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当孙中山和一路随同的陆皓东怀着悲愤由天津转上北京，却发现京城中的大多数人们并没有那种山河破碎，丧权辱国的痛心。当时满北京城只关心着一件事，即慈禧太后的60大寿。整个京城被装点成了彩灯的世界，各地进贡祝寿的官员来往不绝，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
看到这一切，孙中山对清王朝彻底绝望了。在中日“甲午海战”惨败的衬托下，这样的祝寿活动进一步显示出清政府的腐败已达到无以复加不可救药的地步。孙中山终于痛下决心，要推翻这个腐败的朝廷。还在北京时，他就迫不及待地用英文写信给宋耀如，疾呼：“这个王朝已腐败到生蛆的地步了，当初希望它或可奋起，如今看来，已不能用改良的方法使其进步，惟有革命才是出路。”
就这样，当孙中山上书被李鸿章所拒绝后，又紧随而来的中日“甲午战争”和慈禧太后60大寿庆典的纸醉金迷，终于促使孙中山从一个改良者变成了一个彻底的革命家。
断绝了对清廷的最后一点点幻想，孙中山无奈地从天津返回上海，并寄居在宋耀如家中。两人互相切磋，共谋反清大计；同时也开始规划了使中国尽快富强的实业方针。
为了朋友，宋耀如实践了自己在孙中山北上时的诺言，给了他很大帮助，并设法把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作为一篇论改革的文章发表在林乐知办的《教会新报》上。这是孙中山的政治观点首次公之于众。
在宋耀如的家里，在他的华美书馆里，孙中山和宋耀如及陆浩东等其他革命同道们日夜在一起讨论革命的问题。孙中山提出：社会改革绝无成功希望，现在应该按照秘密社团的样子组织一个新的政治团体，以便领头进行革命。当时，“三合会”等各类反清社团在全国已有近3,500万名成员，这是一支革命的潜在力量，孙中山决定利用这些力量，并请宋耀如帮忙联络，和他一起战斗。就这样，宋耀如成为孙中山秘密组织的创始成员之一。
自此以后，宋耀如和孙中山的命运就紧紧连在一起了。宋耀如开设的华美印书馆成了孙中山在上海联络革命党人的据点。经宋耀如介绍，孙中山不仅结识了上海会党的首领，还在这里认识了一些有志于推翻清政府的革命青年。他们大都是出过洋、受过西方教育的有志之士，有几个还是宋耀如主持的耶稣教徒会的成员。
经过反复讨论他们一致认为要推翻清朝，光复河山，首要的是发动民众，组织民众，建立革命团体，为革命大造舆论。一天，在和宋耀如、陆浩东两人密谈时，孙中山提出，这个革命团体的名字就叫“兴中会”吧！所谓“兴中”，就是振兴中华之意。
宋耀如和陆浩东都十分同意，觉得这个名字响亮而贴切。宋耀如还兴奋地说道，最近他在帮某个纺织厂进口机器的业务中又赚了一大笔钱，这是上帝的恩赐。他决定将这笔钱拿出来，作为捐献给“兴中会”的第一笔经费。
随后，孙中山将自己关在宋耀如的书房里，整整三天三夜，他拟出了《兴中会章程》的初稿。《章程》充满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指出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所造成的民族危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瞬，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于将倾。”
当时《兴中会章程》还强烈谴责清朝统治者昏庸无能，“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 ”，造成“辱国丧师”，“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章程》还进一步说明：“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联络中外华人，创兴是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宗。”
此外，《章程》还就经费、组织机构、议事制度以及吸收会员等问题做出一些规定。
为了提高团体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孙中山他们还商定，兴中会除订立《章程》外，还要求入会人员举行秘密宣誓，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这个誓词所提出的革命主张，第一次向中国人民提出推翻腐败的清朝帝制政府、建立欧美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兴中会章程》成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纲领。它体现了孙中山早期的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思想。孙中山在《兴中会章程》中所说的“强邻”，就是指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他的革命目的是为了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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