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的妓女：中央部门亲自下文件指定制服

本文摘自：《历史问题与问题历史》   出版社：远方出版社   本文作者：陈高华

妓女是阶级社会的产物，由来已久。在元代，妓女仍是南北各地普遍存在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说，在元朝首都大都（今北京），“凡卖笑妇女，不居城内，皆居附郭……计有二万有余，皆能以缠头自给，可以想见居民之众”（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358页）。数字不一定可靠，但元大都有大量妓女则是事实。高丽士人李穀多次到大都，他也注意到这种现象：“商贾所聚，贸易有无，谓之市肆。始予来都，入委巷，见冶容诲淫者，随其妍媸，高下其直，公然为之，不少羞耻，是曰女肆，知风俗之不美也。”（《市肆说》，《稼亭集》卷6）都城如此，其他地区也是一样。明朝建国之初，熊鼎为浙江提刑按察司佥事，“分部台、温二郡”。“其地多倡家，中朝使者以事至，多挟倡饮，有司罢于供应。君（熊鼎——引者）下永嘉，令籍侣户数千，械送之京”（宋濂《熊府君墓铭》，《宋文宪公全集》卷31）。明初永嘉（今浙江温州）倡户数千，显然元代就是如此。杭州原是南宋的都城，江南最大的城市。当地游手好闲之徒活动于“娼优构栏酒肆之家”（《元典章》卷57《刑部十九诸禁·禁豪霸·札忽儿歹陈言三件》）。马可·波罗特别提到那里的妓女，他说：“其数之多，未敢言也，不但在市场附近此辈例居之处见之，全城之中皆有。衣饰灿丽，香气逼人，仆妇甚众，房舍什物华美。此辈工于惑人，言词应对皆适人意，外国人一旦涉足其所，即为所迷，所以归去之后，辄谓曾至大堂之城行在，极愿重返其地。”（《马可·波罗行记》，359页）岭北湖南道监察的地区内，设有“管妓乐管勾”一职，“掌管差拨妓女文历”，过往的“使臣索要妓女宿睡”，都由管勾“差拨应付”（《元典章》卷36《兵部三·使臣·使臣索要妓女》）。设立专门人员管理妓女，可知当地妓女一定为数甚多。

娼妓有明的，也有暗的。杂剧《赵盼儿风月救风尘》中，周舍对店小二说：“不问官妓私科子，只等有好的来你客店里，你便来叫我。”（关汉卿作，《元曲选》，200页）官妓就是公开在政府登记的娼妓，“私科子”就是没有在官府登记的妓女。元成宗时，郑介夫上书说：“今街市之间，设肆卖酒，纵妻求淫，暗为娼妓，明收钞物，名曰：嫁汉……又有典买良妇，养为义女，三四群聚，扇诱客官，日饮夜宿，自异娼户，名曰：坐子。都城之下，十室而九，各路郡邑，争相仿效，此风甚为不美。”（郑介夫《太平策》，《元代奏议》，75页）郑介夫说的“娼户”是公开的娼妓，即上面提到的官妓。“坐子”指暗娼，都城有大量公开的娼妓和暗娼，外地亦是如此。

很多妓女擅长妆扮，能歌善舞，长于应对，以此作为招徕顾客的手段。杂剧中有唱词“风月家门，又无资本，别营运，止不过送旧迎新，凭卖笑衣食稳”（贾仲名《荆楚臣重对玉梳记》，《元曲选》，1410页），便是她们生活的写照。元代的官员、士人、商人都以狎妓为风流乐事，当时的各种文学作品（诗词、散曲、杂剧）中都有许多关于妓女的篇章，可见这是一种社会风气。有的作品描写妓女的聪明美丽，有的作品讴歌自己或他人与妓女的爱情。但事实上，狎妓是一种金钱与肉体的交易。不少人沉溺其中，不能自拔，以致倾家荡产。14世纪中期高丽的汉语教科书《老乞大》，翔实地叙述元朝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一段说，富户人家子弟，“不务营生教些帮闲的泼男女，狐朋狗党，每日穿茶房入酒肆，妓女人家胡使钱”；“骑着鞍马，引着仆奴，着几个帮闲的般弄着，先投大酒馆里坐下，二三十两酒肉吃了时，酒带半酣，引动邪心，座子人家里去。到那里，教那弹弦子的谎厮每捉弄着，假意儿叫几个‘舍人、郎中’，早开手使钱也”（《老乞大》，金文京等译注，日本平凡社，2002，8页）。“座子”就是上面提到的“坐子”，即暗娼。杂剧《东堂老破家子弟》中，富家子弟扬州奴“饮酒非为”，家道中落。他卖掉住宅，还拿钱“去月明楼上与宜时饮酒欢会去了”（秦简夫作，《元曲选》，215页）。杂剧《荆楚臣重对玉梳记》（贾仲名作，《元曲选》，1424—1424页）、《逞风流王焕百花亭》（作者佚名，《元曲选》，1424—1441页）、《杜蕊娘智赏金线池》（关汉卿作，《元曲选》，1251—1264页）等，写的都是士人迷上妓女，钱财散尽，以至被逐出门的故事。元代中期，顺德路总管王结作《善俗要义》，教导百姓。他把赌博与酒色并举，认为都是恶习，是造成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原因：“或好行赌博，赀财空竭，或贪迷酒邑，家产破荡……以至为盗，一黥其臂，无复自新。”（《文忠集》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