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出阳关奔赴新疆的新中国第一代女兵

 发生了一场持续数年的大规模妇女“西迁从军”的壮举。数以万计的朝气蓬勃的女青年，怀着对美好新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怀着对人民军队的热爱和憧憬，辞别家乡和亲人，从全国各地来到西域边关，投身到开发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火热军营生活之中，成为戍守边关的共和国第一代女兵。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至今人们还能深切感受到这场旨在使祖国西部边疆繁荣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妇女“西迁从军”运动的强大推动力。

大量女性进疆 是开发建设的需要

“目前新疆最不安定的因素是什么？”

“军心不稳。”

“为什么？”

“主要是部队官兵普遍想家。”

“如何才能使官兵安心？”

“动员大量的妇女进疆，解决官兵的婚姻问题。”

这是1949年10月6日，刚刚宣布通电起义的国民党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与我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的对话。当时新疆有10万国民党军队，平均年龄在38岁以上，98%以上的官兵家在内地，96%以上的官兵尚未成家，80%以上的官兵都有回家结婚的强烈愿望。

陶峙岳和王震同为湖南人，面对一个即将开启的新时代，他们不能不为自己的部下考虑，不能不想如何使官兵安心守卫边疆。此时，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另一个“老乡”——早年经略西北和新疆的左宗棠。

“我们这些人可都是在左公的大树下乘凉啊!”看着神情凝重的王震，陶峙岳感慨地说出了积蓄已久的心里话。1880年，为了策应中俄边境谈判，确保新疆伊犁地区不被沙俄吞并，78岁高龄的左宗棠“抬棺出塞”，留下了千古佳话。

陶峙岳主政新疆后才发现，左公当年不仅“抬棺”进疆，而且也带着一定数量的家眷和湘女。一次，到奇台视察驻军时，陶峙岳就遇到一位85岁的湖南籍刘姓老太太，老人是年轻时和父母一起跟着左公进疆的。

此后不久，在新疆南部的喀什地区，陶峙岳又遇到10多位年龄在80岁以上、老家陕西和甘肃等地的妇女，她们都是当年左宗棠进疆时应召随营的，随后在新疆安了家、扎了根，几十年后儿孙满堂。更重要的是，她们把先进的耕作技术和内地“庭园经济意识”带到了边疆，而且同当地维吾尔族群众相处得很好，享有很高的威望和声望。

这件事给了陶峙岳很大启发，后来他也效仿左公的做法，办了一些举家移民新疆的事情，但由于受制于各方面的因素，成效不大。他也尝试着组织一些妇女到新疆来，同样收效甚微。此时，看到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强大人民军队，陶峙岳的心中充满期待、充满希望。

作为即将进疆的解放军最高统帅，王震面对的不仅是通电起义、接受改编的国民党10万大军。为了尽快恢复新疆的稳定，确保这块占我国大陆面积六分之一强的广袤边疆的和平与安宁，解放军10万大军也将迅速进军新疆。西进大军中，官兵大龄化的矛盾也是非常突出的：师以上干部中，大部分已婚，少数未婚；团一级干部大部分未婚，少数已婚；团以下干部和士兵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光棍。

部队到达酒泉后，第一兵团政治部就官兵思想状况进行了调查，其中在“你最担心的问题”中，95%以上的官兵认为是“找不到对象”、“没有媳妇”；其次是“气候太冷”，占82%；“怕以后回不了家”的占56%。随后对国民党起义部队官兵进行同样调查，结果几乎是完全一样的，惟一不同的是有20%左右的起义官兵担心在共产党的军队里“得不到信任，受不到重用”。

另一个历史现实是，毛泽东指示进疆部队：“你们到新疆去的主要任务是为各族人民多办好事，要以替历史上压迫少数民族的反动统治者还债的精神在那里工作”；第一野战军前委和彭德怀司令员发出了“进疆部队要在新疆建功立业立家”的命令。毛主席的指示和彭总的命令，都传达了一个清晰而又坚定的信息：为了人民共和国的千秋伟业，军队要扎根边疆，要同边疆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这对于当时人口不足500万（100万人过着游牧生活，其余400万也都是生产工具简陋、耕作方式粗放的农业人口）、人民生活极其贫困、社会保障能力有限的新疆绝非易事。仅仅依靠新疆的民力来负担20多万人的庞大军队，事实上不太可能，从遥远的内地万里接济也非良策。王震，这位在我军最艰苦的岁月带领三五九旅开展南泥湾大生产运动的将军，开始考虑可持续发展的“屯垦戍边”问题——为了最大限度地减轻国家和边疆民族群众的负担，为了建设和巩固祖国的西部边疆，必须解决好20万大军的生存、发展问题，必须使广大官兵安下心、扎下根，投入到屯垦戍边的伟大事业中去。

1949年10月14日，在哈密各族军民欢庆解放的大会上，王震第一次对跟随自己进疆的部下吐露真情：“为了使大家安心边疆、扎根边疆，党中央、毛主席已经同意了我们的请求，决定在湖南、湖北、江苏、浙江、山东等省市征召数十万女兵进疆，解决大家的婚姻问题……”王震的话还没有讲完，整个会场就被“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的欢呼声所淹没。

早在西进大军到达甘肃的天水和临夏时，王震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迫切性。他亲自到一些中学与为数不多的女学生座谈，鼓励她们参军到新疆去，表示军营大门任何时候都向有志女青年打开。部队西进途中，凡是女青年和女学生志愿参军者，来者不拒，无条件接收。西进大军到达酒泉的时候，部队新增加的女兵就有500多人。但同陶峙岳会见后，王震还是感到女兵不足的强大压力。

“没有女兵，官兵们怎么成家？不能成家怎能扎根，怎能建设和保卫边疆？”想到这些，王震一边上书党中央、毛主席，一边给湖北省政府主席李先念、湖南省政府主席陈明仁、浙江省政府主席谭震林、山东省政府主席康生、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南京市市长刘伯承等写信，要求协助解决进疆部队官兵的婚姻问题，都得到了肯定答复。

1949年10月24日，在号称南疆咽喉的“铁门关”前，王震再次向部下披露了一个重要信息：“经党中央、毛主席批准，我们新疆部队的20多个招聘团就要分赴全国各地征招女兵。女兵来了，同志们的个人问题就解决了。我保证，每人都会有一个称心如意的对象，都有一个幸福温暖的家庭，大家一定要不辜负党中央、毛主席的关怀，要有扎根边疆干一辈子的思想……”

“感谢毛主席!”、“感谢党中央!”王震的话再一次被官兵们的欢呼声所打断。

1950年3月，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天，党和政府在刚刚解放的广袤国土上，向全体青年女性发出了深情的召唤，一场大规模妇女“西迁从军”的运动就这样拉开了帷幕。

大江南北掀起女兵潮

湖南长沙，刚刚解放不到4个月的市中心广场上人声鼎沸，3条巨大的“新疆军区女兵招募报到处”横幅迎风招展，一群群女青年围着数名年轻军官问这问那：“新疆冷不冷？”“我报名行吗？”“我们姐妹两个都去你们要不要？”军官们个个忙得满头大汗，一位中年军官嗓子都哑了，但他依然是那样的激情澎湃：“同志们，有志到边疆去的姐妹们，新疆欢迎你们，大西北欢迎你们，祖国和人民感谢你们!”

除了成群结队的年轻女性外，人们看到最多的是父女相依、母女相伴、兄妹相随的长长的报名应征队伍。曾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政治部长期任职的王慧在半个多世纪后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是那样兴奋：“那是1950年春节过后不久的一天，我同姐姐一起到广场去玩，只见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新疆军区招聘团同志的宣传动员掷地有声，‘有志女青年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此情此景让人激动，让人兴奋，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和向往，我就是被这种浓烈的氛围所感染，坚决要求参军的。”王慧还说：“当时要求报名者必须年满15周岁以上，而我刚刚过了13岁的生日。为了实现参军到大西北去的愿望，我让姐姐替代我报了名。接到录取通知后，我激动得两天两夜没有合眼，可整个家庭却被折腾得天翻地覆。”

也是在王慧报名应征的这个广场，发生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参与和平起义的国民党将军的女儿，为了能够投身到人民军队的怀抱，剪掉了几乎齐身的长发，穿上打有补丁的衣服，并编造自己的“悲惨”身世。谁知这个时候，与她同在一个大学的15位女同学也来报名应征，看到一向高雅斯文、穿着讲究的“白雪公主”这身打扮，同学们不解的神情中夹杂着窃窃私语，搞得专注听她诉说“苦难史”的招聘团领导，转瞬间也用异样的眼光审视起她来。看到不能蒙混过关，她就改变策略，开始百般纠缠，在银铃般的笑声中，打起了“持久战”。得知了情况的将军，也连续3天赶来为自己的女儿打气和求情，但最终还是未能如愿。将军一气之下，接连给当时的湖南省政府主席写了6封“告状信”。最终，将军的女儿被湖南省军区特招入伍。但她没有如愿到遥远的西部边疆，而是留在了将军的身边。这也许不是父女俩期盼的结果，但谁又能说这不是对共产党人的一种真诚和真情呢！

在岳阳楼前，翻身得解放的女青年排起了绵延数百米的长队。有一家李姓三姐妹体检都没有过关，3人抱头痛哭，任凭征招人员怎么开导都不肯离开。最后姐姐李丽提出：“当兵不符合条件，嫁个军人总可以吧，就让我们跟着大伙一起到新疆去吧！”54年后，在新疆阿克苏市，已经退休在家的李丽说：“为了能够进疆，我和两个妹妹在长沙火车站整整等了一个星期!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方便食品，饿了啃些干馒头，渴了喝点凉水，3个人的嘴全都起了泡，最终招兵干部还是被我们的执著和真诚所感动，我们不仅来到了新疆，而且都参了军。整个五六十年代，大伙儿都叫我们‘三朵金花’。”从老人洋溢着笑容的脸上，我们可以感受到她对于那个特殊岁月的一种刻骨铭心的眷恋。

在浏阳河畔，成千上万的群众将23位就要西征的女兵围得水泄不通，舞狮子、扭秧歌、打花鼓、踩高跷、唱民谣、放鞭炮，一派盛大节日的景象。即将成为人民军队一员的女兵们，此刻已经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是啊，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也是一个崇尚英雄的时代!特别是受了几千年封建礼教束缚下的女性，终于可以在人民军队的百花园里大放异彩的时候，整个社会怎么能不为之振奋，为之欢呼!

山东济南，这个饱经战争创伤的古城，当历史的车轮驶向1950年的时候，人们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3月份，在当地的一些大中学校，来自大西北的强劲旋风使得刚刚沐浴到新中国灿烂阳光的女学生们充满了欢乐和希冀。原济南二中学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委担任秘书职务的姜淑真回忆说：“那个时候，六年级以上的学校都有新疆军区招聘团的牌子，‘有志青年到新疆去，到大西北去’成为当时最振奋人心的口号。”当时的济南二中，曾经发生20多名男生轮流守门不让招聘团同志进校的情况。“哪有光招女生入伍，不要男生从军的道理，分明是看不起我们男生。男女平等，也不能只照顾女生的利益，忽视男生的权益啊!”

招聘团的同志没有办法，只好用一些美丽的谎言开导大家：“女同志身体弱，要在部队适应的时间比较长，先招女生入伍，后招男生，请大家放心。”应该说，男同学们的心情比较复杂，不少被招聘团看中的女同学，都是他们心目中的“天使”，有的还是他们暗暗相恋的“意中人”，一旦这些女同学远去新疆，就只能梦中相见了。在欢送晚会上，女生们有说有笑，大部分男生都哽咽得说不出话来，个别男生甚至失声痛哭。

“没有什么比中学时代的纯真友情更可贵了，一句祝福、一个拥抱、一丝笑容，都让你回味一生。50多年了，每每想起欢送晚会的场景，我都会感动，都要流泪！”1995年3月，离开家乡45年的姜淑真第一次回到她日夜思念的同学们中间，那些责怪她“绝情”的男同学们，不时将她托起，激动不已的姜淑真失声大哭。事后，她一直感慨：“毕竟我们都是老人了，已经不是感情冲动的年龄了，可他们还是这样热情，还是这样真诚，我能不感动吗？”

在孔子的家乡山东曲阜，一位姓刘的大嫂带着双胞胎女儿，向招聘团的同志跪下：“孩子的爸爸和哥哥都死在战场上，我就指望这两个女儿了，她们都很听话，很懂事，也很勤快，很能干。你们就收下这两个孩子吧，让她们为国家做点事!”招聘团的同志问：“两个女儿都走了，你怎么办？”刘大嫂回答：“自古忠孝难两全，孩子们能为国家尽忠，我就知足了!”2008年3月，刘大嫂的小女儿、已经75岁的陶娟回忆起当年参军的经历，仍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情：“参军两年后，姐姐就不幸牺牲了，妈妈一再鼓励我要坚强，要学会照顾好自己，要常去姐姐的坟前看看。”陶娟的姐姐陶欣是在一次抗洪抢险中牺牲的，当时倾盆大雨下了4个多小时，连队菜地的西南方向突然山洪爆发，正在菜地里劳动的陶欣赶紧向洪水袭来的方向奔去，想抢救战友们的衣服，却不幸被洪水卷走了。4天后，在远离连队100多公里的戈壁滩上，人们找到了她的遗体。陶欣的衣服和身体已经被洪水和碎石撕得惨不忍睹，但她两手还是紧紧攥着战友们的衣服。

在山东泰安，当地最有影响的“紫莲秧歌队”的35名女青年全部报名应征，她们中的5人最终被确定入伍，其余30人怎么也无法接受这个现实。一位叫李芳菊的女青年，平时在秧歌队里最活跃，也跳得最好，由于体检没有过关，被刷了下来，她一时想不通，险些自杀身亡，搞得招聘团的同志紧张了好几天。最后，部队同意让李芳菊的妹妹李芳霞入伍，紧张的氛围才得以缓和。

在烟台和青岛，一些由洋人开办的学校里，不少来自异域他乡的外国少女也赶着要凑热闹，有些美、英、法的女孩，不管父母的意见如何，执意要当中国的女兵，搞得家长惊慌失色，惟恐女儿被“赤化”，从此再见不到自己的女儿。有的家长还专门找到当地的领导理论。其实，这些家长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一是我军根本就没有招聘外国女孩的计划，二是在当时我国外交“一边倒”(只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关系)的情况下，不可能让这些西方女孩去当中国的女兵。

根据新疆有关部门统计，在共和国百废待兴的前4个年头，就有2万多名齐鲁大地的优秀女儿辞别家乡和亲人，西出阳关，加入到保卫、开发和建设边疆的人民军队行列。整个20世纪50年代，自愿支援新疆建设的山东女性达到5万多人。

历史的同一时刻，在天津、在南京、在杭州、在合肥、在重庆、在武汉、在洛阳，在共和国的13个大中城市，年轻妇女们听到新疆在召唤，大西北在召唤。千百年来一直受封建统治压制的中国妇女，第一次感受到了男女平等的新生活气息。原天津印染厂职工、后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某边境团场任职的王雪芬回忆说：“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我同姐妹们来到职工礼堂，观看介绍新疆的风光记录片，影片是由新疆军区招聘团的同志带来的。郁郁葱葱的绿洲，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牧场，扎着大辫子、漂亮大方、能歌善舞的维吾尔族姑娘，以及关于未来新疆一系列建设规划的旁白，深深地打动着我们这些从未出过远门的女孩子的心，今天想起来还是那样的亲切。”

为了加强记录片的宣传效果，新疆军区寻求当时苏联驻迪化（今天的乌鲁木齐）的总领事馆帮忙，紧急赶制了200多个拷贝。主要风景是在今天乌鲁木齐的北京路一带和南山牧区拍摄的，画面既有南国水乡的灵秀，也有西部边塞的壮美，还有让人赏心悦目的民族风俗和文化，以及女兵们诗情画意般军营生活的写真，对当时内地年轻女性的感染力很强。招聘团每到一地，负责播放宣传片的干部是最忙碌的，一天赶五六个场子的情况很普遍。

“那个年代，大家的思想都很纯朴，看准的东西，认准的事情，就毫不犹豫去干，我们就是冲着片子里风景如画的新疆下定决心的。”72岁的王雪芬讲起当年的重大人生抉择，还是那样的热血沸腾。她说，刚到新疆时，有的人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个别同志甚至产生过逃离新疆的念头，“主要是现实环境和片子里面的情景反差太大了，片子里面反映的都是舒心惬意的画面，可如今大家整天面对的是大漠戈壁和风吹日晒雨淋，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会有想法的。”

但是，让王雪芬和战友们没有想到的是，随后不久，火热的军营生活和集体大家庭的温暖，就使大家重新坚定了信念。充满理想色彩的女兵们，很快被全新的生活所融化，她们都找到了施展自己才能的舞台，都感受到边疆军营生活中那种说不出、道不明的一种特殊浪漫。原洛阳造纸厂女工、后来任职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某师的李娟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看到维吾尔族舞蹈的情景：“那真是人山人海啊，冲破层层人群后我才发现，是招聘团的同志同3名美丽的维吾尔族少女一起跳舞。一位军官解释说，这就是新疆的生活，这就是新疆的歌舞，这就是热情好客的新疆维吾尔族姑娘，这就是向你们招手致意的边疆崭新生活！”

万里跋涉进新疆

漫漫西行路，“娘子军”进新疆遇到的一个最大困难，就是由于长途旅行而诱发的各种心理上、生理上的不适应。当年随队进疆的医生杜心茹说：“由于绝大多数同志都是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开始大家整天还在一起说说笑笑，后来慢慢发现自己的腿一天天僵硬起来，脚也开始浮肿，到了兰州后，情况就更为严重，一半同志的脚连鞋都穿不上了。”当时火车只通到兰州，以后的6000多里路程主要靠颠簸的汽车，困难更加可想而知了。

为了使首批进疆女兵顺利到达目的地，西北军政委员会紧急电令陕甘两省动员各族群众，赶做了数万双宽口布鞋，分别在西安、宝鸡、兰州分3批发送给女兵。对于浮肿严重的女兵，在这3个大站采取“中药足疗”的方法进行紧急医治，保证了首批进疆的女兵没有一人因为这方面的问题而掉队。为缓解双腿、双脚浮肿的问题，大家在随队医生的建议下，坐上车1个多小时后，便进行一些小的走动，以至于在整个车厢里出现了“踢踢腿，扭扭腰；摇摇头，转转脚，不时来个蹦蹦跳”的热闹场景。

西进途中，女兵们的最大愿望就是能够洗上一个热水澡。在家乡时，这些爱美的姑娘少说两天也要泡个澡，但进入“集体流动生活”后，洗澡却变成了遥不可及的一种奢望。由于长时间洗不上澡，加之换洗的衣服几乎没有，内衣慢慢就有了虱子。开始时，面如纸薄的女兵总是把公厕作为消灭这种“隐蔽敌人”的战场，一个女兵常常在厕所里一呆就是半个多小时，其他人心知肚明，却什么也不说。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女兵被虱子袭扰，女兵们不得不考虑寻求更好的解决办法。因此就出现了一种特别的方式：每到一个较大歇息点的时候，女兵们都会进行各种跳跃运动，每当一个人露出渴望帮助的眼神时，大伙儿都会主动地靠过来帮助她拍打全身。

73岁的龚丽谈到满身虱敌的那段岁月时，依然流露出少女般羞涩的表情：“说出来真丢人，一件普通内衣里可以找出几百个甚至上千个虱子。更奇怪的是大家都被虱子所困，可又谁都不愿公开说出实情，担心讲出来了被人笑话，我这辈子真是体验到‘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滋味了。”到新疆后，女兵们的体重平均下降了五六公斤，多的达到13公斤，最大的敌人就是虱子。“白天吸你的血，晚上还让你睡不好觉，你的体重能不下降吗？”

从长沙出发到兰州30多天的时间里，女兵们仅在西安洗过澡，这还得益于当时到兰州的列车一个多星期没有着落的缘故。列车的延误，不仅使女兵们洗澡的愿望得以实现，也在西安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女兵浪潮”。当女兵们连续数日整齐地出现在西安各大澡堂门前的时候，便成了西安人议论最多的话题。在“女兵热”持续升温的情况下，西安几家有名的澡堂都打出了“热烈欢迎进疆女兵”、“免费为进疆女兵服务”的横幅。凡是女兵来洗澡，澡堂的经理都会带着员工在门口列队迎接，而且都让女兵们签上自己的名字，并送上当时最奢侈的洗漱用具。那个时候的西安，凡是女兵们集体外出活动的时候，总有众多市民相依相随；凡是女兵们食宿的地方，总有扶老携幼的民众围观；凡是女兵们购物的商店，都有热情的男男女女守候；凡是女兵们集体唱歌或者呼喊队列口号的时候，都有成群结队的孩子相呼应。

在首批湖南女青年大规模西进后不久，来自胶州半岛的第一批“西征大军”也开始了大规模的行动。同湖南的姐妹们相比，山东的女青年人数更多，范围更广，而且来自农村的女青年占到了70%以上。赴华东地区征接女兵总协调人、曾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陈实回忆：“原来准备只在济南、青岛、烟台这样一些大中城市征接，但山东省委、省政府领导私下多次给我们做工作，要我们多接一些农村女青年。他们说，城里问题不是很严重，主要是农村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女青年太多，如果能让一些女青年参军，对家庭和社会都是非常有益的事情。招聘团的同志到德州、聊城、泰安等农村实地走访后才发现，连年的战争给山东农村的摧残是触目惊心的。战争不仅破坏了这块孕育伟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故乡的一切，也使当地尤其是广大农村出现了‘女性独大’的反常现象。三分之一以上的家庭没有男人，全都牺牲在战场上，个别家庭只剩下孤零零的女孩，其余家庭成员要么不在人世，要么不知去向，有的村庄几乎找不到一个男人的踪影。但我们也发现，山东不愧是孔夫子的故乡，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民众的教育意识都很强。无论环境多么险恶、生活多么艰辛，他们都会想尽办法把孩子送到学校学习，而且只要是孩子上学的事情，亲戚邻里都很乐意帮助。这一点，同当时西北地区一些农村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后来，部队在山东征召了大批女青年入伍，其中以农村女青年居多。

这些山东籍女兵进疆途中，谈论最多的话题是如何面对即将到来的新生活。来自山东烟台的路辉50多年后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那个时候想当卫生兵的居多，约占女兵总数的60%左右，因为当时大家接触比较多的就是女军医和女护士；其次是想当文艺兵，约占20%左右，主要是城市入伍的女兵；再就是想当通信兵，约占10%。”为了自己的选择，女兵们常常争得面红耳赤，有时候随队领导不得不出面进行干预。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共和国的第一代女兵，虽然都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最渴望的工作，但当她们的愿望和部队需要发生矛盾的时候，绝大多数人都愉快地服从了组织分配，并且在本职岗位上默默无闻地奋斗了一辈子。她们把个人的命运完全融入到了党和人民需要的事业之中，以自己的青春年华在祖国边疆建设的史册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与湖南、山东大规模西进的女兵不同，来自天津、南京、武汉、合肥、杭州、重庆等其他省市的女兵们，采取的是“小分散、大集中”的方式开始西进旅程的。她们少则十几个人，多则五六十人组成一个临时集体，由一名干部带领，先到西安西北军政委员会特设的“进疆女兵接待处”报到，由接待处集中安排去新疆的车辆和行程。接兵干部移交完手续后，又马上返回接兵的省市，准备下一批女兵的接运工作。来自重庆的高香红和来自合肥的王桂花是在西安重新编组后认识的。从西安上车后，她们紧挨着坐在了一起。高香红说：“重庆太热了，我们30多个人在车站广场排队不到两个小时，就有4个人晕倒被紧急抢救，听说新疆一年四季都很凉快，我是冲着这个坚决要求来当兵的。”王桂花说：“嗨，我们安徽可是阴雨连绵啊，淮河中游3处路段被洪水冲毁，最长一段有七八里，我们40多个人是手拉着手在水中行进的。尽管带队干部提醒大家不要怕，注意踩稳脚跟就行，可大家还是很紧张，偶尔有个人不小心滑一下，大家都会发出刺耳的尖叫。”

上车后，高香红、王桂花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受：“现在总算好了，不必再担惊受怕了。”可她们没有想到，更艰苦的生活才刚刚开始。“离开兰州后，我们350名女兵分乘14辆‘蓬子车’，开始了漫长的颠簸行程。”4月的乌稍岭(兰州以西约300公里)正是冰雪融化的季节，由于大量女兵进疆，以及大批物资运输的缘故，这年春天通往新疆的车辆较之往年成倍增长，本来就坎坷不平的盘山公路，此时变得面目全非。搭载女兵们的车辆，无一例外地陷进了泥潭之中，从7月13日到7月22日将近10天的时间里，女兵们就是在气候变化无常的乌稍岭上度过的。白天，在摄氏30多度的烈日下，女兵们分成20多个小组，采取“接力式”的方法，将车辆拉出泥潭，推着缓慢前行；晚上，在摄氏零度以下的气温，女兵们相互拥抱着也冻得全身发抖，由于当时没有发放棉衣，不少人被冻得直打喷嚏、直流鼻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女兵们在山坡上燃起大火，围着火堆彻夜取暖。2005年3月8日，应邀参加一家部队医院庆祝活动的高香红讲到了乌稍岭上的难忘岁月，希望女医务工作者们倍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凡事多想着国家和社会，多想着自己的责任和义务。王桂花则整天对着自己的小孙女嘀咕：“奶奶这一辈子最舒心的是坐汽车，最怕的也是坐汽车。你们不理解，你们不理解啊……”在共和国刚刚诞生的岁月里，能够参军的女性是最幸福的，能够坐上汽车的女性是最自豪的。那时我们国家的汽车还不多，而且都是从国外进口，不是什么人都能坐的。然而，当你在汽车上生活了数十天之后，谁又能说这不是一种生理和心理的极限考验？

在上个世纪50年代，还有数以百计的已婚妇女只身来到遥远的新疆，寻找在边疆军营的丈夫。她们是普通军人的家属，但她们的坚忍、坚毅、坚强，也和女兵们一样令人折服。19岁的上海姑娘张雪兰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个春天，带着刚满1岁的儿子踏上万里寻夫路。她的丈夫郑加华1950年在人民大学法律系专修班毕业后分配到新疆部队任职。也许是工作太忙，也许是工作岗位变动太快，郑加华在给张雪兰的3封信中出现了3个不同的地址，每封信除了问候外，都有火热生活场景的描述，这与大都市有规律的生活形成了很大反差，在张雪兰的心中荡起了涟漪。思考再三后，张雪兰作出了追随丈夫守边的决定。

1951年3月24日，母子俩坐上从上海到西安的火车，在西北军区新疆接待处的安排下，她们乘坐向新疆军区运送物资的车队开始了艰难旅程。张雪兰比较瘦小，孩子还没有断奶，旅途中最让张雪兰担心的就是孩子的健康。然而，老天好像是有意考验她的意志，从西安到兰州的一个多星期里，孩子先后3次发烧，最严重的一次烧了十几个小时，连吃奶的力气都没有，整个车队专门为母子俩调整了3次行进计划。到甘肃武威时，孩子又开始拉肚子，随队医生全力医治还是控制不了，带队干部到当地医院求救，请来了当地有名的老中医，才使病情得以好转。

50多年后，回忆起当年万里跋涉的情景，张雪兰还是有些后怕:“虽说当时我们娘俩都坐在驾驶室里，可孩子毕竟太小。早晨出发的时候，天气太冷，车里没有暖气，孩子常常冻得嘴唇发紫；晚上休息的时候也是因陋就简，常常是把孩子裹放在胸前，生怕发生什么意外。再说，整天闻着汽油味，大人都时常恶心呕吐，更不要说1岁的孩子了，这也是孩子整天闹病的一个重要原因。”

好不容易到达新疆哈密，张雪兰所在车队又被沙尘暴围困了4天。“最严重的时候伸手不见五指，呼啸的狂风和雨点般的沙粒，加上孩子的哭叫声，给人一种天崩地裂的感觉。”

5月13日，历经40天磨难的张雪兰，终于和孩子来到了天山脚下丈夫守防的地方。看到妻子抱着儿子出现在自己面前时，郑加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足足有1分多钟说不出话来。“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吗？这就是我的兰兰和儿子吗？!”梦呓般的嘀咕，让本来兴高采烈的官兵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边疆夫妻永相依，风雨同舟半世纪；悠悠白云无求畏，落花结实老根生。”这是2006年8月24日张雪兰74岁生日时，郑加华即兴作的一首诗，也是这对边疆夫妻半个多世纪真实生活的写照。

甘肃秦安县的女青年张晓爱，虽说没有张雪兰母子俩那种特别的艰辛，但她同“李五十七”的爱情故事，在五六十年代的新疆还是颇为传奇的。“李五十七”是一个普通的戍边军人，他是母亲57岁时生下的，故取了个“李五十七”的名字。参加第一兵团进疆的时候，他同张晓爱刚刚结婚半个多月。来到新疆后只给新婚妻子去了一封信，便整天忙于垦荒之中。在家的张晓爱总感到不踏实，加上亲戚邻里老是给她讲：“他离你这么远，变了心你也不知道，说不准什么时候给你带个女人和孩子回来。”张晓爱思前想后，虽说对“李五十七”还是信任的，可类似的话听多了，总是感到心烦意乱。时间久了，一种不安全感愈来愈强烈地折磨她。在父母的鼓励下，张晓爱也踏上了西行寻夫之路。

在天水，张晓爱找了一辆运送货物的卡车，司机同意她搭车随行，条件是她带的两布袋白面干粮两人共享。从天水到新疆有7000多里路，这对于连县城都未去过的张晓爱来说，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由于是地方的车辆，沿途没有定点食宿的地方，吃住都要花钱，20多个晚上都要在驾驶室里度过，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好在出发时已是5月中旬，天气不算太冷，但腿和脚可受不了，一个星期后，她上车下车，连上厕所都得靠司机搀扶。沿途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还以为他们是一对恩爱的夫妻。每当人们讲到这样一些赞扬的话语时，张晓爱总是淡淡地一笑：“才不是呢，我丈夫叫‘李五十七’，是解放军，在新疆部队!”驾驶员则满脸通红地站在一旁，什么话也不说。

6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张晓爱终于来到了丈夫垦荒的营地，她一下车就高喊：“李五十七，李五十七，你快出来，我是晓爱。”劳累一天刚刚躺下的官兵，一下子全被吵醒了。李五十七出来后，怎么也认不出眼前这个女人就是自己的妻子。原先白皙丰满的晓爱，由于长途颠簸，已经消瘦了20多斤，脸型和身体的特征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部队领导知道情况后，马上给两人挤出了一间卧室。这时已是晚上3点多了，晓爱非要方便，李五十七把她带出来后，指了指厕所的位置，便又躺下了。晓爱方便了之后，接连闯进了4个男兵集体休息的地方，还是没有找到她和丈夫休息的卧室，实在没有办法的她又在营区喊了起来：“李五十七，你快出来，我找不到咱们的地方了。”这个时候，一些好事的官兵也忘记了部队的规定，跑出来围观，不少人就穿个裤衩“瞎起哄”。原来，官兵们住的都是“地窝子”，也就是在挖好的地洞里休息。这些地洞少则七八个，多则几十个，一排或者两排均匀分布着，而且地上只有一个出口，看起来一模一样，加上洞口再稍微封闭一下，晚上是很难辨认出来的，不要说生疏的人，就是官兵们自己也经常出现“走错门”的情况。

根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档案记载，当年不远万里来到新疆找到丈夫的有250多位女性，她们中绝大多数人后来都办理了参军入伍的手续，同丈夫一起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祖国的边疆建设。还有少数来到新疆寻夫的女性，由于各种“阴差阳错”的原因(主要是战争年代和丈夫失去了联系)，她们没有找到自己的丈夫，或者找到之后对方已经重新组建了家庭。她们没有责怪自己曾经相爱过的男人，没有难为组织和领导，也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爱的权利，在官兵们的帮助下，她们中绝大多数人找到了自己新的情感归宿，并且为屯垦戍边事业作出了贡献，她们同样是那个时代的伟大女性。

女性对边疆建设的特殊凝聚力

“人说边疆太荒凉，不知边疆有宝藏，劳动能够翻天地，边疆定会变天堂。”五月的开都河畔，春意盎然。军垦大军中不断增多的女兵改变了昔日单调的军营生活，欢歌笑语和你追我赶的垦荒热潮构成了那个特定历史时期人们生活的主旋律。长期驰骋于疆场的军中男儿，面对迅速变化的内部环境，逐渐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激动和亢奋——完美无缺的精神生活不是男性所能单独创造的，它应该是男性刚毅和女性柔美的有机结合。当年在开都河畔垦区团队担任宣传干事的李询，谈到当时的情景依然惊叹不已：“也不知是什么原因，自从来了女战士之后，大家垦荒的热情越来越高，凡是女兵多的连队，垦荒的面积都很大，女兵成了垦荒生产中最直接的推动力量。”李询还讲述了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有一个刚从1000多公里外新调入的连队，在戈壁滩上住了不到一个星期，就有20多名官兵因为拉肚子相继病倒。为了照顾这些患病的官兵，上级给连队增派了6名女兵，做一些服务保障工作。谁知女兵到后不到3天，患病的官兵竟一个个神奇般地恢复了健康。“人们常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人活的就是精神气儿，精神好了，一好百好；精神病了，一病百病。好的精神状态离不开女性的激励，没有女性就没有激情，没有激情就没有干劲!”李询的老伴陈香林是首批进疆的女兵，是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学校的教员，她说：“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看到《中国青年》杂志和一些报刊开展‘为什么女同志在场干劲大’的讨论时，暗暗地笑了，那些没有生活阅历的年轻人能讨论出什么结果，为什么不找我们这些共和国的第一代女兵，不找我们这些当年的垦荒者来谈？我们可都是过来人呀！”

孔雀河畔，铁门关前，“24位女兵大闹特务连”的故事为一代又一代兵团人所乐道。经过一段时间的集中训练后，女兵们就要分到各个连队了，年龄偏大、病号较多、垦荒生产老是落伍的特务连，这次受到特别照顾，除了在女兵的数量上较一般连队多将近两倍外，女兵们也都是一些年龄较大、身体素质很好的“干将”。可谁知，在这些依然保持着少女般纯洁心灵的女兵们眼里，特务连竟成了“大小坏蛋群聚的老窝子”。24位女兵联名给团党委上书，表示宁愿不当女兵，也不同“特务坏蛋”在一起。前来做工作的团队领导还没有开口讲话，女兵们哽咽的哭泣声让这位领导一时间不知所措。

“大家听我讲，大家听我讲……”

“还讲什么呀？特务谁还不知道，一个个都是杀人放火的坏蛋。”一个女兵的嘀咕，顷刻间引来成片的哭喊声：“让我们到哪里都行，就是不能到特务连。”

“我们又没有干什么坏事，为什么让我们去特务连？”

一个多小时后，等女兵们的眼泪干了，嗓子哑了，这位领导才重新开始讲话：“姑娘们，特务连不是你们想像的那样，我们的特务连是专门对付那些特务坏蛋的。”

“那不比特务还坏吗？”

“那不叫‘坏’，那是保卫人民和平生活必须的本领。”在领导苦口婆心的启发下，女兵们的立场开始软化，从最先的“坚决不去”，到最后“去也行，好好教训教训他们”。

4天后，“毛丫头”(特务连男兵对女兵私下的叫法)和“特务坏蛋”终于走到了一起。女兵来到特务连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几乎所有的男兵都被女兵们莫名其妙地用脸盆水“冲洗过”。一位叫王虎的男兵看不惯女兵的“霸道”，说了句“有什么了不起，让你们一辈子嫁不出去”，不知怎么传到了女兵的耳中，十几位女兵不由分说，便将小虎抬起来“撞墙”，几个来回下来，这位五大三粗的山东汉子，也不得不求饶：“虎子说错了话，现在是新社会了，‘好女不跟男斗’，请各位姐姐、妹妹手下留情。”后来好长一段时间里，王虎都不敢正面看女兵一眼。

还有一个叫高波的男兵，入伍前在陕西老家学过几天武功，平时喜欢在女兵们面前“卖弄”两下。开始，女兵们不知道他的虚实，对他还是比较敬畏的。有一天，连里进行特务连的基础科目——擒拿格斗训练，要求女兵主打，男兵陪练。从小跟着父亲耍棍弄棒的女兵杨挺，正好同小高是一对，谁知杨挺试探性地腾空一脚，就把高波摆平了。紧接着，杨挺让人眼花缭乱的各种攻击动作，使得高波一次次重重地倒在地上，最后连队领导不得不中止了两人的训练。经过这次较量，高波在女兵面前规矩多了，半个多月的时间里，都是躲着女兵走，女兵调皮的一声咳嗽他都要全身打颤。度过了一段最狼狈的日子后，高波又“变守为攻”地主动出击，放下脸皮的他，五顾“茅庐”，要拜杨挺为师。看到高波一片诚心，加之他人也机灵，杨挺就收下了这个徒弟。此后，课余饭后的人们经常在小河边、杨树旁看到两人练功的身影。1954年8月1日，杨挺和高波“终修正果”，成为相濡以沫的夫妻。结婚典礼上，两人还为官兵们表演了精彩对打。整个50年代，两人获取的团以上单位组织的比武竞赛冠军就有35个，其中高波更是多达23个。

阿尔泰的皑皑雪山下，每当晚霞辉映大地的时候，就是女兵们一天中最舒心的时刻，女兵们的歌声、笑声、打闹声，在这片远离祖国腹地的边陲重镇构成了一幅多彩的生活“交响曲”。晚饭后的两个多小时里，女兵们总要来到清澈见底的额尔齐斯河边开展各种文娱活动。这条发源于阿尔泰山的我国惟一流入北冰洋的河流，也因此多了几分柔情，多了几分欢乐，多了几分温馨，多了几分和谐。每每这个时候，男兵们都会赶来欣赏他们各自心目中的“美丽天使”，当地的哈萨克族牧民也会成群结队地赶来参加每天一次的盛大“宴会”。

就是在这里，一个叫王兰英的女兵看上了一个叫张昭辉的年轻军官。“没有什么过多的考虑，主要是年龄大了，觉得该成个家了，而他的言谈举止总是那样得体，温文尔雅中不乏让人回味的开心和幽默，所以就‘瞄准’了他。”为了更多地接近张昭辉，王兰英请辞了留守连队的文书职务，来到张昭辉负责的“垦荒突击队”。接触多了，才知道这个让自己心动的男人原来还是一个老乡，大家都是河北张家口人。从此以后，王兰英总是有意无意地出现在张昭辉的视线里，有时候张昭辉一个很小的闪失动作，王兰英都要发出大声喊叫。比王兰英大很多岁的张昭辉当然知道其中的含意，可他就是不动声色，“欲擒故纵”地逐步占领对自己有利的情感“制高点”。一个烈日炎炎的中午，张昭辉带着十几个部属到额尔齐斯河打鱼，临下河时他高声叮嘱大伙要注意安全，并将此次活动的惟一女性王兰英召唤到自己身边，说是“女同志体重轻，容易滑倒被水冲走，需要特别保护”。别的同志按照分工，迅速展开工作，张昭辉则带着王兰英向远离大伙视线的地方走去。这个时候，王兰英也没有多想什么，只是看着离大伙儿越来越远，便顺口说了句：“别走了，回去同大伙儿一起打鱼……”话还没有说完，张昭辉突然被水“冲倒”了，并高喊“救命，救命”，王兰英先是大惊失色，但转瞬之间便扑过去拉张昭辉，这时张昭辉趁势将王兰英也“拖下了水”。

新婚之夜，张昭辉告诉王兰英：“早就听说团里新来的女兵中有一个美丽大方的河北老乡，我马上就点名把她要到了连队，可她到现在都还不知道，告诉你吧，我喜欢你的时间，远比你喜欢我的时间要早!”这时才知道原委的王兰英直呼：“上当，上当，我上你的当了，你怎么骗我这么久啊!”说着，便用力“猛打”张昭辉。张昭辉得意地笑道：“早告诉你的话，我就看不到你了，你也不会主动地接近我。”

玛纳斯（石河子）垦区的屯垦大军主要由国民党起义部队改编，大部分官兵来自内地贫苦人家，大都是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国民党“抓壮丁”来到新疆的。新疆的和平解放也给他们带来了美好新生活的机遇，特别是当他们看到共产党人并没有因为他们的过去而对他们有丝毫歧视时，曾经一度紧张恐惧的心理开始松弛了。后来，当一批批女兵来到他们中间，同他们一起并肩战斗时，这些远离家乡多年的老兵露出了欣慰的笑脸。而今90高龄的王有发老人，就是1942年由老家黑龙江省进疆服役的，老人一生中讲得最多的几句话就是：“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来生还要跟着共产党走。”1953年7月1日，在庆祝党的生日后，6名老兵举行了那个年代特殊的集体婚礼，当主持婚礼的部队首长要求新郎讲话时，除了“共产党好”，“毛主席好”，“人民解放军好”，“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等简单朴实的话语外，6位新郎竟然没有一人能够讲下去，都激动地哭了起来。男儿有泪不轻弹，他们是在为自己终于享受到一个普通人本该拥有的天伦之乐喜极而泣。王有发老人经常教育自己的孩子：“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个幸福的家庭，我们子子孙孙都要惦记着共产党这份恩情。”

两任妻子都是共和国第一代女兵的李斌老人，73岁的时候才实现了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愿望。老人说，“文革”前，组织上讲“年轻，还有机会”；“文革”中，因为在国民党军队干过，自己不想给组织出“难题”，也就没有提过入党的事；“文革”后，条件都具备了，自己又退下来了。这不，一耽误就是十几年，73岁的时候才加入共产党。

李斌的第一任妻子马玉娟是山东聊城人，李斌对她的评价是“六好”：身材好、皮肤好、长相好、嗓音好、性格好、人品好，是团里最漂亮的女兵。当时追求马玉娟的有7人，其中6人都是不同级别的干部，最终马玉娟却选择了不是干部，而且是个炊事员的李斌。婚后，李斌多次就这个连他自己都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探问自己的爱妻，马玉娟总是那么一句：“爱情不是比职务，要有缘分，嫁给你心里踏实。”婚后第三年，马玉娟难产，生下一子后离开了人世。李斌按照妻子临终前的嘱托，给儿子起了“李爱疆”的名字。

马玉娟走后，党组织将幼小的爱疆交由一位叫彭赛云的女兵带，经常探望儿子的李斌后来爱上了朴实、贤惠、精明、能干的彭赛云。1956年的大年初一，在官兵们的吆喝声中，党组织为两人举办了一个简单的婚礼。这一天，李爱疆3岁4个月，婚礼进行的时候，俏皮的爱疆不时喊“爸爸、妈妈吃糖”，搞得不少官兵都将目光转向了机灵的爱疆。为了表达对李斌的真情，婚后的彭赛云没有再要孩子，她把一位母亲的爱心全部倾注在李爱疆的身上。李爱疆也没有辜负父亲和母亲的希望，他和自己的孩子始终伴随在两位老人的身边。

不少起义改编过来的原国民党官兵，谈到个人婚姻问题时都是热泪盈眶，他们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对共产党有着比一般人更深厚的感情。为了解决国民党起义官兵的婚姻问题，当时驻疆部队采取了一系列“优惠”“倾斜”的政策，比如：起义部队女兵的比例比其他部队高出15%到20%；部队主要领导要“承包”起义老兵的婚姻问题；对自愿和起义老兵结婚成家的，夫妻二人中有一人可以调入机关工作。

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国外和台湾一些别有用心的媒体，曾借此攻击我们党的婚姻政策，说共产党曾在新疆的部队里采取了强制女兵嫁人的做法。这种恶意的诽谤是对历史真相的一种歪曲，历史的事实是：在当时的驻疆部队，特别是国民党起义部队中，确实有领导干部“撮合”女兵婚姻的情况（主要是一些女兵对起义官兵过去的历史比较计较，女兵中普遍存在着不愿嫁起义官兵的想法），有些部队领导也不止一次地找女兵谈心，给其介绍“对方”的情况。对于坚决不同意嫁给“对方”的女兵，各级领导绝大多数还是尊重了女兵本人的意愿，没有采取所谓的强制性措施，也没有任何刁难的做法。根据一些当事者的回忆，当时领导干部“撮合”的对象中，最终结为夫妻的成功率在60%左右，也就是说还有大约40%的女兵选择了完全自主的婚姻道路。即便是撮合成的婚姻中，当事者双方也都经历了“相识、相恋、相爱”的过程，与封建包办婚姻是有本质区别的，不存在强制女兵嫁人的问题。少数撮合的婚姻中，由于感情不和，发生了离婚以及当事双方重新择偶组建家庭的情况，组织上都尊重了本人的选择，没有强制性干预的问题。

想尽一切办法解决国民党起义官兵的婚姻问题，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以边疆长治久安为重的宽阔胸怀，在这方面共产党人较之历史上任何统治者都要襟怀坦荡、光明磊落，都更加重视和尊重人最基本的生存权利。行文至此，我们不禁想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台湾国民党老兵回大陆探亲的情况，当一批批离别家乡30多年的老兵潮水般涌向大陆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孤伶老人，看到的是他们面对家乡亲人失声痛哭和久跪不起的人间悲剧。他们中除极少数人在去台湾之前已经成家，重新回故乡后找到当年的结发妻子外，大部分人要么独自饱受没有天伦之乐的情感折磨，要么就在台湾所谓的“荣民院”老死。

2007年9月，13位来到新疆石河子旅游的台湾老兵，得知当年新疆和平起义的10多万国民党官兵95%以上都结婚成家后，对此做出了自己的判断：“让每个官兵都有媳妇，这对于我们这些当年去台湾的老兵来说只是一个‘梦’，而共产党把这个‘梦’在新疆变成了现实。共产党了不起!社会主义制度了不起，解放军了不起!”据他们讲，去台湾的老兵结婚成家的不到5%，这与在新疆和平起义的国民党老兵是一个巨大的反差。长期在新疆伊犁和塔城等地工作、曾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的栗寿山回忆起20世纪60年代中苏边界紧张，尤其是“伊塔事件”前后的复杂形势时讲过：“如果没有献身于屯垦戍边事业的兵团战士力挽狂澜，当时的情况将会更加严峻。”而屯垦于伊犁、塔城地区的兵团战士主要是由国民党起义部队改编后组成的，在他们表现出来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的背后，人们不难看到那些作出了巨大牺牲的女兵们的身影。没有她们对党的真情，对祖国的忠诚，对边疆的热爱；没有她们对丈夫的理解、包容和支持；没有她们顶住外界的种种压力，克服和战胜传统观念的阻力，祖国西部边疆的屯垦戍边事业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欣欣向荣的景象，共产党的边疆民族政策就不可能结出如此丰硕的成果。特别令人欣慰的是，“伊塔事件”后，新疆一直保持了稳定、发展、繁荣的局面。在我们倍加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局面的时候，我们要深深感谢为此付出了无数心血的共和国第一代女兵们。

一位叫刘晓洁的山东籍女兵，上个世纪90年代后先后把老家几个亲戚5个孩子的户口从烟台迁到了新疆，她说：“现在好多孩子从新疆去内地上大学后都不回来了，我担心我们这一代人开创的事业能不能继续繁荣兴盛啊。”是啊，今天的年轻人较之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选择工作的自由，我们也不能说共和国第一代女兵的子女，就不能到内地繁华的地方去实现自己的梦想。但边疆更需要人才，今天的新疆比起当年“大女兵时代”条件好多了，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综合发展进步的程度，都是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新疆丰富的自然资源更显露了其潜在发展的巨大优势。对于任何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今天的新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容易实现人生的梦想。

这里，想对共和国初期参军进疆的女兵情况，做一个简单的交待：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代新女性，作为共和国的第一代女兵，她们不仅在思想上走在了时代的最前面，而且在行动上交出了让党和人民满意的答案。她们中有的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女拖拉机手，有的成为女纺织工、女医生、女教师、女科学家、女劳模。今天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虽然退休在家，过着清闲自在的晚年生活，但她们留在新疆、扎根新疆本身就是对国家和民族的最大贡献。她们中的一些人曾经担任领导者，但更多的是默默无闻地劳作在田间地头，以自己的无私奉献精神，稳定了祖国的西部边疆，用自己高尚的情怀，树起了一个个理想的丰碑。她们以中国女性特有的坚韧，谱写了祖国边疆建设史上壮美的篇章。她们中不少人参军来到新疆后，一干就是三四十年，许多人直到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都还没有回过一次老家。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有210多位女兵因为各种疾病，过早地离开了自己深深热爱的屯垦戍边事业。她们有的留下了后代，有的则独自一人长眠在祖国的边疆。

行文至此，笔者不禁想到2000多年前，细君公主和解忧公主远嫁西域的壮歌，这两位曾经在乌孙国（今新疆伊犁、博乐、塔城一带）生活了50多年的非凡女性，以自己的聪明和智慧为边疆的繁荣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至今受到新疆各族人民的怀念和尊敬。那么，当历史的车轮走过2000多年后，我们的子孙又该怎样评价发生在公元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那场成千上万共和国女兵西出阳关的壮举？

不是结尾的结尾

1987年6月，国家林业部、水电部一些专家学者考察南疆开都河、孔雀河、塔里木河流域的一些团场后，无不为那些创造生命奇迹和绿色奇迹的军垦战士赞叹。在同一些50年代的女兵们畅谈了数日后，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专家还是不理解：“你们为什么心甘情愿地扎根边疆？”甚至在进入梦乡后，这位专家还喃喃自语：“人间奇迹，人间奇迹，真不知道她们当初是怎样生活的，真不知道她们是怎样战胜恶劣自然环境的!”

回到北京后，老专家在一家很有影响的刊物上谈到了自己对这些女兵的五点感受：“她们都是被伟大理想信念征服的一代女性，她们始终在为自己的理想信念而奋斗，她们坚信自己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她们都是被火热生活征服的一代女性，她们终生都洋溢着那个紧张而又和谐年代的一种自信的笑容，在她们身上看不到丝毫的怨气和失落；她们都是被真情征服的一代女性，她们深深热爱着患难与共的亲人、战友和同事，‘互为一体’的理念已经根植在了她们心灵的深处；她们都是被成就征服和陶醉的一代女性，她们非常看重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和给祖国边疆带来的变化，哪怕这种变化是细微的，她们都感到舒心和快乐；她们都是被历史征服的一代女性，她们崇拜开拓和保卫边疆的英雄，她们也都渴望尽可能地为边疆多做一些事情，在她们的眼里，明天的祖国边疆肯定会更美好。她们创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她们留给后人的是一个富裕、文明、安康的新生活。”

至此，西出阳关的新中国第一代女兵，逐渐为传媒所关注，并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的视线之中。

1989年6月，60多位第一代进疆女兵带着她们的子女，来到南疆塔里木河流域，追寻当年垦荒的岁月。在洒下了她们青春汗水的一片片沃野绿洲前，她们满怀深情地回忆当年艰苦创业的岁月，诉说自己成长的经历，缅怀朝夕相处的战友，并不时告诫自己的孩子：个人的命运始终是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的，没有国家的稳定和各民族的团结，就不会有个人的光明前途。一个人只有忠于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才能找到自己人生的最佳站立点。“对国家和民族讨价、索取的人，终归要被国家和民族抛弃。”

2006年10月，乌鲁木齐数家新闻单位举办“寻访首府最长久夫妻”活动，入选的100对夫妻中，有85对夫妻的女方是西出阳关的新中国第一代女兵。入选者之一、爱人也是第一代进疆女兵的新疆军区原正军职纪委委员王玉将军，意味深长地说，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夫妻和谐是家庭和谐的关键，50年代进疆女兵的真诚、忍让、勤劳、智慧和无怨无悔的牺牲奉献精神，是那个时代最和谐的社会“音符”。

2008年4月4日，新中国第一个法定的清明节假日，曾经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机关工作过的100多位新中国第一代女兵，来到乌鲁木齐市东山公墓，为长眠在这里的30多位已故的姐妹们扫墓。在每一个墓地前，这些健在的女兵们都鞠躬默哀，并献上一个花篮。其中一个花篮上写着：湘江才女天山百灵军中玫瑰，歌声萦绕音容常在情思绵绵。落款：1950年首批进疆女兵敬献。

摘自：《文史春秋》  作者：张百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