的时代,许多有关资料均已先后发表,关于“孙黄分家”的真相,应当可以大白于天下了。
一、孙黄对战争失败责任和组党问题发生歧见。陈其美挑拨孙黄关系。国民党内的调和派和激进派
孙黄二人再度亡命到东京后,对于战争失败的责任问题、国民党今后应如何加强整顿的问题,乃至外交策略,都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他们虽同在东京,甚至不能平静地坐下来,面对面地进行同志式的研讨,而只能在往来书信上大打笔墨官司。
孙中山认为,“二次革命”失败,非由袁氏兵力之强,而是党人自由散漫,不肯听党魁的话,特别埋怨黄兴自以为是、独断独行,以致坐失良机,受制于人。他打算“毁党造党”,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然后致力于“三次革命”。对于“三次革命”,他认为日本为中国紧邻,应当主动争取日本的援助,“日助袁则袁胜,日助我则我胜”。
黄兴则认为,“二次革命”失败并非真正的失败,不过是金钱暴力暂时战胜公理正义而已。他承认自辛亥革命以来,革命党人虚骄成风,为国人所不谅,今后只要端正党风,培养一支德才兼备的队伍,最后就一定能够战胜袁世凯,没有毁党造党的必要。对于孙中山的严厉指责,则列举一系列的事实为自己辩白。他对孙中山始终表示忠诚,认为无论维持旧党或组织###,均应推孙为领袖,但又反对采取种种足以引人误会的形式,大搞个人崇拜,影响民主、自由。
孙黄二人的意见分歧,迅速扩大到党员与党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本由兴中、华兴两大革命组织合并而成同盟会原由兴中、华兴、光复三会合并组成,但成立不久,光复会即分离出去。。其中以同乡、私交或工作关系,孙黄二人各有一批信徒。过去孙黄二人合作无间,这种同志之间的亲疏关系,并不影响党的团结。此次孙黄有了裂痕,过去的亲疏关系就成了产生党内宗派主义的温床。
曾任沪军都督的陈其美,原为上海青帮头目之一。其人素以“四捷”出名,即口齿捷、主意捷、手段捷、行动捷(见程潜:《护国之役前后回忆》)他原与黄兴接近。“二次革命”失败后,1913年11月应孙中山之召赴东京,即有排斥黄兴而跃为党内第二号人物的野心,他对孙中山极尽吹捧之能事,当面捧孙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无论在中国在日本,谁都比不上你”;并说:“由你出面来领导中国革命,这是天经地义的事”见《宫崎滔天全集》。。他与戴季陶等包围孙中山,极力挑拨孙黄二人的关系,成了促进孙黄分家的关键性人物。
国民党人谭人凤、周震麟(均接近黄兴)、胡汉民(接近孙中山)等和某些日本友人,深以党的分裂为虑。他们奔走于孙黄二人之间,提出调和折衷意见,孙黄二人均表示赞赏。但由于陈其美对孙如影随形,这种调和没有取得效果。
当时在东京的还有一批思想较激进的中下层党人,他们身外无长物,而孙黄二人又均无力及时救济,因此经常处于饥寒交迫的状态中。他们认为,“二次革命”失败,主要由于国民党人“知于驳人而疏于谋己,轻于作始而乏于坚持,惑于小善而惧于小嫌,沉于声色而溺于货利”见《民义社发起词》。按,后来黄兴离日赴美,民义社员又集体加入了中华革命党,但与陈其美仍有矛盾,因此他们保持一定的独立性。。由于党内领袖的失和,加上自身的困窘,革命前途的渺茫,他们意识到“异地不能久处,领袖不能长靠,革命又不可中断,惟有自己结合组织团体,再回内地去进行革命”见杨思义:《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人的形形色色》。。1914年1月,湘籍党人杨王鹏、邹永成等在东京组织了民义社,作为在湖南进行“三次革命”的领导机关。这是离开国民党而另树一帜的一种倾向。
当此之时,孙黄二人虽有隔阂,但对反袁的大目标上还是一致的。1914年2月,黄兴在东京郊外大森创办了军事学校“浩然庐”,为准备“三次革命”培养军事干部。孙黄二人又在日本友人的赞助下,筹办了“政法学校”,设立政治、法律、经济等科,以培养“三次革命”的文职干部。1914年3月,胡汉民向黄兴建议办一机关报来宣传反袁斗争,黄兴请章士钊主持其事。不久,由于党内裂痕继续扩大,5月10日有两个刊物同时问世:一个是胡汉民主编的《民国》杂志,成了孙派中华革命党的机关报;一个是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成了黄派“欧事研究会”的喉舌。《甲寅》第一期发表的时事述评,在抨击袁政府颁布的“报纸条例”上,引起孙派的误解,中华革命党人夏重民率部捣毁了《甲寅》社见章士钊:《欧事研究会拾遗》。,双方矛盾由此越来越尖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