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浙江台州网友(123.97.*.*) 的原贴:
说得有理。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判,不能一棒子打死,更没必要用汉奸、爱国、气节等复杂的词来下结论。其实,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他是否在事实上做了对他人有利的事。愚以为,以人为本、尊重生命、追求幸福是古今中外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对别人生命的尊重程度是衡量这个社会文明程度高低最重要的标准,使人民免于灾难的汉奸比使人民生灵荼炭、哀鸿遍野的爱国者更可爱。这是最简单的道理,干嘛要搞得这么复杂呢?想不通,在现代社会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缺乏理性、本末倒置、没有人性呢。我们的教育究竟向下一代灌输了什么思想,被现代文明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观,为什么到我们这里就一文不值了呢?这究竟是教育的失败还是教育的成功呢?
十年前,香港著名建筑家、艺术家,曾设计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区徽的何弢在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第78卷第1期发表了《我的父亲何炳贤》一文,公开为其父的历史功过重作评价,在社会上引发了争议。文中称:“父亲不为名、不为利、更不为权,到底他为的是什么?也许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只知道一个‘为人’的意念。也许像父亲这类人的表现,是累积了中国几千年忠孝仁义、伦理道德的传统酝酿出来的一种无以名状的气质。是对是错,并不一定非要追求答案不可。这是民族、历史、文化昙花一现地塑造而成的性格精神……”何弢在文中还以感性的笔触写道:“……父亲的路走错了,为时代背上了十字架。他或许有负于政府,但绝无负于良知。在他背负十字架的人生路上,妻子与三个子女陪伴着他,看见的是一个苦难的侧影。无论世俗的眼光怎样看他,他是我平凡而伟大的父亲,他没有瞩世的遗产留给他的子孙,留给我们的是无我而为人的宗旨,与一颗仁慈为国的热血之心……”显然,何弢心目中的父亲何炳贤是个不幸走错了一段路的受难者,似乎理应受到世人的理解与同情。然而,何炳贤毕竟是个曾腆颜事敌的汪伪大汉奸,正是他在日军入侵、国难当头时刻的错误选择铸成了他的人生悲剧。
一
何炳贤,又名何仪,广东番禺人,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生。他自小勤奋好学,21岁时由祖母出钱供他远渡重洋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留学,成绩优秀,四年后获得了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毕业回国后,创办过私立大陆大学,教授英文和市政学,后在上海从事中外贸易工作,成为当时设在法租界霞飞路上的政府实业部国际贸易局局长。他可说是我国第一位受命为全国对外贸易作系统化科学调查的学者,所撰写的著作《中国国际贸易》成为我国近代第一本大学国际商贸教科书。何炳贤还兼任过上海光华大学、国立商业专科学校和有教会背景的圣约翰大学客座教授,他英语娴熟,口才一流,讲课很受学生欢迎。
1933年春,时任国民党副总裁等要职的汪精卫去上海视察,召见了何炳贤,在听取其汇报后深表赞赏,认为何办事踏实,看问题全面透彻,是个称职的经济管理人才。汪精卫有意调何炳贤担任政府财政部副部长,但何炳贤婉言谢绝了,因为他明白,自己不是宋子文圈子内的人,又不是孔祥熙系统内的人,若去南京,恐很难施展抱负,有所作为。汪精卫也没勉强他,但希望何炳贤能够每日提供一份对外经贸调查分析报告,由汪派人定期来沪取走,以便于自己掌控真实情况,摆脱受制于蒋介石一方的被动局面。何炳贤欣然同意,两人遂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后来何炳贤每来南京财政部开会,都住进颐和路38号汪公馆,受到汪精卫、陈璧君夫妇的款待,请他吃正宗的法国菜,喝法国摩尔葡萄酒,视为又一亲信。1936年,何炳贤又添一子,取名何弢。汪精卫夫妇时在法国休养,闻讯特委托南京的亲信、中央监察委员褚民谊安排人去上海给何炳贤送去礼物,以示恩宠。同乡情谊加上汪有心拉拢,令何炳贤很感动。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入侵,抗战全面爆发,紧接着“八一三”淞沪战役打响,蒋介石派精锐部队投入淞沪战场,战火蔓延,何炳贤将妻儿四人送往香港和母亲同住,自己则去南京实业部报到。没多久,随着日机空袭加剧,国民政府各机关、大学西撤汉口,何炳贤也去了后方。他知道,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与总裁蒋介石之间为如何应付日军的凶猛攻势已产生很大分歧:汪对战局很悲观,主张立即和日本谈判,先请求停战;蒋介石则认为不可放弃抵抗,采取的是边抵抗边谈判的战略,苦苦等待国际时局的变化。当时何炳贤似乎更为赞同蒋介石的立场,因为他耳闻目睹日军的凶残野蛮,甚为愤慨。他的工作笔记本里就夹着几张从《申报》、《大美晚报》上剪下的日军施暴图片,其中一张是被日军飞机轰炸过的上海闸北火车站,到处是残垣断壁惨不忍睹,一个失去父母亲人的幼儿已被烧伤,赤裸着小身躯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许是饥饿,他吮吸着脏兮兮的手指,孤苦无依之惨状令人顿生悲悯之心……可是,何炳贤渐渐地对战局改持悲观态度,尤其是在1937年底首都南京失陷之后,认为汪精卫的妥协立场未尝没有合理因素——中国的损失太惨重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他决心与汪精卫同进退,唯其马首是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