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1900年庚子之乱企图独立称王

庚子年（1900年），面对八国联军的武力威胁，中国政局动荡，政坛变幻莫测。张之洞一面公开表示拥护“两宫”，而内心深处却存有独立称王之念。他私下派长子张权前去东京，与钱恂一起在日活动；通过宇都宫太郎向日本参谋本部征求对组织新政府及提供军事帮助之可能。张之洞还希望日本派军事专家来协助练兵，同时还要购买枪支弹药，加紧训练新式军队。与此同时，张之洞对唐才常在武汉地区的自立军活动，在八国联军攻克北京之前，亦采取虚与委蛇的模棱两可态度。直到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政权尚存，张之洞才放弃组织新政府的念头，让张权归国，并下令对唐才常等残酷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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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名臣张之洞在近代中国史上的影响毋庸赘言。正因为如此，他也是学术界重点关注的对象。学术界比较了解的是庚子年（1900年）以前的张之洞，这种情况在中国大陆尤为突出，对张之洞的研究多与洋务运动、中国的近代化、“中体西用论”相关。但是，这是一个不完整的张之洞。庚子年，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封疆大吏张之洞竟然冒着承担“抗旨”的罪名，与上海各国领事订约，发起所谓“东南互保”。他内心在想什么？背后的动机是什么？要弄清楚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要搞清楚老谋深算的张之洞的内心世界，更是难上加难。

2002年春，日本女子大学的久保田文次教授称，在庚子年张之洞似有当皇帝的思想。其依据是该校文学部新近得到宇都宫太郎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的《当用日记》（注：宇都宫太郎：《明治三十三年当用日记》（原稿本为宇都宫恭三氏收藏，现由日本宇都宫资料研究会在整理中）。）。宇都宫太郎遗留的珍贵资料，收藏者为宇都宫恭三氏。承其厚意，日本女子大学的久保田文次、吉良芳惠教授得以借出。笔者尽管只看到其中几天的日记，却受益匪浅。因为阅读过大量张之洞之奏折、信函及为数众多的未刊史料，不敢相信像张之洞这样阅历丰富、小心谨慎的重臣，居然有“称帝”的念头。然而，久保田文次、吉良芳惠教授所给予我的宇都宫太郎之日记，虽然篇幅不大，却白纸黑字，不能轻易加以否认。于是，我近年来便千方百计地搜寻张之洞庚子年之有关史料，以求探测这位清末大僚庚子年独立称王的内心世界。

一、宇都宫太郎日记泄露之天机

宇都宫太郎是日本参谋本部派往中国长江流域的军事情报人员。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末，曾前往湖北面见张之洞，商谈中日联交事宜。据《张文襄公年谱》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条下记载：

十七日，出省勘京山唐心口堤工；二十八日，回省。日将神尾光臣来，公方出省，令关道及知府钱恂接待。神尾密示修好之意。是时俄谋占大连、旅顺，德据胶州，英欲擅长江之利，各国军舰云集海口，日本怵于大势遣使来，嗣神尾又遣其参谋部员宇都宫太郎来密告，奉政府命，劝中国结好英、日，派学生赴日学习陆军。派学生赴日起意于此。（注：胡钧重编：《张文襄公年谱》，北京天华印书馆1939年版，卷3。）

张之洞在致总理衙门的电报中称：

致总署：日本参谋宇都宫，今晚又密告：伊此来实系奉其内旨而来，密商联交之事，语尤切实。且劝我联英，力谏联英之利，不联英之害，颇有办法。察其语气，似英人阴谋，倭已全知。今晨、蒸两电奏，想已上达，伏恳谕示此事大指，以便斟酌，相机酬对。请代奏。蒸。亥。（注：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文海影印本，卷79，第1417页。）

可见，宇都宫太郎当时所承担的使命非常重要（注：参阅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巴蜀书社2004年版，第79-80页。）。

庚子期间，宇都宫太郎回到东京的参谋本部工作，身处要地，耳目灵通。其职位虽不甚高，却能预闻机要，甚至列席参谋本部的元帅会议，根据参谋总长、次长意图制定日本在华作战方略。久保田先生提供给笔者的日记虽然仅有几天，但内容却至关重要。当时，中国的义和团运动正如火如荼，八国联军已攻克大沽炮台，占领了天津，向北京迸发。而日本则是八国联军中所派军力最多的国家。宇都宫太郎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当用日记》相关内容如下：

六月二十八日天气：晴

二十七日午后，由芝罘出发（大沽发应为二十六日）的福岛少将电报“天津、大沽间联络今未明确，我拟集结兵力前进”，“大沽、天津间联络已通之，二十六日电报取消”。

此日夜半时分，与钱恂会面，谈及时事，平岩代为通译。其间，钱恂言道：张某曾有言，天子蒙尘既久，清国处无政府之际，不得已，欲联合南部二三总督于南京成立一政府。此夜宿赤坂，未归。

六月二十九日天气：晴

向北京赴援途中之英国海军中将西莫尔，率领联合军队于25日与各国公使一同抵达天津。东乡司令长官来电。

七月一日天气：晴

今日虽为星期天，以清国事件原因仍需出勤。接到了率先抵达的第一步兵大队于二十九日送至天津的电报。公使之景况现仍不明。……看望福岛少将家，无事。西权吉来访。所谓二十九日电报关于公使归至天津之报告，颇为可疑。我第五师团目前仍在动员中。

七月二日天气：晴

张之洞派遣的武官二十九名，其中十二名已于前日归国。其余十七名亦将于四日归国（张之洞已发来电报）。本日下午五时，在偕行社以大山总长的名义，由寺内中将代理举行了招待会。参加招待会人员，除有上述十七名人员外，还有清国公使李盛铎、张之洞长子张权、及张权长子张琨、学生监督钱恂等，均出席此次招待会。途中访问柴中佐宅，告知驻华公使以及柴等之消息皆不确实，略加慰藉。

七月五日天气：阴

永田虎之助至公所拜访，此夜宿仲町，与叔母……散步。

七月六日天气：阴

钱恂至公所来访，言及张之洞或会设立新政府，目前当务之急乃是厚置兵力。吴元恺部二千名，张彪部二千五百名，此外再募集三千名。并又提及要求日方援助大尉二人，步枪（三十年式或小村田连发）五千挺。关于日本派大尉之事，反问是否由原来所谈之二人，抑或除此二人以外，再要求二人。钱恂回答不甚分明。又提及应商讨兵费之事，步枪之件，前几日张彪也曾谈及，虽不知成否，但约定待与参谋次长商议之后再定。由天津传来太田八十马、小南良知等战死之报告。归途至奈良原忍宅第看望。

七月十日

钱恂至公所来访。此日午后归宅，执笔起稿……

七月十二日

元帅会议召开，讨论昨日所议作战计划。次长寺内中将受派遣将赴清国，余与铸方随行。（注：宇都宫太郎：《明治三十三年当用日记》（宇都宫恭三氏收藏原稿本，译者孙伟珍）。）

上引宇都宫太郎《明治三十三年当用日记》，应当说是日本史学界近年来关于中国近代史资料最重要的发现。因为自光绪二十三年以来，宇都宫太郎长期在中国南北各省有许多重要活动。除张之洞外，他还接触了包括两江总督刘坤一、闽浙总督许应骙在内的许多地方大员，故其日记与中国近代历史殊有关系。

尤其是明治三十三年六月底、七月初的日记尤为重要，它说明张之洞内心深处确实存在着独立称王的思想。六月二十八日所记通过钱恂之口说出了惊人之语：“张某曾有言，天子蒙尘既久，清国处无政府之际，不得已，欲联合南部二三总督于南京成立一政府。”显然，想成立新政府的意见是张之洞亲口对他的亲信所说，而不是通过电报或书信表达的。

其实，刘坤一等东南督抚，只是愿意搞“东南互保”，而这同另成立一个新政府完全是两个概念。想成立新政府而自己称王的南方督抚中，只有两广总督李鸿章曾一度秘密图谋两广独立，另一个就是湖广总督张之洞想在湖北搞独立。张之洞比李鸿章在这方面走得更远。

根据宇都宫太郎七月六日记所记，张之洞还希望日本派军事专家来指导军事行动。同时，还要购买枪支弹药，加紧训练新式军队，这是张之洞所要成立新政府的武力后盾。而且，钱恂是秉张之洞之旨意来同宇都宫太郎为首的日本军方秘密联系的。

不过，上引宇都宫太郎七月二日日记小有错误，即把张厚琨的名字误作张琨。据日本外务省档案记载，张厚琨及其随从于明治三十二年一月二十日来到日本，兵库县知事的报告称：“张厚琨，直隶人，制台之长孙。随从包括周树林、蒋汉堂、袁舛及王福四名。”（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明治三十二年一月二十日，兵库县知事致外务大臣报告，兵发秘第23号。）随后，张厚琨就读于日本贵族的学校——学习院。

总之，笔者可以认为，宇都宫太郎日记的发现，为我们探索张之洞庚子年独立称王的内心世界，提供了相当有力的证据。在以皇权为象征的封建社会中，做臣子的只能够毕恭毕敬地拜倒在皇权脚下，而不能有丝毫离心离德、取皇权而代之的非分之想。张之洞的这种独立称王、成立新政府的念头，无论是对慈禧，还是对光绪皇帝来说，都是十足的大逆不道。因此，张之洞的这种内心想法，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他是无论如何不敢公开的。然而，由于发现了宇都宫太郎日记，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对张之洞庚子年的内心世界予以进一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