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6年1月,宋耀如搭乘太平洋邮船公司的海轮到达上海码头。凛凛寒风中,双脚重又踏上祖国土地的宋耀如感慨万千,一个阔别了故土11载的海外游子,满怀着用基督精神拯救祖国的理想回来了。
但是满腔热情的宋耀如却不曾想到,马克谛耶主教已给上海的林乐知博士写了一封信,要求把他派到基层巡回布道,并特意指出不能让他过像在美国那样舒适的日子,去农村布道时“没有轿子,就走着去”。
在信中,马克谛耶主教还这样说道:“我们认为最好是:不应该在他还没有在中国人当中努力工作之前,就把他身上那个中国佬的特征丢光。他早已‘尝过了安乐椅的滋味’——而且并不反对享受高级文明的舒适。这不是他的过错。让我们为之付出了辛勤劳动的我们这位年轻人也开始辛苦吧。让他上阵;没有候补的位置。”
当然,宋耀如始终不知道这样的教会内幕,他直接感受到的是顶头上司林乐知博士的冷淡和白眼。
在虹口的南方卫理公会,宋耀如见到了这位上司。当他用英语热烈地向林乐知述说自己对在中国传教的感想时,却发现对方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兴趣。
林乐知博士面无表情地听着宋耀如说话,心里却在想着马克谛耶主教信中的话,不由得皱起眉头。在他看来,这个查理·宋无论英语如何流利,志向如何远大,也只是被美式教育改造过的中国农民后代,决不能让他等同于真正的美国传教士。他决心把宋耀如的这种美国外表剥掉,让他看起来更像一个中国人。
想了一下后,他慢吞吞地说道:“查理,你应该先学讲上海话,少讲英语,这样才能更好地向中国民众宣扬基督教义,为他们指明道路。”宋耀如虽觉得这位上司的冷漠表情让人不舒服,但也不好反对,而且学说上海话也有其必要性。于是恭恭敬敬地答应了。
随后林乐知简单向宋耀如宣布了对他工作和生活的安排,他必须先到上海郊区的吴淞口传教,月薪15美元。初来乍到的宋耀如当然也没有办法表示什么意见,只好一口答应。
美国南方卫理公会在吴淞地区的基础比较好,当地教徒早已是卫理公会的忠实会众,所以虽然是郊区,宋耀如的传教工作并不很艰难,但他同时还要负责在本教会的学校教授孩子,这可是一件辛苦事。
他教的学生全是附近农村的一些无法无天的顽劣儿童,喜欢捉弄老师。每当宋耀如出现在讲台上时,他又矮又壮的身材、剪短的头发和黝黑的带有华南人特征的脸孔,都会引起学生们嗤嗤窃笑。他总是要花不少时间和精力来让这些小孩安静下来,才能打开他的课本,开始讲课。而他的上海话又没有马上学好,不时地会夹杂着英语单词。最要命的是有时候当他偶尔加上一些海南方言时,总是会引来学生的哄笑。
当然,凭着自己的毅力和信心,宋耀如坚持了下来。并以自己的质朴坦率的性格,赢得了学生的拥戴。他教的学生中还有日后大名鼎鼎的胡适博士,当然那时的胡适也还是一个爱捣蛋的小孩子。第二个学期他的学生就多了一倍。
当时的中国还是清政府统治,上海虽然是通商口岸,外国人众多,但像他这样的生活方式完全美国化的留洋传教士还是很少见的。他的穿戴和举止总是和别的中国人格格不入,别的中国人都穿黑布长衫,或褪色的蓝上衣和裤子,头上梳着辫子。而宋耀如穿的却是洋鬼子的西服,剪短头发,梳的是整齐光滑的西式背头,走路昂首挺胸,显得精神十足。儿童们在街上看见他便叫他“洋鬼子”,他们的父母则叫他“小矮子”。
比这些更让宋耀如难堪的是15美元的月薪实在是太低了,这个收入标准对于当时一般的下层中国民众当然不算很低,但对于他这样一个留过洋、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这些钱只能勉强维持生活,根本没有其他消费的能力,也不可能有所积蓄。当然,他知道自己年轻,在上海立足未稳,一切还只能依靠教会,所以并不急着在这些事情上向林乐知多提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