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荣祖：章太炎与现代史学

摘自：《史学九章》   作者：汪荣祖   出版社：三联书店

导论

章太炎一直被认为是国学大师，中国传统学问的殿军，结束旧时代的人物。他本人的学术风格，不仅拒绝用白话文写作(他的白话文是讲演稿的记录，不是他手写的)，而且喜用艰僻的古文，即使连前清的张之洞都觉得他的“文字诡谲”，对民国以后的读者而言，更无论矣，当然加深了他是老古董的印象。

其实，章太炎在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性，最主要是开风气之先，是现代学问的开路先锋之一，无论在哲学上、社会学上、语言文字学上，以及史学上都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功。但是我们必须先揭开他古奥的外衣，才能看到新鲜的内容。像《訄书》艰涩的文字里，隐藏着柏拉图、培根、卢梭等西方的人名、名词和概念，像旧瓶里装了新酒，不要因瓶而弃酒。他的一生也非老古董可比，他是新式学堂东吴大学初创时的教员，寻因参加革命遭遇到通缉而亡命。他是1903年苏报案的主角，1906年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编，宣传革命厥功至伟，应与孙中山和黄兴并称三巨头。民国以后，他因反对袁世凯而遭禁锢多年，后又奔走联省自治以重建民国，晚年日本侵华日亟，呼吁抗日，参与救国，直至逝世。

因此研究章太炎，不把他当旧学的殿军，而把他当新学的开山，才较有意义。他与现代学术的关系面，相当广泛，几乎涉及文史之学范畴内的所有学门。本文仅就他与现代史学这一面，加以讨论。今人论及中国现代史学，莫不称道梁启超，因梁氏于19032年首创新史学;然而章太炎虽未用新史学一词，却于约略同时提出史学新义。梁氏发表新史学一文之后，即与章氏讨论，且于1902年8月4日，将章氏意见以书简形式公诸《新民丛报》。章氏说，他于暑期读了许多有关社会学的书刊，感到“兴会勃发”，很希望能融合新旧史料，写一部新的中国通史。他认为旧时代的断代为史，“难发新理”;惟有通史，才能运用现代的心理学、社会学、宗教学等新学问，完成一部上下千古的史书，具有“新理新说”的通史，与传统的通考、会要之类，绝然异趣。他更具体指出，一部好的通史尤须注意两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在此，他所谓的典志，已可称现代的制度史;他的纪传，也非传统纪传体的传记，已近乎现代以人物为中心的思想史。他并不满意当时日本人写的支那史，以为“简略无义”，只能作教科书，“固不容以著述言也”。他受到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畅论史学得失的鼓舞，决心写一部一百卷，六七十万字的通史，并列出目录，预计一年内完成。

然而，章氏通史虽因他参加革命而未能写成，但他的史学新义仍可见之于他丰硕的著作之中。章氏史学新义，与梁启超的新史学相比，有一有趣的不同。梁氏倡变法，然其新史学斥传统史学乃帝王家谱，欲一举而摧毁之，不舍要发动一场“史界革命”;而章氏倡革命，欲一举摧毁传统政治秩序，然其史学新义，却意在改革旧史传统，并无意推翻之。或谓章与梁于晚年均趋向保守，于旧史有较正面的评价，实则两人都在针对民国以后的极端疑古之风，殊不可骤下定论。章太炎尤其反对疑古破旧史，因旧史既破，新史又将安出?故常发“保守”之言，然并未放弃其所持的史学新义。

章太炎史学思想与现代史学的三个连接点

历史发展观点

传统史学大致而言是静态的，从一个朝代到另一个朝代，见不到发展的过程。章太炎《尊史》一文，即中此弊。他说一个人到老年，有其过程，如不知其过程中的本末经纬，只能如庄子所谓的“陈人”;在他看来，唐朝以后的史著，“大抵陈人邪”?也就是说，写历史写不出史事发展的本末与经纬。他认为中国旧史重视记事，记事太繁，若无西洋文明史的写法，便无头绪可言，然“非通于物化，知万物之皆出于几，小大无章，则弗能为文明史”。他所谓的文明史显然要有统纪，“能以思想贯穿中外，驰骋古近，而微言见于札牒之表者也”，亦即所谓“镕冶哲理，以祛(旧史)逐末之陋”的道理。

历史发展观在西方也是近世进步概念(the idea of progress)产生以后之产物，才有所谓直线的历史时间观。中国传统史学以断代为史，每一个朝代基本上是静态的，朝代的兴衰则是循环的，也不被视为直线发展。19世纪西方的达尔文演化论传入中国，影响深远，改变了国人的思想，产生不断发展的进化观念。此一概念在中国知识界的流通，当然要归功于严复的《天演论》;而章太炎与严复早有书信来往，赞佩严复的学问，但章之进化论知识不仅仅来自严氏，亦得自日本学者的转介。他曾于1902年就翻译出一本以进化观点写的日文书，名之曰《社会学》。达尔文演化观对章太炎的影响是深邃的，他最初视之为公理，然后进一步批判此一公理，最后形成独创的“俱分进化论”。他批判进化论，并不是放弃进化论，因他的俱分进化论仍然是一种进化论;对他而言，是一种更能反映真理的进化论:物质世界的进步虽是不断向前的，但人文世界的道德却可能不进反退;然而有人不及此，居然误以为他“近乎全面地否定进化论的价值”。事实上，他不仅没有否定进化论的价值，而且演成进化的历史观;而此种探索变化的历史观，足以使他与梁启超并称中国现代史学的先驱。

章太炎于1910年在东京讲《教育今语》时，就指出研究历史须注意，“一是制度的变迁，二是形势的变迁，三是生计的变迁，四是礼俗的变迁，五是学术的变迁，六是文辞的变迁”，不仅把固有的政治史传统，拓展为制度史、疆域沿革史、经济史、文化史、学术思想史与文学史，而且重视各门专史的变迁，强调其动态，在当时民国尚未成立，不能不说是开风气之先。他晚年讲《历史的重要》，仍然说“历史著进化之迹，进化必以渐”，在他心目中，历史显然是一循序渐进不断发展的过程，并有意从历史过程中去探索社会政治兴衰的原因，足见他的历史发展观是持久而一贯的。

他在《学变》一文中，展示了自汉朝到晋朝五六百年间的学术思想变迁史。董仲舒的阴阳五行说盛极一时，然由于以阴阳定法令，“不识远略”，而后有扬雄的《法言》以贬其弊，是为一变。然《法言》虽应时而出，但毕竟“杂错无主”，而后有王逸的《正部论》之问世，此为第二变。至东汉在今文经激荡下，累积了太多空泛不实的华言，“不足以昭事理”，而后有怀疑虚妄之言的王充《论衡》，此为第三变。王充的学说虽有催廓扬清之效，但“无枢要足以维持”，有如西方的“繁琐哲学”，至汉季法度衰弛，刑赏无章，证明儒学的门面已不能维持，便出现赤裸裸的法家著作，如王符的《潜夫论》，仲长统的《昌言》，以及崔寔的《政论》，都是“辨章功实”、“任贤考功”的法家之教，因而从汉末到吴、魏，法家大行，此为第四变。然而魏武帝曹操“操法甚严”，久而久之，中州的士大夫不能忍受其“检括苛碎”，持论又开始变迁，于是有要求追寻天性，不讲礼法的诉求，而后有秘康、阮籍等崇法老庄，引求神仙的玄言，此为第五变。此学术思想五变，虽言之简略，只能说是一篇研究纲要，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包含的新义有二:其一显示了学术思想在长时间之中的发展，其二显示了学术思想各从其世，也就是思想反映时代，应时代之需要而变。这也就是他所说的:“社会更递变化，物质方面继续进步，那人情风俗也随着变迁，不能拘泥在一种情形的。变的观念，无疑在章太炎的史学思想中占有主导的地位。

章太炎既具历史发展观，故能洞悉旧史之“文辞反复，而辞无组织”，以及“昧其本干，攻其条末’，，以及“间焉不昭’，等弊病。章太炎具有历史发展观，才能把古今之异看得很清楚，觉察古与今之间，有时间的距离，因而有敏锐的历史时间感。他有一句很精辟的话:“丘壤世同，宾萌世异”，意谓自然环境世代相同，但人文景观与时俱变，虽然按今人的历史生态学观之，自然环境也会变，只是变化得小而不易觉察而已，不过章氏在此强调的是，人文世界里的古今之变，知其变始能知其异，知其异才能正确理解历史，故史家绝不可以今情来妄断古情。他指出，清朝的营造尺比汉尺长，汉一尺仅得清尺的七寸四分，汉代的一万里，为清代的七千四百里川。他以十分具体的例子，说明古今的差距，若以今人的尺度来测量古人古事，必然有误。他明言“不可以古论今，一也不可以今论古。”古今有异，固然不能以今测古，自亦不能“借古事以论今事”。以今事测古事，是“妄论古人之是非”，而借古以论今，则是“借题发挥”，迹近所谓影射史学，都是忘了历史时间，不知今古之间的时间距离，不免曲解历史。惟有知道历史是不断发展的，才会知道古今之异，绝不能任意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