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合村十女子遭受的凌辱 韦月英/口述 梁春田/整理
1943年，日本侵略军遭到我抗日武装和革命群众的顽强抗击后，对我抗日军民恨之入骨。为了摧毁抗日军民的反侵略意志，对我抗日村庄实行“三光”政策，疯狂地进行报复。我娘家和合村是抗日村庄，它每年都为抗日武装筹集了一大批的粮款，日军对此早有所闻。日军以是年12月22日强征去四行村做苦役的劳工回来在和合村边公路走散为借口，报复烧杀和合村。
难忘的1943年12月23日，雄鸡啼过第一遍，晨雾朦胧，1000多名日伪军在汉奸“独眼龙”的指引下，兵分两路静悄悄地把和合村团团包围了，当日本兵的枪声惊响了宁静晨空之时，和合村民才知道日军来围村了。惊慌失措的村民四处寻路逃命，但为时已晚，村边各条路口已被日本兵的机关枪封锁了。
天亮，日本兵开始进村，见鸡鸭就抓、见牛羊就赶、见猪狗就打、见钱财就抢、见家具就抄、见房屋就烧、见男人就杀、见妇女就强奸，强奸后就杀死，无恶不作、罪恶滔天。
午后，日本兵抄家，把我们10个年轻的妇女拉到村边西头的荔枝树荫下。其中四个日本兵，在光天化日之下，用寒光闪闪的刺刀威逼，剥去我们全身衣服，使之一丝不挂；然后，强迫我们拉开距离，面对面站列两行，不准闭眼，要我们陪看自己姐妹被这群畜牲轮奸的兽行。我们先后被几个日本兵强行按在地上，一个一个地被其他日军轮流施暴轮奸。惨遭一场蹂躏后，又被用刺刀捅下阴，割乳房，惨无人道，天收地灭(俗语即断子绝孙)。(诉说到此，韦月英已痛哭失声。)
这帮天收(咒语，指日士兵)轮奸妇女，够绝够毒，从小(少)到大，先尝新鲜。我们10名妇女之中，最小年纪的是韦妚盈，当年12月刚满14岁，还是一个小女孩啊!日本兵见她长得白净幼嫩，身子又苗条，用日本话叽叽咕咕一阵子后，就拿她作第一个来尝新鲜。四个日本兵把她强行按倒，她不断挣扎、反抗。特别是日本兵施暴时，她更哭喊得撼天动地，十个指头把旱硬的地面刨起两个深深的穴坑。听着她一阵又一阵的惨叫，令人觉得断肠割肚，撕肝裂肺。撕裂的创痛，使她当场就昏厥过去了，下阴大量出血。头一个日本兵干完退下去，第二个来不及抹净血渍又接上干，畜牲都不如啊!被五个日本兵轮奸完后，可怜的妚盈已直挺挺地躺在地上，奄奄一息。日本兵烦她惨叫扫兴，就用刺刀捅她下阴，活活捅捣致死。她死后，十个指头还紧紧扎在地里。
第二个被轮奸的女子是韦敬因，她当时也只有15岁，发育快，有一对大乳房。日本兵轮奸吻辱她时，她用牙咬伤一个日本兵的嘴唇，日本兵接三连四把她轮奸完毕，就用日军指挥刀一刀一刀地慢慢地把她的两个乳房整个的割下来，分别挂在日本兵的枪口刀鞘上，还恬不知耻地哈哈大笑，真是天收地灭。敬园在血泊里翻滚着，成个血人儿，过了半个时辰，日本兵才用刺刀把她刺死。
十个女子之中，最大年纪的是我，当年18岁，新婚后和丈夫符荣建回外家和合村。日本兵轮奸我们10个女子之时把我排在最后，虽然日本兵经过轮奸9个小妹以后，兽欲泄尽，对我这位少妇也兴趣大减，但仍然不肯放过我。尽管我奋力挣扎，几经撕扯，也难得幸免。4个日本兵把我按在地上，5名日本兵把我轮奸后，就用刺刀朝我身上连刺四刀。由于我转身躲避，刀伤不致要害之处，加上我在刀下佯装死亡，躺着一动也不动，日本兵看我血肉模糊，以为我真的被刺死了，也就走了。
整个荔枝树头下，血染满地。密密麻麻的红头苍蝇附在陈横架直的精光剥赤的9名小妹的僵尸上,荔枝落叶不时落在这些尸体上，苍蝇被落叶碰打便嗡的一声飞起来，然后又很快群聚下去。眼看着这番惨状，我吓得魂不附体，加上身体同时遭受两种严重伤害的痛苦和伤口流血过多，我也晕过去了。黄昏，我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抹拭着身上的血渍，忍着伤痛，艰难地爬进村边的草丛里，隐蔽起来。我挣扎不起来，就伸手抓来身边的“飞机草”(一种植物，其叶捣烂可作轻度外伤止血)嚼烂敷住伤口。
我躺在草丛里，整整两天一夜。滴水不湿口，粒饭不粘牙，又饥、又饿、又渴，伤口揪心地痛，血流不止，我又昏迷过去了。直到第二天傍晚，在昏迷中听到远处轻声的呼叫声，我侧耳倾听，才听出是丈夫寻找我来了。这时，我才低声呻吟起来，直至天黑，丈夫沿着微弱的呻吟声才在草丛里找到我。见我躺在草丛里，披头散发，精光剥赤，血肉模糊，是人是鬼，简直难认，他被吓得大声惊叫起来，后来见是我，才把我扶坐起来，伤口又涌出血水。丈夫撕破他长裤为我包扎伤口，又脱下他的外衫为我披上，并喂我吃他带来的东西(熟薯)。稍后，趁着夜色朦胧，背着我转移到深山密林去。第四天后，才背着我再转移到别村亲戚家里治伤养伤。
日本兵这帮天收地灭槽践、杀害我们姐妹，怎能忘啊?怎能忘!(这时，韦月英嚎哭起来)现在我好了伤疤忘不了痛，我一日三时嘱子嘱孙：日本侵略者杀害中国人民的惨痛历史，世世代代不能忘!
口述者：韦月英，和合惨案的幸存者。
互助乡“三·一”大惨案 谢式容/口述 卢家桐/整理
抗日时期，国共两党的抗日队伍常常活动在互助乡第六、第七保一带。侵掠日军对此早已怀恨在心。1945年3月的某一天，日军一名翻译官携枪投降，逃往雅昌、长仙一带的抗日队伍中。于是日军疯狂报复，制造了互助乡大惨案。
4月12日(农历三月初一日)早上，村中有“良民证”的人都按日军的命令，到中原镇维持会验证。大约八九点的时候，我担心日本兵会来包围村子，便赶紧锁上门，拉着5岁男儿欧宗柳和3岁的女儿准备逃走。不料刚走出门，突然间四五个日本兵气势汹汹冲过来，用枪尾刀向我母子三人乱刺。女儿被日本兵刺了两刀在肚子上，一下子就倒在地上，肠子流了出来，我和男儿宗柳不停地扭动着身子躲着刺来的刀子，后来也被刺倒在地。日本兵走向欧继岳家那边后，我睁开眼拖着两个孩子，爬进村边的林丛中。我被捅了14刀，3刀在左腿上，11刀在身上。欧宗柳被捅了11刀，今伤疤都在。女儿第二天使死亡了。我医了7个月，才能起来行走。宗柳也是医了好几个月才把伤医好。
那天我村5岁的欧继岳和他二兄欧继炳(9岁)在家门前玩，日本兵冲过来，用刺刀向两个小孩乱刺，他们倒在地上，两个人的血把他俩的身体紧紧地凝贴在一起。母亲回来，才把俩兄弟掰开，继炳已死，继岳挨了7刀而幸存。欧继岳的大哥继焕在村外放牛，也被日本兵刺死。村里欧继丰的母亲吴氏、欧继虞的母亲都被杀死在田边。那天来围村的是中原桥园、阳江据点的日军，他们在这一带的坡村、长仙、三古、南桥、雅昌、佳文、凤岭、吉岭、官园9个村庄，杀害村民200多名，单在村民欧继积家里就活活烧死27名村民，烧毁房屋127间。
而到中原镇维持会验证的村民被日军抓了600多名青壮年，押到日军据点。日军命伪维持会的兵丁剥去人们的衣服，然后三、五人一串一串地绑起来，拖到燕岭坡去杀。我村的欧继奇和王国辉在途中挣脱绳子逃跑。王国辉不幸被日军开枪打死，欧继奇没被打中而得以侥幸逃脱。中午时分，在已挖好的大坑穴前，日军开始了血腥的大屠杀。这些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起先是挨个砍头，直杀到手软。后来，为了省事，便把村民以两个一串，贴身绑着，用刺刀扎穿了事，没有致命的村民，也被踢进坑里活埋。600多名被捕青壮年除个别人逃脱外，全都被害。日军接着又在上述九村一连三天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见屋便烧，见物便抢，见人便杀，连老人、孕妇、小孩也不放过。
互助乡大惨案，死亡的无辜民众人数达千人之多。1947年为悼念死难同胞，在燕岭坡上建起了“抗战死难民众公墓”以志纪念。
口述者：谢式容，女，生于1920年。家居今琼海九曲江乡长仙管区坡村，与其子欧宗柳均为“三·一”大惨案幸存者。
一个“慰安妇”的自述 朴来顺/口述 张应勇/整理
我是韩国庆尚南道咸安郡理让面内谷里人。我的父亲朴命万，母亲宋崔引，父母亲都是朴实的农民。父母养我们九兄妹，大哥朴恩植、二哥朴乙植，大姐朴任顺、二姐朴乙顺，他们都是农民，现在是否还健在，我不清楚，我是老五，下面还有弟弟朴寿富、朴基英，妹妹朴其顺、朴次顺。现在如果还健在，也该是50多岁以上的人了。
昭和15年(1939年)，日本人已经大规模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这年下半年，日本人在我家乡大量征兵，我的恋人(他姓崔)也被征去中国战场。但不知道他在中国什么地方，属哪支部队。第二年二月，日本人又在我家乡征集年青妇女，组织战地后勤服务队。征集服务队的负责人是一位姓李的朝鲜人，他到处宣传说，这是支援大东亚圣战，妇女到那边(指到中国)去只做饭、洗衣、照顾伤病员，每月还有工资等等。在他的宣传鼓动下，我家乡不少青年妇女都报名应征，这些人大的30来岁，小的只有16岁左右。我当时25岁，两个姐姐已出嫁，家中人口多，生活困难。听说参加服务队能挣点钱养家，再说我的恋人也在中国战场，我不了解中国有多大，说不定到中国后能和他相会呢，这样一考虑，我也就报名参加“战地后勤服务队”了。父母开始不同意，后来经不住姓李的多次动员，老人也只好同意了。
1940年3月，战地后勤服务队开始前往中国，与我同乘一辆车的有30来人，和我同姓的姐妹有4人。有一天终于到达中国东北抚顺的日本兵营。但我们不住兵营里，而住在离兵营不远的一座有围墙的大院子里。进了院子才看到这里已经来了不少年青姐妹，约有200人左右。两天后进行编队，我所在的那个队约有50人，有日本人和朝鲜人，我们这个队的管事是一位姓崔的朝鲜男人，编队后的第二天，崔管事就发下同颜色和样式并有编号的衣服，叫我们洗澡后换上，说要进行体格检查。
我们换好衣服后，崔管事叫我们在大厅里排好队，这时来了一位穿白大衣的中年日本女人，她后面跟着五六个彪形大汉，也都是日本人。“怎么，给女孩子检查身体让这些男人来干什么?”姐妹们既惊异又害怕纷纷议论起来。崔管事大声呵斥，大家才不敢出声。日本女人说话了，她说这次体格检查是为大东亚圣战，为皇军的生活服务，你们要有牺牲精神。接着叫我们就地脱光衣服。怎么能在男人面前脱光衣服呢?姐妹们谁都没有动手，静静地站着，心里害怕极了。日本女人见大家都不动，大为恼火，恶狠狠地指着前排一个17岁左右的妹子叫她出列，勒令她立即脱去衣服，她站着不动。日本女人一挥手，站在她旁边的两个恶汉冲将上来，按住那妹子把她的衣服剥得精光，随即将她按在地板上轮流强奸。小妹子挣扎着，又哭又叫，但丝毫没有用处，最后只见她绝望地躺在地板上一动也不动，眼泪流个不停。我看到这情景害怕得哭起来，许多姐妹也跟着哭了。但最后还是被强令脱光衣服，赤身裸体接受日本女人检查。这女人对我们每个人前后瞧瞧，上下摸捏，不该看的地方也要检查，谁要是再哭就被打嘴巴，大家只能将泪水往肚里咽，谁都不敢出声了。
我以为体格检查后，便可以去部队里做饭、洗衣了，谁知道当天晚上，院子外面来了很多日本军人，崔管事给他们卖门票，2元日币一张。买了门票的军人闯进院子，按票上的号码，对号拉人强奸。顿时院子里的哭叫声、怒骂声、撕破衣服声和军人狂笑声响成一片，个别敢于反抗强暴的姐妹被打得遍体鳞伤。这一天是昭和16年3月16日，是我终生难忘的屈辱日子。
从那一天开始，姐妹们每天都要被迫接待日本军人，少的也有三四人，多时达十几人，而崔管事每天只发给我们10元日币的工资。日本军人把我们当成泄欲的工具，不把我们当人看待。这种非人生活我受不了，想逃跑又逃不了，因为日本人看管很严；那时我只想到死，可是一想起家中亲人，想到来中国还未见到我的恋人，所以只好打消死的念头，屈辱地活下来了。
昭和17年(1941年)1月底，我被抽调出战地后勤服务队，乘日本军舰离开抚顺南下。同行的姐妹有28人，和我一起从家乡来的只有一位姓朴的小妹，她才20岁，我已经是26岁的人了。
我不知道要送我们到什么地方去，只知道路途很遥远。我幻想到那里也许能见到我的恋人，以此来安慰自己，减轻愁闷的情绪。在军舰上，我们姐妹还得日夜不停地接待日本水兵。经过近一个月的航行，于2月23日抵达海南岛海口市，住在日军司令部附近。第二天，我到日本人开的相馆里照了一张相，直到现在我还保存着这张相片呢。
我在海口市住了将近一年，同我一起在“慰安所”的有台湾妹子和菲律宾妹子。除了在日军司令部附近接待军人外，还要每月一次分批轮流到较远的日军兵营去“慰问”。每批有十几人左右，在兵营的二三天中，接客更加频繁，有时不到一个小时就要接待一个军人，甚至月经未干也不放过。如果遇到残暴的军人，动作稍为迟缓一点，就被拳打脚踢，折磨得死去活来。我们姐妹中有不少人病倒了，脸黄肌瘦，但稍好一点就被强令接客。更惨的是有的妹子已染上了性病还要被迫接客，直至下身烂了，臭气难闻，这才在她床位上挂上红色的牌子，客人见了才不敢接近。昭和18年
(1942)1月，日军用军车送我到海南岛南端三亚，住在红沙旁边的慰安所。这个慰安所有52个姐妹，台湾人和朝鲜人各占一半，我们在这里过的生活更悲惨，由于战事紧张，来往军人更多，有时接待残暴的军人只好任他蹂躏而不敢吱声。
我来三亚不到两个月就患上疟疾，时冷时热，非常难受，但还要接客。幸好慰安所管事泉井君对我较好，他在我床边挂上红牌，客人不敢近了，我才能休息治疗，我真感激他暗中保护我。但不久体格检查，发现我得的不是性病，泉井君被调走了，从此再也见不到他了。后来调来一个姓金的北朝鲜人当管事，我从他那里了解到，我的恋人小崔和他一个部队，在华北地区跟中国军人作战，早已战死，死时距他来中国还不够三个月。听到这消息我哭了几天几夜，后来大病一场，不死算我命大了。
1945年8月，日本国战败投降，日本兵一批批地撤离海南岛。我这个受日本兽兵折磨得身体很虚弱的女人被丢下了，有个别朝鲜兵和台湾兵因生病也被丢下了，这时我结识了一位叫石建顺的北朝鲜青年，命运使我们结合为伴侣。1948年，我俩正式结婚，住在崖县荔枝沟，每天我俩去割茅草出卖维持生活，虽然生活清苦，但比起昔日在日本人的慰安所中的屈辱生活，简直是天地之差了。我和石建顺结合七年，虽然没有生儿育女，可是生活还是愉快的。
1955年，厄运又降临我这个苦命的女人头上。和我相依为命的石建顺病故了，丢下我一个人艰难地生活。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政府对我这个异国女人很关心，给我发了“外国人居住证”，安排我到保亭公路工区当养路工，公路工区的领导始终关心着我，退休后让我领百分之百的工资，分给好的房子住，这次患重病，领导派一个年轻女工专门照顾我，并已为我备好一副一千多块钱的棺材。你问我想不想回韩国，我早就说过，我不想回去了，我在韩国只生活25年，而在中国土地上却已生活了53年，中国政府和人民没有歧视我这样的女人，大家像对待亲姐妹一样对待我，我舍不得离开。如果问我还有什么希望，我只希望以后永远不再发生那可怕的战争，让人们都过上和平、幸福的生活。
口述者：朴来顺，韩国人。1948年居海南行政区崖县。
本文摘自：《天涯》2001年第6期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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