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 桑兵/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各民族相传之上古史，大都有逐层增建的过程，如筑塔，如积薪，时间越后，附加越多，虚伪成分越甚，真相反不易得。古史辨派的疑古理论，用于上古神话传说大体不错。其偏在于治古史时一味破坏，疏于建设，不能从伪材料中发现真历史。陈寅恪研究蒙古史源流，层累迭加的一面也基本接受。然而，类似现象在近现代史中同样大量存在，学人却未予特别注意，使得不少以讹传讹之事成为基本或重要依据。由此立论，并加以引申，不仅令史实失真，还往往导致对于时代风尚的错误观念。关于陈寅恪与清华研究院关系的种种说法，即为显著一例。
一、入院因缘
陈寅恪以无任何资历著述的后进，而与梁启超、王国维等名满天下的大师同被聘为清华研究院导师，除自身功力使然，关健在于有力人物的推荐。对于推荐者目前有三说，即梁启超、胡适、吴宓。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持第一说:“十五年春，梁先生推荐陈寅恪先生，曹(云样)说:‘他是哪一
牟润孙大概是第二说的始作俑者，其《发展学术与延揽人才—陈援庵先生的学人风度》一文称:‘清华办国学研究院请胡适去主持，胡适推辞了，却举荐章太炎、梁任公、王静庵、陈寅恪四位先生。四个人之中，大约只梁任公与胡氏有来往，其余三人对胡不仅没有交谊，而且论政论学的意见都相去很远，而胡适之推荐了他们。在当时社会上，章、梁二人名气最高;静庵先生虽已有著作出版，一般人很多对他缺乏认识;寅倍先生更是寂寂无名，也未曾有一篇著作问世。如果以高级学位为审查标准，四位先生无一能入选。若凭著作，寅俗先生必被摈诸门外。胡先生这次推荐，虽遭太炎先生拒绝，梁、王、陈三先生则都俯就了，……胡适之援引学人与蔡孑民似乎不同。他介绍陈寅恪到清华研究院，请钱穆教北大本科，他的尺度的确掌握得很有分寸。’在此之前，牟氏说得较笼统，但有推测性分析:“听说清华想办国学研究院，去请教胡适，胡推荐这几个人给清华。分析起来，一是因为北大没有钱，清华则经费充足，所以清华能请而北大不能请。二是北大原有教员结成势力，很排挤新人。陈垣靠沈兼士之力进入研究所国学门，而不能在本科作专任教授，就是一个证明。三是胡适对于梁启超，可能认为他对青年还有号召力，何况梁启超也很捧胡。对王国维，则认为金文、甲骨文是一门新兴的学问，而王氏造诣很高。对陈寅恪，则因陈是出洋留过学，真正懂得西方‘汉学’那一套方法的。’
至于吴宓说，见其自编年谱:“(民国十四年元月)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始筹备，宓为主任。……研究院教授四位，已定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亦特荐陈寅恪。”
三说之中，第一说时间、人物、地点均不合。梁与陈家可谓故交，但陈寅恪是晚辈，又长期求学于欧美，对其学问人品，似无从了解;所谓德、法等国名教授推崇之语，没有旁证。梁与陈所结识的欧洲学者，并非同一类型，前者多为思想哲人，后者则为东方学者或汉学家，担任过陈氏课程者，与梁并不相识;除几封信函外，当时陈尚无只字面世。在此情况下，梁不会大拍胸脯，极力举荐。此外，尽管梁启超此前十年间数次到清华演讲，关系久密，1922年后又常在清华兼课，1924年清华研究院已决定聘他任教，但直到1925年2月22日，吴宓才持聘书赴天津访梁，正式聘请。而该院决定聘陈寅恪，则在6天之前，即2月16日已由校长曹云祥作出决定。
第二说有一定根据。曹云祥筹办研究院之初，确曾与胡适磋商，并请他担任导师。胡表示:“非第一流学者，不配作研究院的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梁与章是当时中国南北学术界的泰山北斗，尽管胡适对两人的学问不见得从心底佩服，对梁尤有保留甚至批评，但要号召夭下，不能不有所借重。至于王国维，却是胡适衷心敬佩的第一流学者。王在学术圈内声望极高，新旧各派均交口赞誉，但社会上名头不响，尤其是政要大员们，对其所知甚少。据说王死后梁启超曾请国务总理顾维钧提出阁议，由北洋政府予以褒扬，“结果因为多数阁员根本不识‘王国维’其人名姓，未被通过’。1922年，上海(密勒氏评论报)(The Week by review)举办征求读者选举‘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的活动，每周公布一次结果。胡适对11月上中旬的两次评选十分不满，指责举办者“不很知道中国的情形’，并代拟了一分名单，其中第一组学者三人，为章炳麟、罗振玉、王国维，而将梁启超列入影响近20年全国青年思想的第二组四人之中。《密勒报》选举，梁、章、罗各得105票、73、4票，王则一票未得。但在胡适看来:‘章先生的创造时代似乎已过去了，而罗王两位先生还在努力的时代，他们两位在历史学上和考古学上的贡献，已渐渐的得世界学者的承认了。’胡推荐此三人，顺理成章。尤其是王国维的应聘，胡适显然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曹云祥给王的聘约，系通过胡转交，而王对清华的要求与顾虑，也由胡代为申诉。没有胡的劝驾，王很可能依照对待北大先例，予以回绝。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责任编辑：
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