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宋耀如和倪桂珍的婚事让周围的人觉得突然，那么他们二人的婚礼更是闪电式的。二人从相识到举行婚礼还不到两个月。这中间宋耀如曾约会过倪小姐一次，可是倪太太比较传统没有答应他们见面。所以他们两人既没有花前月下的恋爱史，也没有更多的相互约请。宋耀如后来回忆起来，还常常让他的那些留过洋的朋友们惊奇不已。他们属于中国那种传统式的婚姻，先结婚后恋爱。
说起他们闪电式的结婚，既有倪家着急的原因，也符合宋耀如的急性子。他的办事风格一向是痛快的，决不像当时旧派人物拖泥带水，循规蹈矩。他有“一急四快”之称，即是性子急，吃饭快，走路快，说话快，办事快。他富有理想，从不甘心寂寞，按现在的心理学分类，他属于胆汁质型，情感强烈，并易爆发。有时也会因为一点小事，就大为生气和愤怒，与人争吵，甚至会不顾身份，动起手脚来。
就这样，在1887年的夏天，也就是宋耀如回国的第二年，他和倪桂珍的婚礼在上海举行了。当时宋耀如22岁，倪桂珍19岁。结婚仪式由传教士克拉伦斯·里德牧师主持，由于仓促，算不上很热闹。证婚人作了简单介绍，新郎新娘向来宾敬了烟、茶，然后一阵喧闹，把二位新人推入了洞房。
中午，由倪家出面举行了上海传统式的家宴。客人来了不少，坐满了五五二十五桌，酒菜极为丰盛，还有大桶大桶的自酿白酒。倪家在当地也是有头有脸的家庭，数以百计的亲友和宋耀如并不认识的其他有势力的头面人物前来赴宴。宋耀如的岳父倪一山熟悉法律，本就和工商政界人士多有来往，倪太太的娘家徐氏家族更是在当地教会、工商业、银行、军界以及朝廷里都有庞大的关系网，甚至和上海正在本地兴起的青红帮也有关系。和这样一个家族的联姻对于年轻的宋耀如来说，等于打开了一扇通往更广阔天地的大门，意味着他不再只有外国教会可以依赖，从此可以在上海这个迅速崛起的大都会站稳脚跟。遗憾的是，他在海南老家的亲人没能来参加他的婚礼。不过周围的人都知道他自幼在美国成长的经历，也没有人表示奇怪。
举行完婚礼之后，宋耀如便把新娘带到昆山去度蜜月，之后也就在那里先安下家来。两人的感情也日渐融洽。倪桂珍不同于当时一般的姑娘，很有自己的主见，也不在乎一时的艰苦生活。当时宋耀如薪金微薄，在教会的地位也没有得到改善，但这些都并没有影响小两口生活的甜蜜。倪桂珍对宗教的信仰也是相当虔诚的，甚至还要超过作为传教士的宋耀如。婚后因为经济拮据，她在冬天连一条围巾都舍不得买，就用旧毛巾围在脖子上御寒。他们靠宋耀如每个月15美元的薪水维持着生活、维持着这个刚建立的小家庭。
当然，单靠这15美元是很紧张的，幸而倪桂珍按习俗从娘家带来的丰厚嫁妆可以帮上大忙。在宋耀如的眼里，这些金银首饰都是宝贵的老本，是他要用来发展自己未来的事业的资本。他积极利用岳家的社会地位，当然牛尚周和温秉忠这两位志趣相投的好友加连襟也可以帮上不少的忙。
渐渐地他在当时的上层社会有了地位，眼界开阔了，也可以利用周围的人事关系来办一些事情了。可以说，新婚后的宋耀如到了时来运转的这一刻。以前一个人在乡下的愁闷和孤独一扫而光，生活重又充满了希望和动力。
当时宋耀如奉命继续在昆山任职。虽是同样的工作，但宋耀如已不再对前景感到沮丧了。那个顶头上司林乐知博士，在他眼中也不再有什么可怕的了。
宋耀如又变得干劲十足，对教会，甚至中国当时的洋务运动所取得的进展感到欢欣鼓舞。在1887年11月4日他在写给美国《基督教倡导者》的一封信中，描绘了这样一幅美妙的前景：
仁慈的上帝一直对我很宽厚，我十分感激他。前景是非常有希望的。上帝的神灵正在快速地找到通往他愚昧无知的子民的心灵的道路。我祈祷和希望上帝今年为了基督使我们具有许多崇高的品德。
我们的中国布道团会议已经举行而且闭幕了。他们没有改变对我的任命。每一个人都继续担任自已管的任务。我回（昆山）再任职一年。依靠上帝的恩惠和帮助，我希望为世人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做更多更好的工作。
我们在苏州为妇女开办的医院已经建成。但是主管人、内科医生菲利普博士正生病在上海。我们在上海英租界建的砖砌教堂正在进行最后的修饰。
中国即将翻开新的一页。它已经制订了各种各样的方案和计划。政府正在考虑修建一条从北京到广州的长铁路，行驶西方式的火车，另外还将在福摩萨岛修建一条铁路，运载朝廷军队到各个荒野的地方去制服该岛不驯服的部落。
我即将结束这封信，但是在结束之前，我必须告诉你们，我同过去不一样了——我已经结了婚。结婚仪式是由我们布道团的克拉伦斯·里德主持的。
在信中，宋耀如满怀信心地告诉大家，自己已“同过去不一样了”，与倪桂珍的结婚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和美好前景正是这种信心的来源。
可以说，宋耀如的人生从此开始迈向发达，及至后来的辉煌，近现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宋氏家族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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