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门弟子与近代文化》:纪念章太炎诞辰140周年

前 言

一、缘起

近几年来，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一些长期被忽视的社团群体（诸如会党、流派、机构、团体、报刊等）逐渐吸引了研究者的目光，各种专题性研究也陆续开展，这无疑极大地拓宽了人们的视野。不过由于中国近代社会异常纷繁复杂，至今还仍有许多群体尚未得到充分的发掘，这其中就包括本书的研究对象——章门弟子，而此种状况显然是与这一群体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不相称的。

首先，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来考察。与其师章太炎相似，章门弟子并非完全埋首于书斋生活。他们秉承师训，注重“经世致用”，密切关注时代变迁与风气转移，尤其是在20世纪初期中国两次大的社会思潮变革（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们均表现出积极参与讨论的态度。即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例，尽管各人思想倾向有保守、激进、温和之别，甚至由此导致了同门的分化，但却无一不是基于自己独立的理性思考，都堪称近代文化探索历程中的可贵思想。况且，多数章门弟子与时俱进，甚至还引领一时潮流，如在文学革命、思想革命、语言文字改革等方面，他们皆可谓厥功甚伟、贡献良多。

其次，从学术史研究的角度来考察。作为章太炎的门生，章门弟子大多继承师说，既学有本源，又业有专攻，章氏即曾评曰：“弟子成就者，蕲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朱希祖逖先。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音韵文辞。逖先博览，能知条理。” 此外，沈兼士、马裕藻、吴承仕等人也莫不各有专长、胜擅一时，而且缘于同门乃至同乡情谊，他们屡屡声气相求、互为奥援，以致引来了所谓“某籍某系”之非议，由此更足见其在当时学术界势力之巨大。尤为关键的是，章门弟子往往在他们各自所主持的学术研究机构，将其源自于师而又有所发展的治学理念付诸实践，由是对中国近代学术转型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由此可见，无论是从思想史还是学术史的研究角度来看，章门弟子都具有着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和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通过对这一群体的集中考察，不仅能丰富与深化中国近代思想史、学术史研究，而且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和把握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经验教训，为当前正在进行的又一次文化转型提供一些历史启示。

二、学术史

令人颇感遗憾的是，作为一个曾经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学术文化群体，章门弟子迄今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相关的研究成果更是十分匮乏。据笔者检索，近年以此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仅有一篇，即张吉兵《章门弟子与新文化运动》一文。 该文从“章门弟子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班底”以及“章门弟子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多方面建树”两个层面，分别论述了章门弟子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可谓选题新颖，视角独特。不过限于篇幅，所论往往过于简略、语焉不详，且有些论断尚可商榷。

同时值得一提的是，在近年渐趋“显学”的民国学术史研究领域中，有论者也注意到章门弟子这一重要学术群体。如桑兵在《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一文中，即曾专辟“太炎门生”一节，予以了细致入微的人脉梳理。 此后，他在《近代学术转承：从国学到东方学——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解析》一文中，又再一次运用其所擅长的“通语境以解文本”的方法，揭示出傅氏该《旨趣》之要义“是划分与太炎学派的界限”，并进而由此勾勒出了近代中国学术转承的大致脉络。 《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而在《章太炎晚年北游讲学的文化象征》一文中，他更是另辟蹊径地以章太炎晚年北游讲学这一事件为楔子，对章氏与众弟子的关系变迁做了融会贯通的阐发。

在此期间，章门弟子也吸引了一些台湾学者的研究目光，其中尤以陈以爱女士的研究最为充分。她在《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一书中，凭借广泛坚实的史料基础，对章门弟子主持的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做了迄今为止最为详尽的研究。在该著第一章中，她开篇便交代了国学门的核心成员——章门弟子——是怎样在辛亥革命后陆续进入北大并成为30年代前北大文科主流势力的，其中不乏独到见解。

此外，由于章门弟子与新文学运动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因此一些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者也曾经涉及于此。如陈方竞、刘中树撰写的《对五四新文学发生及源流的再认识》一文，就通过研究得出结论：陈独秀、胡适的文学观只是新文学发生的“外源性”成分，而章门弟子的文学观则构成了新文学发生的“内源性”成分。 相较于传统的说法，这一观点注重文学自身变革的内在理路，从而凸显了章门弟子的贡献，无疑是一种富有新意的创见。

同时还应该指出的是，目前学术界虽然较少有研究者将“章门弟子”作为一个群体来加以专题研讨，但围绕其中个别人物的研究却早已展开，这尤其体现在关于周氏兄弟以及黄侃、钱玄同、吴承仕等人的研究上。鉴于周氏兄弟的长期繁荣已人所共知，故不再赘述，此处只简要介绍后几人的研究状况。

综观目前的黄侃研究，主要集中在其生平与学术。如《量守庐学记——黄侃的生平和学术》一书，即基本上是由师友及弟子们的回忆文章汇编而成，撰者包括章太炎、汪东、黄焯、潘重规、范文澜、杨伯峻、程千帆、陆宗达、许嘉璐等人。这些文章大多根据各自的交往问学经历，从不同角度较为真实地记录了黄侃的生平及其学术思想。在此基础上，近年来学者们对其学术成就（尤指音韵学）展开了进一步的深入探讨。1995年，武汉大学召开了“黄侃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心议题就是黄侃的学术思想。

至于钱玄同，则因其文化思想个性鲜明，且与新文化运动联系密切，所以较早便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其中尤以杨天石的个案研究最为深入。他先后在《振兴中国文化的曲折寻求——论辛亥前后至“五四”时期的钱玄同》、 《钱玄同与胡适》、 《论钱玄同思想——以钱玄同未刊日记为主所作的研究》 等文中，运用鲁迅博物馆所藏的“钱玄同未刊日记”，对钱玄同的文化思想做出了深刻的剖析。此后，又有多位学者对钱玄同加以研究，并有多部专著陆续问世，诸如吴奔星《钱玄同研究》、 吴锐《钱玄同评传》、 刘贵福《钱玄同思想研究》、 李可亭《钱玄同传》 等。由于作者学术背景各有侧重，这几部专著可谓各有千秋。相互参照来看，恰可为全面系统了解钱玄同提供不同层面的帮助。

此外，吴承仕晚年的思想转变显然也是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有些论者即曾就此有过专门论述，如陆宗达《从旧经学到马列主义历史哲学的跃进》、 朱守芬《吴承仕和〈文史〉、〈盍旦〉》、 庄华峰《由旧经学向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转变——吴承仕学术成就初探》 等文。另如收入《吴承仕同志诞生百周年纪念文集》的一些文章，也有不少论及于此。

值得注意的是，有关朱希祖的研究近年来也逐渐铺陈开来。其哲孙朱元曙先生先后撰写了《国语运动中的朱希祖及章门弟子》、 《章门“五王”轶事》、 《朱希祖与钱玄同》、 《朱希祖与他的老师章太炎》、 《朱希祖与马氏兄弟》、 《朱希祖与周氏兄弟》、 《朱希祖与沈氏兄弟》 等文，对乃祖的师承及同门关系予以详细介绍，并披露了一些朱希祖未刊日记和手稿，为学界提供了不少珍贵史料。而周文玖、刘召兴、王爱卫等人则更注重发掘朱希祖的学术思想。周文玖发表了《朱希祖与中国史学》、 《朱希祖史学略论》、 《傅斯年、朱希祖、朱谦之的交往与学术》、 《朱希祖与中国现代史学体系的建立》 等文，刘召兴发表了《朱希祖与胡适》、 《朱希祖与“史学二陈”》 等文，王爱卫发表了《朱希祖与〈明季史料题跋〉》、 《朱希祖与章太炎》 等文，以上诸文均对朱希祖的史学成就、治史思想及学术交往做了较为全面深入的探讨。

总之，近年来学术界对章门弟子已不乏论述，这些前人研究成果对本书的立意拟定和史料收集，无疑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启发与提示意义。不过综观目前研究状况，可以发现有两处明显不足：其一，如前所述，以往研究主要是以个人为研究对象，而将之作为一个群体从宏观层面上加以系统研究的成果则较为欠缺，尤其是结合中国近代文化转型来考察这一群体的论述更不多见；其二，相较于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人、时下学界对其他一些章门弟子的研究仍显薄弱，如关于朱希祖、沈兼士、马裕藻等人的研究几乎可谓付之阙如，亟待发掘。有鉴于此，本书拟在充分吸收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此做一番尝试性的探讨，以求有所裨益于该课题研究的拓展与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