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回忆淞沪会战的所得与所失

日寇在北战场进攻南口之际，在淞沪一带亦同时积极制造事端，以图早日完成征服中国之计划。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八月九日，敌武装官兵侵入我虹桥机场警戒线滋事，并以陆战队登陆，要求我撤退驻沪保安队。经我严词拒绝，八月十三日，敌竟集结驻沪陆军及海军陆战队约万余人，向我保安队进攻，淞沪会战序幕遂由此揭开。

八月十四日，我仍在牯岭，委员长以前方军事紧急，要我急速回京。其时，水陆交通异常紊乱。十五日早四时，交涉好了一条差船驶往九江，八时由九江开船；十一时至芜湖，改乘汽车进京，抵京已午夜后二时矣。

事变发生后，我未能实时进京的理由，一因有病，一因负有庐山训练的任务，未敢轻动。而且当时政府中，少数妥协亲日分子与我积不相能，我也殊少和他们共事的可能，故未自动下山晋京也。

既奉召命，只得立即就道。到京后，即晋谒委员长，承以三事相告：一、华北与晋陕将领来电要求中央派我至华北指挥抗战；二、赴上海视察张治中部作战，并协助之；三、速厘定战斗序列。我当时不知道应以何种身分参加各项工作，且亦不能同时分赴各地，因即面请委员长作一决定。委员长问我：「何种名义较为合宜？」我说：「如欲机动使用，高参名义即可。」委员长不以为然，似有设置行辕之意，但未成定议，还是让我先到上海看了再说。

关于厘定战斗序列一节，因主管部门缺欠资料，乃与白副参谋长健生（崇禧）、黄部长季宽（绍竑）、王次长达天（俊）等会商，我曾就我所知陈述各方将领之历史、个性、能力等，藉供当局参考。后来决定的战斗序列（见前第一节），采用了我的很多意见。

八月十六日，偕熊主席天翼（式辉）赴沪视察，那时沪上抗战部队是第九集团军的八十七及八十八两个师，集团军总司令是张治中。敌军登陆部队已经被我包围，不过我军兵力仍不敷分配，预备队也很少。我觉得这种战法，与「十则围之」的原理不合，因提议将三十六及九十八两师加入攻击，先将敌方阵地中央突破，再向两方席卷而扫荡。十八日晚返京请示，熊天翼于途中说：「我们应商定如何一致报告委员长？」我说：「各就所见报告，可使委员长多得一份参考数据，似可不必一致。」

后来熊的报告是：「不能打。」我的报告是：「不是能不能打的问题，而是要不要打的问题。」委员长要我加以说明，我接着说：「敌对南口在所必攻，同时亦为我所必守，是则华北战事扩大，已无可避免。敌如在华北得手，必将利用其快速部队，沿平汉路南犯，直趋武汉；如武汉不守，则中国战场纵断为二，于我大为不利。不如扩大淞沪战事，诱敌至淞沪作战，以达成二十五年所预定之战略。」委员长说：「打！打！一定打！」我趁此机会建议：「若打，须向上海增兵。」随后就发表我为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增调部队，赴沪参战。从九一八事变起，我誓愿为抗日战争效命，至此乃得如愿以偿。

十六日，我建议调三十六及九十八两师加入攻击时，本已决定照办，但因将领建功心切，攻击开始过早，三十六师已迫近汇山码头，而九十八师尚未开到，致使进攻部队反陷于被动地位，而功败垂成。

八月二十二日晚，敌以增援来沪之第三师团、第十二师团、第一师团之第一旅团、第八师团之第一旅团，由狮子林、石洞口、川沙口及张华滨附近，同时强行登陆，向我宝山、罗店、浏河之线进犯。我方因沿江配备兵力单薄，未能阻止敌军之登陆，沪战局势遂益形扩大。

我所统率的第十五集团军，所部主力为第十八军及第五十四军；在太仓附近之江防守备军刘和鼎部，以后还有第六师及第五十一师，亦均拨归本集团军指挥系统。二十四日，本集团军各部陆续到达，加入左翼，后来中央军由朱一民指挥，右翼军由张发奎指挥，向登陆之敌猛攻，在罗店附近展开激战。我军士气甚盛，但敌以海军炮火与陆空协同，威力太大，我军牺牲过重，前仆不能后继，敌则增援不已，以致仅能阻遏敌之前进，解除侧面威胁，难收聚歼之功。九月初，吴淞、宝山相继失陷，宝山失陷时，守军姚子青营全营殉国。九月十一日，敌主力进据杨行，续向刘行窜犯。十四日，我亲往刘行视察，见形势岌岌可危，建议相机转移阵地，保存战力，以便步步为营，节节抵抗。虽奉委员长核准，但中央又临时令各部再守三天，再行转移阵地。九月十六日，第九集团军被迫撤至上海北车站、江湾、庙行、杨家宅之线固守。九月末，刘行方面亦被敌军突破，此时我罗店方面阵地过于突出，只得放弃原定计划，退守罗店西南及罗嘉公路之施相公庙一带。于是全部攻势即告无形停止。

其时，在沪敌军计有第一、第三、第十一、第十二等四个师团，及第八、第十六各师团之一部，并海军陆战队等，共约十余万人；野山炮约四百门，战车二百余辆，飞机二百余架，大小兵舰七十余艘。我军方面亦陆续增援，湖南、广东、广西各省部队均编入战斗序列；刘建绪部则到达我右翼之沪杭路方面；川军亦已东下，正在运输中。十月初，我军因攻势顿挫，退守沿蕴藻滨南岸陈家行、广福、施相公庙、浏河之线，继续抵抗。

我军转移阵地后，敌一○二、一○七、一一四、一一六等师团之各一旅团及台湾军、伪军等，先后增援来沪，总计兵力已超过二十万人。此时，我奉命改任第三战区前敌总司令，负有沪战全局指挥之责。因鉴于沪战不仅为将来长期抗战之基础，抑且为转移国际视听之枢纽，乃再度拟定攻势计划，以图达成寸土必争之目的。十月十九日夜，督率各部开始前进，适逢敌之主力亦向我进攻，当即展开大规模之遭遇战。经三日夜之搏斗，双方伤亡均重，而我广西部队限于运输，不能如期集中，影响战局至巨。至二十四日，我军退守大场、走马塘之线；二十五日，大场被围，于阵地大部被毁陷落后，我上海方面守军，感受侧背之威胁极大，乃于二十六日调整战线，向苏州河南岸江桥镇小南翔之线撤退。三十日，敌渡苏州河南犯，经我坚强抵抗，并迭次反攻，终因敌炮火优越，未能奏效。

十一月初，敌后续部队又复增加，我苏州河南岸阵地危如累卵。即于此时，敌第六、第十八两师团登陆杭州湾，我为保障侧背安全，派队迎头堵击，但因敌空军侦炸甚烈，我军行动迟缓，敌遂长趋直入。十一月九日，松江、枫泾同时被陷，我淞沪阵地至此乃全陷入敌之大包围圈中，苏州河南岸之颓势亦未能挽回。为尔后长期抗战计，唯有迅速转移，重行部署，于是乃作全线之撤退。

敌于杭州湾登陆之时，委员长电话问我：「如何处置？」我答：「急宜缩短阵线，苏州河部队应速转进武进一带之国防线中。」委员长经半小时之考虑，准照此议办理，但旋因此时九国公约国正在比京开会，委员长为争取国际声誉，令再支持三日。至十一月八日再行撤退时，部队秩序已乱，命令无法下达。是夜，敌冲入第一军胡宗南司令部，官兵死伤甚众。九日拂晓，胡徒步抵昆山，我命往收集溃兵。薛伯陵（岳）总部亦被敌冲入，薛泅水连越三河，力疲不支，几殆，赖获一浮木得免。孙元良、桂永清等亦先后奔至，因命孙守昆山铁桥，命前敌总司令部人员取水道往宜兴。我独与少数官佐分别至各要路口，令各部队长至指定地区收容整顿待命，我则至昆山一宝塔内坐镇。又三日，始乘小艇绕道回苏州，此时崩溃之势亦已稍定。

十一月九日，我军决心全部撤退，决定右翼兵团撤守乍嘉之既设阵地，中央兵团转进青浦、白鹤之线；但因时机迫促，部队掌握不易，敌机跟踪轰炸，桥梁破坏，大军拥塞，秩序紊乱，致与左翼兵团之间发生空隙。十一日，青浦、白鹤之线被敌突破，我左翼各军向吴福之线撤退。原期与乍嘉右翼各军凭既设之国防工事固守，旋因嘉兴失守，福山亦陷，敌有迂回我吴福线侧背之企图，乃又向锡澄之线转进。十一月二十六日，锡澄线亦放弃，以一部沿京沪路向常州撤退，以主力向浙皖赣边境撤退。江阴要塞自二十七日至十二月一日，与敌激战五日，亦因弹尽援绝而失陷。

我军放弃锡澄线后，即以三十六、八十八、八十七、五十一、五十八各师，六十六军及新到之第十军，参加南京守城。委员长召我入京，垂询防守南京之策，我首先问是否要我守城？委员长说：否。继问：由何人守？委员长说：唐生智愿负此责。我说：如要我守，我遵命；不要我守，我有意见，愿即陈明。我以为敌人在战术上虽获胜利，但在战略上实已失败。现在我军应速脱离战场，撤至皖南，以南京为前卫阵地，以贯彻我持久抗战之目的。委员长命与何敬之（应钦）、白健生（崇禧）及德国顾问法肯豪森会商，咸以南京孤立，无现代要塞设备，不易坚守，反复请命，至六次之多，委员长终首肯，命我前往皖南布置。

但我走之后，唐生智以南京为国都所在，不应轻言放弃，乃请加调精锐部队死守。十二月四日，敌主力沿京芜路，占秣陵关，一部沿京杭国道，占句容；八日，附郭阵地相继不守；十三日，南京终告失陷。我守城军三面受敌，北临大江无路可退，牺牲之惨烈为抗战八年中所仅见。

淞沪会战的经过情形，略如上述。在战争进行中，我曾成为敌机侦炸的重要目标之一，有一段惊险的故事，不妨补述于后，以作本文之殿。

敌军飞机的轰炸目标，除我方阵地及后方不设防城市之平民外，对于我军指挥官，也是他们跟踪炸射的重要目标。我的指挥部，敌机尤喜光顾，不过他们来的时候，我们刚好迁走，往往落后一步，以致徒劳无功。大军撤退之际，我派乔乃迁去宣城于城外设营。他为一时方便，设营于城外鳌峰农场。十一月二十五日，我来到宣城，见已布置就绪，因即驻入。次晨，俞樵峰（飞鹏）等来谈，敌机绕城轰炸，久之不去，全城多处起火。下午复来侦炸，集中向鳌峰农场投弹，司令部人员劝我暂避，我仍未动。俄而一弹正落门首，轰然一声，土石飞舞，幕友毛侃兄、陈宝仓兄均负伤甚重，士兵死者三人，我则满身都为尘土所覆，虽幸免于难，然亦间不容发矣。其它数人于饱受虚惊之余，神色木然，我安慰他们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始相率离去。敌机侦炸我军指挥官，大率类此，当然有汉奸为虎作伥，是不用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