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 桑兵/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各民族相传之上古史，大都有逐层增建的过程，如筑塔，如积薪，时间越后，附加越多，虚伪成分越甚，真相反不易得。古史辨派的疑古理论，用于上古神话传说大体不错。其偏在于治古史时一味破坏，疏于建设，不能从伪材料中发现真历史。陈寅恪研究蒙古史源流，层累迭加的一面也基本接受。然而，类似现象在近现代史中同样大量存在，学人却未予特别注意，使得不少以讹传讹之事成为基本或重要依据。由此立论，并加以引申，不仅令史实失真，还往往导致对于时代风尚的错误观念。关于陈寅恪与清华研究院关系的种种说法，即为显著一例。
一、入院因缘
陈寅恪以无任何资历著述的后进，而与梁启超、王国维等名满天下的大师同被聘为清华研究院导师，除自身功力使然，关健在于有力人物的推荐。对于推荐者目前有三说，即梁启超、胡适、吴宓。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持第一说:“十五年春，梁先生推荐陈寅恪先生，曹(云样)说:‘他是哪一
牟润孙大概是第二说的始作俑者，其《发展学术与延揽人才—陈援庵先生的学人风度》一文称:‘清华办国学研究院请胡适去主持，胡适推辞了，却举荐章太炎、梁任公、王静庵、陈寅恪四位先生。四个人之中，大约只梁任公与胡氏有来往，其余三人对胡不仅没有交谊，而且论政论学的意见都相去很远，而胡适之推荐了他们。在当时社会上，章、梁二人名气最高;静庵先生虽已有著作出版，一般人很多对他缺乏认识;寅倍先生更是寂寂无名，也未曾有一篇著作问世。如果以高级学位为审查标准，四位先生无一能入选。若凭著作，寅俗先生必被摈诸门外。胡先生这次推荐，虽遭太炎先生拒绝，梁、王、陈三先生则都俯就了，……胡适之援引学人与蔡孑民似乎不同。他介绍陈寅恪到清华研究院，请钱穆教北大本科，他的尺度的确掌握得很有分寸。’在此之前，牟氏说得较笼统，但有推测性分析:“听说清华想办国学研究院，去请教胡适，胡推荐这几个人给清华。分析起来，一是因为北大没有钱，清华则经费充足，所以清华能请而北大不能请。二是北大原有教员结成势力，很排挤新人。陈垣靠沈兼士之力进入研究所国学门，而不能在本科作专任教授，就是一个证明。三是胡适对于梁启超，可能认为他对青年还有号召力，何况梁启超也很捧胡。对王国维，则认为金文、甲骨文是一门新兴的学问，而王氏造诣很高。对陈寅恪，则因陈是出洋留过学，真正懂得西方‘汉学’那一套方法的。’
至于吴宓说，见其自编年谱:“(民国十四年元月)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始筹备，宓为主任。……研究院教授四位，已定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亦特荐陈寅恪。”
三说之中，第一说时间、人物、地点均不合。梁与陈家可谓故交，但陈寅恪是晚辈，又长期求学于欧美，对其学问人品，似无从了解;所谓德、法等国名教授推崇之语，没有旁证。梁与陈所结识的欧洲学者，并非同一类型，前者多为思想哲人，后者则为东方学者或汉学家，担任过陈氏课程者，与梁并不相识;除几封信函外，当时陈尚无只字面世。在此情况下，梁不会大拍胸脯，极力举荐。此外，尽管梁启超此前十年间数次到清华演讲，关系久密，1922年后又常在清华兼课，1924年清华研究院已决定聘他任教，但直到1925年2月22日，吴宓才持聘书赴天津访梁，正式聘请。而该院决定聘陈寅恪，则在6天之前，即2月16日已由校长曹云祥作出决定。
第二说有一定根据。曹云祥筹办研究院之初，确曾与胡适磋商，并请他担任导师。胡表示:“非第一流学者，不配作研究院的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梁与章是当时中国南北学术界的泰山北斗，尽管胡适对两人的学问不见得从心底佩服，对梁尤有保留甚至批评，但要号召夭下，不能不有所借重。至于王国维，却是胡适衷心敬佩的第一流学者。王在学术圈内声望极高，新旧各派均交口赞誉，但社会上名头不响，尤其是政要大员们，对其所知甚少。据说王死后梁启超曾请国务总理顾维钧提出阁议，由北洋政府予以褒扬，“结果因为多数阁员根本不识‘王国维’其人名姓，未被通过’。1922年，上海(密勒氏评论报)(The Week by review)举办征求读者选举‘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的活动，每周公布一次结果。胡适对11月上中旬的两次评选十分不满，指责举办者“不很知道中国的情形’，并代拟了一分名单，其中第一组学者三人，为章炳麟、罗振玉、王国维，而将梁启超列入影响近20年全国青年思想的第二组四人之中。《密勒报》选举，梁、章、罗各得105票、73、4票，王则一票未得。但在胡适看来:‘章先生的创造时代似乎已过去了，而罗王两位先生还在努力的时代，他们两位在历史学上和考古学上的贡献，已渐渐的得世界学者的承认了。’胡推荐此三人，顺理成章。尤其是王国维的应聘，胡适显然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曹云祥给王的聘约，系通过胡转交，而王对清华的要求与顾虑，也由胡代为申诉。没有胡的劝驾，王很可能依照对待北大先例，予以回绝。
不过，清华聘请梁、王，是否全由胡的举荐，亦有可疑。据梁启超自称，他也是该院的倡议者。清华设立国学研究院，就学校言，是为了改变不通国文的公共形象，适应民族独立意识渐强的时势;就学术言，则隐含对抗北大国学门之意。在外界看来，“北大党派意见太深，秉事诸人气量狭小，其文科中绝对不许有异己者。而其所持之新文化主义，不外白话文及男女同校而已。当其主义初创时，如屠敬山等史学专家皆以不赞同白话文而被摒外间，有知其内容者皆深不以其事为然’。因此当日本打算以庚款在北京设立人文科学研究所，而北大欲独占所长及图书馆长位置时，不少人坚决反对，主张由柯劭忞或梁启超担纲。其矛头虽泛指北大，胡适亦为代表人物之一。牟润孙将胡与其他人相区别，至少在这点上有所出入。担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备主任的吴宓，即与胡结怨甚深。吴所办《学衡》杂志，锋芒所向，主要就是提倡西方科学，其实不过旁门左道的胡适一派。双方在古音研究、文学标准、上古史及新诗等一系列问题上多次正面冲突，大打笔墨官司。若干年后，胡适听说由吴宓主持的《大公报·文学副刊》被停办，还道:‘此是‘学衡’一班人的余孽，其实不成个东西。甚至于登载吴宓自己的烂诗，叫人作恶心!”这在胡适是极少有的失态，可见积怨之深。考虑到梁启超也可能参与筹办的酝酿，则胡适被问及，不过是咨询性质。只有王国维是其力荐。清华研究院后来所请之人，均与北大无关，亦可反证。即使胡适的确在举荐方面起到关键作用，所荐诸人也不包括陈寅恪。因为要了解这位无学位无著作无名望的“三无’学人，需要通过各种途径甚至亲身接触，而胡、陈二人并无此机缘。
剩下的只有吴宓说，较为可信。据《吴宓日记》1925年2月9日他对校长曹云祥提出委以研究院筹备主任名义，拥有办本部分之事的全权，并负专责，得到允准。2月12日筹备处成立，次日吴宓即向校长曹云祥和教务长张彭春提出聘请陈寅恪担任研究院导师，获准。两夭后，因议薪未决，“寅恪事有变化’。2月16日，吴宓与张鑫海(?)一起再见曹云祥，终于谈妥，即时发电聘之。1925年4月27日，陈寅恪致函吴宓，告以因“(一)须多购书，(二)家务，不即就聘’。吴叹道:‘介绍陈来，费尽气力，而犹迟惑，难哉!”为此深怪陈“疏脱不情”。后再函劝陈应聘，始得允诺。吴、陈在哈佛同学，据说与汤用彤一起，被誉为“哈佛三杰”，有了解其学行的条件。而且吴对陈的学问佩服之至。他后来说:“始宓于民国八年在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友人，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吴宓说的可信，还在于他道出了能够了解陈氏学问功底的重要途径。与之经历、看法相同或相似的，至少还有俞大维、傅斯年、姚从吾等人。俞是陈的姑表兄，为哈佛研究生院自费生。治学极聪明，到院两月，即通当时最时新的数理逻辑学，其他各科皆优。俞对吴在师友之间，曾为尚在本科的吴宓单独讲授《西洋哲学史大纲》，并引导其社交活动。陈寅恪还在欧洲时，俞就向吴介绍其“博学与通识，并述其经历。宓深为佩仰’。陈到美后，又由俞为吴介见。“以后宓恒往访，聆其谈述，则寅恪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抬、社会之内幕。’可见吴对陈的印象，有俞先入为主的因素在。傅斯年则对刚到德国留学的北大同学毛子水说:“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另一位北大毕业派遣留德的姚从吾〔士鳌)于1924年3月12日写信给母校汇报留学情况，介绍在柏林的中国留学生，如罗家伦、陈枢及俞大维、傅斯年等，称后二人“博通中西。识迈群流”，对陈寅恪尤为推崇，指其“能畅读英法德文，并通希伯来、拉丁、土耳其、西夏、蒙古、西藏、满洲等十余国文字，近专攻毗邻中国各民族之语言，尤致力于西藏文。印度古经典，中土未全译或未译者，西藏文多已译出。印度经典散亡，西洋学者治印度学者，多依据中国人之记载，实在重要部分，多存西藏文书中，就中关涉文学美术者亦甚多。陈君欲依据西人最近编著之西藏文书目录，从事翻译，此实学术界之伟业。陈先生志趣纯洁，强识多闻，他日之成就当不可限量也。又陈先生博学多识，于援庵先生所著之《元也里可温考》、《摩尼教入中国考》、《火袄教考》，张亮承先生新译之《马可孛罗游记》均有极中肯之批评”。此函载于1924年5月9日《北京大学日刊》第1465号，是当时国内公开见到关于陈寅恪的重要信息。
俞、傅、姚、吴等人当时地位不高，却极为重要。一则由于胡适一派提倡科学方法，使融贯中西的留学生在社会上居于有利位置，姚从吾后来得到陈垣的帮助获取哈佛燕京社资助，便是由于后者看重其学习地道的西方史学方法和以外文专攻蒙古史，可补中国旧学者的不足;二则四人在留学生中均属出类拔粹之辈，如傅斯年，在北大时既是学生中的第一旧学权威，又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至少对同辈人很有号召力。得到他们的推重，长辈的大师们就容易首肯。陈垣是被欧洲和日本汉学界公认的世界级学者，陈寅恪能够对其力作提出中肯的批评而为专攻同行的姚从吾赞赏，在位居中国学术中心的北大当有积极反响。从未踏足国门之外的古史辨派发端者顾领刚，在姚从吾函发表一个多月后对学生演讲国学大势，区分当时国学研究者为五派，考古学派的代表是罗振玉、王国维，地质学派的代表是丁文江、翁文灏、章鸿钊，学术史派的代表是胡适、章炳麟、梁启超，民俗学派的代表是周作人、常惠，而将陈寅恪和伯希和、斯坦因、罗福成、张星烺、陈垣等中外学人并列为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派，依据当来自姚函或其他留德同学的私信。此外，极少有音韵学专论的陈寅恪，不仅后来写过《四声三问》、《东晋南朝之吴语》等名篇，还在欧洲留学之际，就发表过关于中国古音的高论。1922年，在巴黎大学治实验发音学的李思纯游柏林，与陈寅恪讨论中国古语无纯粹a音问题，“
二、师生名分
陈寅恪后来名震海内，桃李满天下，清华研究院的学生都尊之为师。然而，这只是广义而言。严格说来，依照该院制度.可以说无一人是陈的嫡传。
清华研究院“学生研究之方法。略仿昔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其课程分普通演讲和专题研究两种，后者为学生专门研究学科，共23类，即经学、小学、中国史、中国文化史、中国上古史、东西交通史、史学研究法、中国人种考、金石学、中国哲学史、儒家哲学、诸子、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佛教史、佛经译本比较研究、中国文学史、中国音韵学、中国方言学、普通语音学、东方语言学、西人之东方学、中国音乐考。“学生报考时，即须认定上列任何一类，为来校后之专门研究，考入后不得更改。本院开学日，各教授将所担任指导范围公布，学生与导师自由交谈，就志向兴趣学力所近，于该范围择定研究题目为本学年专门研究”。考虑到教授与学生的专精和兴趣不免重复，该院章程第六项“研究方法”特规定:“教授所担任指导之学科范围，由各教授自定。俾可出其平生治学之心得，就所最专精之科目，自由划分，不嫌重复;同一科目，尽可有教授数位并任指导，各为主张。学员须自由择定教授一位，专从请业，其因题目性质，须同时兼受数位教授指导者亦可为之;但既择定之后，不得更换，以免纷乱。”由此可见，该院学生在考试前必须确定自己将入哪位先生门下受业。
清华研究院共有教授4人，讲师1人，助教3人，教授和讲师可以招生。1925和1926年，各人所担任的指导学科如下:王国维:经学、小学、上古史、金石学、中国文学;梁启超: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通史;赵元任:现代方言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中国乐谱乐调、中国现代方言;陈寅恪:年历学、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研究、摩尼教经典回纥译本之研究、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蒙古满洲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李济:中国人种考。据该院颁布的“选考科目表’，报考的专修学科即前引之专题研究的23类，其中经学、小学、中国上古史、金石学为王国维指导，中国音韵学、中国方言学、普通语音学、中国音乐考为赵元任指导，中国人种考为李济指导，佛经译本比较研究、东方语言学、西人之东方学为陈寅恪指导，其余11类为梁启超指导。考试门类包括经学甲乙、小学甲乙、中国史甲乙、中国哲学甲乙、中国文学甲乙、普通语音学、声学、数学、心理学、世界史、统计学、人类学、西洋哲学、乐谱知识及英法德日等外国语(英法德又各分甲乙)。每位考生所选专修学科，均须包括6门考试科目。这些规则，从该院创立直到解散，虽然其间人事变动，却始终没有更改。据统计，1925、1926两年该院学生所选专修学科范围如下:
类别 1925年 1926年
小学 9(人) 6(人)
中国文学史 1 4
经学 4 3
中国哲学史 1 3
宋元明学术史 2 3
诸子 1 3
中国史 4 2
儒家哲学 2 2
中国上古史 2 2
史学研究法 1 2
中国文化史 1 2
清代学术史 1 1
金石学 1
中国人种考 l
东西交通史 1 1
中国佛教史 1
目录学 1
以上共17类，与规定科目相比较，其中目录学为后来增设，中国音乐考、中国音韵学、中国方言学、普通语音学、佛经译本比较研究、东方语言学、西人之东方学等7类无人报考，这7类均为赵元任和陈寅恪的指导范围。
依照规定，每一专修学科应考6门课程，由各科导师预先设定，“考生报考之时，应先自问所拟研究之专题属于本表中某科之范围，即行择定该科，然后应考本表中该科下所指定之六门，决不可倒因为果，妄测各门内容题目之难易，希冀考取，因而改定专研之学科及题目’。尽管院方特意声明“实则分配均匀，各门之难易皆相等’，但考生的知识结构毕竟受时代局限，不得不有所权衡取舍。该院1925、1926年共录取学生60人(含备取6人)，以母校计(不含1926年度备取生4人)，从私人受业者15人，东南大学毕业8人，北大3人，北师大、上海南方大学、山西大学、无锡国学专学馆各2人，南开大学、上海国民大学、湖南群治大学、南京高师、成都高师、湖南高师、两湖师范、直隶高师、武昌师大、湖南省一师、河南公立初级师范、东京成城中学、奉天公立文学专门学校、北京通才商业专门学校、天津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湖南私立达材法政专门学校各1人，无校籍7人。以职业论(含1926年度备取生)，中学校长2人，中学教员27人，家庭教师3人，教育局长及职员2人，小学校长1人，劝学所长1人，图书管理人员2人，报馆杂志编辑2人，政界1人.大学高师毕业5人，大学专门肄业11人。师范毕业1人，清华学校毕业3人。其中不少人的外语程度不高。在全部23类专修学科中，须考试外语者共10类，其中佛经译本比较研究、东方语言学要求4门外语，东西交通史、西人之东方学3门，中国人种考、中国音韵学、中国方言学、普通语音学2门，中国佛教史、中国音乐考1门。1925、1926两年间，上述各门只有东西交通史每年录取1人，中国佛教史1925年录取1人，中国人种考1925年录取1人，其余均空缺。陈寅恪担任的3门专修学科，两门要求考4门外语,1门要求考3门外语，尽管校方规定一种外语的甲乙算两门，但对于当时的考生，会两种以上外语者已是风毛麟角，懂外语而欲其有兴趣学治国学，更加难得。
陈寅恪虽于1925年2月即由清华研究院决定聘请，6月复函同意应聘，明春到校，实际上迟至1年7月8日才到任。其羁留欧洲，一为购书，一因家务。早在1923年，陈在《与妹书》中就表示:“因我现必需之书甚多，总价约万金，最要者，即西藏文正续藏两部及日本印中文正续大藏，其他零星字典及西洋类书百种而已。若不得之，则不能求学。我之久在外国，一半因外国图书馆藏有此项书籍，一归中国，非但不能再研究，并将初着手之学亦弃之矣。我现甚欲筹得一宗巨款购书，购就即归国。此款此时何能得，只可空想，岂不可怜。”此愿望两年后仍未能实现。陈到校的前13天，该院第一届学生已经举行了毕业典礼。其中有1人根据章程规定，申请留校继续研究一年，获得批准，但后来实际注册者仅7人。这一届毕业生共29人，除继续留校的7人.其余22人连陈寅恪的课也没有听过。1926年8月研究院议决录取新生，本年度正考、补考、连同上届未入学者，共有新生29人。陈寅恪虽于7月归国到校，但该院新生招考于5月已经进行，据选定科目，仍无人投考其门下。不过，陈在清华研究院还担任普通演讲课程，先开设“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1927年后又加授“梵文”一科。此类课程“所讲或为国学根柢之经史小学，或治学方法，或本人专门研究之心得”。开始规定所有普通演讲课程，“凡本院学员，均须到场听受”。后来门类增多，改成“为本院学生之所必修，每人至少选修四门。由教授择定题目，规定时间，每星期演讲一次或两次。范围较广，注重于国学上之基本知识”。该院普通演讲先后开过9门，至少部分学生选修了陈的课程。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这时当年的招考章程已经颁布。上届学生除一人中途退学，一人后来补齐成绩外，合格毕业者30人，其中11人申请留校继续研究。8月初，在陈寅恪缺席的情况下，该院教务会议决定录取新生11人，加上1925、1926年录取而未入学的两人，以及留校生，共有学生24人。本来以王国维名义招入的学生不得不改由他人分担指导，或改换研究题目。同时，该院将第一年毕业的王氏弟子余永梁聘为助教，以继承王的甲骨文钟鼎文绝学，并添聘通信指导员和讲师。
不过，王国维缺阵引起研究院学术权威地位的动摇，不是轻易能够补救的。加上梁启超长期因病不能到校上课，师资份量明显减弱。1927年10-11月，遂发生因要求添聘教授而起的风潮。尽管此事背后另有权力斗争的伏线，最终迫使校长曹云祥和发难的大学部教授
是年该院有毕业生22人，其中10人留校继续研究，另招新生3人。由于王故梁去(梁于1928年6月辞去清华一切职务)，而赵元任“担任功课极少(新旧制均无课，仅每周研究院演讲吴语一小时)”，陈寅恪不得不担起重任，无论是否正式弟子，也要负指导之责。加上该院规定。同一科目，教授可以分任而主张不同，学生也可由几位教师同时指导，而陈又博通古今中外，尤其对魏晋至明清的历史研究极深，虽因选科太专、考项太难而无人敢于报考，进院后的学生却时有请益。如陈守实研究明史，为梁启超弟子，却对陈钦佩之至。有的则受其影响调整研究领域，如吴其昌在院三年，随梁启超研究宋代学术史，后在该院所办《国学论丛》第2卷第1号发表《殷周之际年历推证》，又著《金文历朔疏证》，显然与这时已代生病的梁启超主持该论丛的陈寅恪有关。研究院结束后，陈寅恪还向陈垣力荐吴。所以，1928年6月以后留院的学生，无论是否陈氏门下，都受过其教益。但从各人的选题及后来的研究方向看，仍然无人直接投考陈门。学术界公认可能继承其衣钵者，都是研究院以后的学生。
三、讲学与研究
陈寅恪被誉为教授的教授，当在清华研究院结束之后。在此期间，他的学问虽好，名气却不够大。而一般人恰好是根据名气而非学问来衡量学者的地位，重耳学而轻眼学，学术界也鲜有例外。
清华研究院所出各种文书，导师的排名一般是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据说王位居首席是由于梁的谦让与推祟，吴其昌回忆道:“先生之齿，实长于观堂先师，为全院祭酒。然事无钜细，悉自处于观堂师之下。”而陈屈居末席，则并非由于他到校最晚。陈的辈分较梁、王低，称梁为‘世丈’。他所担任的指导科目，固然无人报考，就连主讲的两门普通演讲课程，能够心领神会者也是寥寥无几。牟润孙这样描述道:“当时梁启超名气很高，许多学生都争先恐后围绕着他。梁很会讲书，才气纵横，讲书时感情奔放，十分动人。王国维的研究工作，虽然作的很笃实，但拙于言词，尤其不善于讲书。在研究院中讲授《说文》和《三礼》，坐在讲堂上，神气木讷，丝毫不见精采。……一般研究生对他并不欣赏，很怕听他的课。”“另一位导师陈寅恪，刚从国外回来，名气不高，学生根本不知道他学贯中西，也不去注意他。陈在清华大学讲书，专讲个人研究心得，繁复的考据、细密的分析，也使人昏昏欲睡，兴味索然。所以真正能接受他的学问的人，寥寥可数。……王、陈二人既然门
可罗雀，在研究院中日常陪着他们的只有两位助教。”据牟先生分析:“总起来看，梁、王都在研究院中有影响，而陈则几乎可以说没有。推想起来，大约由于那时陈讲的是年代学〔历法)、边疆民族历史语言(蒙文、藏文)以及西夏文、梵文的研究，太冷僻了、很少人能接受。”此话前半未必尽然，后半却不无道理。
陈寅恪在清华研究院所讲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和梵文（1928年度改讲梵文文法和唯识二十论校读)，前者“先就佛经一部讲起，又拟得便兼述西人治希腊、拉丁文之方法途径，以为中国人治古学之比较参证”。学生的普遍感觉是听不懂。姜亮夫回忆道:“陈寅恪先生广博深邃的学问使我一辈子也摸探不着他的底。他的最大特点:每一种研究都有思想作指导。听他的课，要结合若干篇文章后才悟到他对这一类问题的思想。……听寅恪先生上课，我不由自愧外国文学得太差。他引的印度文、巴利文及许许多多奇怪的字，我都不懂，就是英文、法文，我的根底也差。所以听寅恪先生的课，我感到非常苦恼。”陈的梵文课以(金刚经》为教材，用十几种语言比较分析中文本翻译的正误。学生们问题成堆，但要发问，几乎每个字都要问。否则包括课后借助参考书，最多也只能听懂三成。蓝文征也说:“陈先生演讲，同学显得程度很不够。他所会业已死了的文字，拉丁文不必讲，如梵文、巴利文、满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及中波斯文非常之多，至于英法德俄日希腊诸国文更不用说，甚至连匈牙利的马札尔文也懂。上课时，我们常常听不懂，他一写，哦!才知道那是德文，那是俄文，那是梵文，但要问其音。叩其义，方始完全了解。”对于这些不解其义的课，学生叹服其高深而不免盲目，说是敬畏较佩服更加妥贴。
一般而论，清华研究院学生的程度已达到相当水平。该院入学考试在当时出名的极难，以补考资格入学的姜亮夫所考内容为例，总共分三部，第一部普通国学，以问答形式，不限范围，包括十八罗汉的名字、二十几个边疆地名及汉语言学、哲学思想史等。第二部作文，由梁启超出题《试述蜀学》，另有王国维所出有关小学的题目。第三部才是正式选考的6门课。但学术毕竟有境界高下，对于他们，高深的学问仍有待于发蒙。据姜亮夫说，该院几位先生的课，除陈寅烙的听不懂外，对李济的考古学也不喜欢听，以致后来十分懊悔，发奋出国补学;对王国维的课则要到毕业出来教书研究后才越来越感到帮助很大;而当时“最受益的是梁任公先生课”;从赵元任处‘也得益非浅’。梁的普通演讲为需家哲学和历史研究法，一度为适应形势需要，还改讲《从历史到现实问题》第1至第5讲《经济制度改革新问题》;赵所讲为音韵练习，均属于基础性质，而王、陈的讲授则很专深。以学生程度论，接受梁、赵表浅之新较领悟王、陈不着痕迹之新要容易得多。所以，他们印象最深的是梁启超的辨伪及其经常运用当代日、美、英等国人士关于各种问题的见解，和赵元任所讲描述语言学与传统声韵考古学的差异极大。
梁启超的名气大于学问，当时即成公论。对其学问，功力越深者评价似越有保留。他在研究院多次对学生讲演，吴宓听讲“指导之范围及选择题目之方法”后，以为“语多浮泛，且多媚态，名士每不免也”。其在清华讲演“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研究院、大学部和{日制学生纷纷前往听讲，反应相当热烈。但讲辞在《国学论丛》创刊号发表后，日本京都大学的仓石武四郎在《支那学》第4卷第3号(1927年10月)撰文评介《国学论丛》，对其中刊载的研究生论文颇有好评，唯独对卷首梁启超的文章相当不满，认为梁以通俗演讲聊为应付，应予整顿。这一点梁本人也有相当的自觉，坦承“启超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并以此留作爱女箴言:“吾学病爱博，是用浅且芜，尤病在无恒，有获旋失诸。百凡可效我，此二无我如。”
但梁启超又有自己的特长，一则博学，虽不深通，已强过一般学人;二则气量宽洪.能容人;三则有号召力和影响力;四则有学问的品味和鉴赏力，虽做不出，却看得出。他向研究院学生推崇王国维道:“教授方面，以
赵元任在研究院乃至整个清华大学的形象可谓众说纷纭。他在《清华周刊》上的出镜率甚高，但事由多与学术无关，“功课极少，晷刻甚多”，人称“吴语”教授。因闲暇无事，集合师生组织一琴韵歌声会。校刊报道说:“先生学问渊博，名震中西，对于语言学一门，尤多研究，既善论理堂上催眠，复精小桥食社调味，巧手操琴，莺歌唱谱，是以耳目口鼻，皆不能忘先生。”很有些调侃意味。赵是语言天才，任教哈佛的资历早于陈寅恪，所以开始地位还在陈之上。但胡适后来的评价是:“元任是希有的奇才，只因兴致太杂，用力太分，故成就不如当年朋友的期望。”赵为人有些怪异，与之大同乡的陈守实说“此人无学问而滥竿院中”，或许是气话。该院师生为王国维募捐修建纪念坊，各人均认捐，而赵分文不予，令后辈动气。
陈寅恪在清华研究院讲授和指导的科目，均为地道的欧洲汉学。由于胡适等人的倡导，整理国故风行科学主义，所谓国学，其实有一西方汉学的影子在。但真正的科学方法，非长期艰苦学习不易获得。陈氏讲课的反响，显示了中国学术界主张与实际的明显反差。对此，他不得不加以调整。1926年底，陈被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1928年春，北大请其兼任佛经翻译文学课程，秋季又改为蒙古源流研究。前者“因为同学中没有一个学过梵文的，最后只能得到一点求法翻经的常识，深一层了解没有人达到”。后者因部分学生对元史有所准备，尚能应付。清华研究院结束后，陈在清华大学的文史两系任教，所讲课程已较研究院时期降低难度，学生仍然不能适应。1934年，该校文学院代院长蒋廷黻总结历史系近三年概况时说:“国史高级课程中，以陈寅恪教授所担任者最重要。三年以前，陈教授在本系所授课程多向极专门者，如蒙古史料、唐代西北石刻等，因学生程度不足，颇难引进。近年继续更改，现分二级，第一级有晋南北朝及隋唐史，第二级有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及隋唐史专门研究。第一级之二门系普通断代史性质。以整个一个时代为对象;第二级之二门系Seminar性质，以图引导学生用新史料或新方法来修改或补充旧史。”可见其调整课程实有适应学生程度的不得已的苦衷。
清华研究院时代，恰值中国政局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动荡，青年学生倍受时局刺激，难以安于学业。吴宓抱怨道:“此间一二优秀学生，如张荫麟、陈铨等，亦皆不愿习文史之学，而欲习所谓实际有用之学科，以从事于爱国运动，服务社会。”研究生虽被一般学生视为老先生，也难免世风熏染。梁启超说该院有共产党二人，国民党七、八人，国家主义青年团也将研究院学生列为运动对象，周传儒、方壮猷等还想组织一精神最紧密的团体。一面讲学，一面作政治运动。这在主张学术自由人格独立的陈寅恪当不以为然。此外，清华相对于北大独树一帜的学风，因其严谨而令学子们难以坚守。加上梁启超对于疑古辨伪颇有共鸣，后学者又因古史辨派的轰动效应易于附和，部分学生与外校学生共组述学社，反对信古媚古，有的甚至同时又将成绩提交北大国学门。政治与学风交相作用的浮躁心情，也影响了在一般同学看来已是兄长甚至叔叔辈的研究生们潜心向学。对于陈寅恪以学术为目的的纯粹学问，更
难引起兴趣和共鸣。
陈寅恪一生治学，虽文史兼修，而重在治史，语言方面的训练，在他只是工具。研究院学生及时人震慑于此，可谓本末倒置。早在1923年，他在致妹书中就说:“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因藏文与中文系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与希腊拉丁及英俄德法等之同属一系。以此之故，音韵训话上，大有发明。因藏文数千年用梵音字母拼写，其变迁源流，较中文为明显。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然此非我所注意也。我所注意者有二:一历史，唐史、西夏、西藏即吐蕃藏文之关系不待言;一佛教。”后来他基本放弃语言学关系较重的研究，实在因为条件有限，而其治学又不甘为牛后。欧洲汉学界中，会十几种外文的人并非屈指可数。巴黎学派正统领袖沙碗的高足、曾参与
厦门大学国学院筹备事宜的法国学者戴密微(Paul Demieville)，就“通十数国言文，而习中国书已十载。
不过，如果将陈寅恪致妹书作为其一生治学的纲要，历史一面不当囿于中古。陈寅恪推崇宋代史学，除别有深意外，要在宏通与专精相通相济，决非一般人以为的撰述通史之类。关于中国历史，陈认为“研上古史，证据少，只要能猜出可能，实甚容易。因正面证据少，反证亦少。近代史不难在搜辑材料，事之确定者多，但难在得其全。中古史之难，在材料之多不足以确证，但有时足以反证，往往不能确断”。他自称“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原因在此。但他对明清以降的近代史，却很早就予以关注。在清华研究院的指导学科，已包含满洲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1926年担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在该门提出的研究题目四项，由本科三年级以上学生选修，四题为:1.长庆唐蕃会盟碑藏文之研究(吐蕃古文)。2.鸠摩罗什之研究（龟兹古语)。3.中国古代天文星历诸问题之研究。4.搜集满洲文学史材料。原来随梁启超研究明史的陈守实，毕业后到天津南开中学高中部任国文教员，常回校向“寅恪师”请益，“谈明清掌故颇久。师谙各国文字.而于旧籍亦翻检甚勤，淹博为近日学术界上首屈一指之人物”。陈寅恪指出《清史稿》诸多弊病，所论涉及外交档案、外人著述、军事情报、内阁档案等，无一不是当时研究清史的大道要律。他搜集满洲文学史料，正是准备编写满洲《艺文志》。
1927年冬，恰好有由李盛铎保存的七干麻袋内阁档案因存放困难急于出售，陈寅恪闻讯，认为“内阁档案，有明一代史料及清初明清交涉档案，极为重要，……一研究院如能扩充，则此大宗史料，实可购而整理之”。这些档案，原为清内阁大库所存，宣统年间，装成八千麻袋移置国子监，民初以烂字纸低价出舍给商人作造纸材料。除北大得一小部分，罗振玉以三倍价将其余七千麻袋购回，因财力不足，拟转售外人。李盛铎急以一万八千元（一说一万六干元)买回，月出30元租一房贮存。因其无暇整理，而所租房屋上雨旁风，欲再度出售，索价两万。先此，罗振玉将这些档案整理了两册。刊于东方学会，“即为日本、法国学者所深羡，其价值重大可想也”。日本满铁公司闻讯，即与李氏订立买约。马衡等人听说后大闹，不使出境，并请傅斯年等设法。因款项不易筹措，未果。清华研究院原来全年预算共五万元，王国维去世后，压缩一半，也无法购置。此后又有燕京大学购买之说。陈寅恪对此一直关注，1928年9月，他和胡适、傅斯年等人谈及，“坚谓此事如任其失落，实文化学术上之大损失，明史、清史，恐因而搁笔，且亦国家甚不荣誉之事也”。后终于由傅斯年转请蔡元培以两万元购回，存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8年10月，中研院史语所成立于广州，陈寅恪即被聘请为研究员，以秘书代行所长职务的傅斯年希望他就近在北京负责整理内阁大库档案。陈所属史语所第一组的研究标准是，以商周遗物，甲骨、金石、陶瓦等，为研究上古史对象;以敦煌材料及其他中亚近年出现的材料为研究中古史对象;以内阁大库档案，为研究近代史对象。第一项分别由傅斯年、丁山、容庚、徐中舒负责，第二项由陈垣负责，陈寅恪本人负责整理明清两代内阁大库档案史料，政治、军事、典制搜集，并考定蒙古源流、及校勘梵番汉经论。由此可见，至少从清华研究院时期起，陈寅恪的研究重心之一，已经转向明清史，并有整理内阁档案的愿望。只是开始尚偏重倚靠异族域外语言的民族文化关系一面。
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表示“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或以为“不古不今”指国史中古一段，与陈的内心追求不相吻合。陈因家世关系回避晚清史可以理解。但志在宋代史学的通达，必不肯自囿于所谓中古一段。综观其一生治学，上自魏晋，下迄明清.均有极其深入而影响重大的成就。即使对先秦两汉和晚清史，虽鲜有专文，但偶尔涉及的二三论断，较一般专门研究者尤胜一筹。如对先秦各家影响社会的作用分析、晚清变法派不同之二源、梁启超不能绝缘于腐恶政治的原因理解等。《寒柳堂记梦》论述晚清史实，更有入木三分之功力。深入理解其关于清流浊流的冷静分析，大概不会产生陈氏对张之洞情有独钟的误解。1933年，张荫麟撰文称龚自珍作于道光二年的“汉朝俪生行”诗中某将军指岳钟琪，陈阅后，托容庚转告张“所咏实杨芳事”。张荫麟思考再三，接受其意.见，并复函道:“因先生之批评之启示，使愚确信此诗乃借岳钟琪事以讽杨芳而献于杨者。诗中‘一歌使公思，再歌使公悟’之公，殆指杨无疑。杨之地位与岳之地位酷相肖似也。杨以道光二年移直隶提督，定庵识之，当在此时，因而献诗，盖意中事。次年定庵更有‘寄古北口提督杨将军芳’之诗，劝其‘明哲保孤身’也。本诗与杨芳之关系，愚以前全未涉想及之，今当拜
陈寅恪晚年治史由中古转向明清，方法又由外族语言转向本位汉语，都有其前因与必然。没有这种站在本来民族地位上对外来学说尽力吸收后对于传统和西学的超越，其自成系统、有所创获的治学方法就难以完善，近代中国史学就无法在宋代的高峰之后再创新高，与国际学术巨匠引导的主流并驾齐趋。对于陈寅恪晚年转向的误解，受影响的决不仅仅是对其个人的评价，而是对民族文化命脉与价值的理解。就此而论，清华研究院时期不仅展示了陈寅恪的学术文化抱负，也显示了其一生学问的大体和脉络。他与其余几位教授及讲师关系的疏密和学行的异同，则在一定程度上浓缩了那一时代国学界的共相与变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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