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名流沧桑》 作者：名人传记编辑部 出版：河南文艺出版社
1938年年初，被日本侵略军蹂躏的中国大地，到处兵荒马乱，民不聊生。
从江苏连云港向西驶出的一辆货运火车上，一个模样清瘦，三十岁左右的男青年，带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夹坐在车厢的货物中间，形同"父女"。女孩儿有一双大眼睛，显得很懂事，很乖巧。为了向西北赶路，他们临时搭乘了货车。
这男青年叫郭青，当时还未婚。他与这小女孩并没有什么血缘关系。他们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新安小学的老师和学生。
这个小女孩，就是中共高级干部、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的女儿项苏云。
1931年，我在上海出生时，父亲已经到苏区去了。我两岁的时候，母亲看我能离身了，就也去了苏区，和父亲一道投入了革命工作。于是我被托入了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上海英租界办的孤儿院--上海劳工幼儿院。后来，国民党当局看孤儿院经常收一些共产党人的孩子，就强行把这个孤儿院关闭了。陶行知先生只好把我转移到了他在江苏淮安创办的新安小学寄养。
陶行知先生把我交给新安小学的郭青老师时，没敢告诉他我是谁的孩子，只说要好好养着。郭老师对我这个无名无姓的孩子心里没底，就问有什么特殊要求，万一有个意外怎么办。陶先生说，只要你尽了心，就行了，没有人会找你麻烦。当时我还没有名字，陶先生就给我取名苏云，说我是在江苏天空中飘来飘去的一朵云彩。那个时候，我并不叫项苏云，而被改姓张，叫张苏云。因为姓项这个姓的人很少，而项英又是共产党的知名领导人，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如果说是姓项的，太引人注目。我是直到皖南事变后才改叫项苏云的。
1938年年初，日本侵略军大举南进，江苏即将沦陷，新安小学的校长汪达之告诉郭青，要他带上我奔赴西安。郭青虽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但他忠实地执行了校长的嘱托，孤身带着我开始了去西安的长途奔波。
郭青老师带着我，搭货车走了一段，然后再换乘驶往西安的列车，继续西行。我记得，车过陕西潼关的夜间，突然遭到了驻风陵渡日军的炮击，车上的灯顿时全部熄灭，所有乘客都屏住呼吸，不敢发出任何响动，火车在黑暗中疾驰，终于冲出了险境。
到了人地生疏的西安，郭青老师开始苦苦等待着汪校长来信，以从中得到进一步的指示。其间，郭青老师不知投奔何处。我们苦等了多日，他身边的盘缠也所剩无几。这时，他曾暗自打算，若是再没有人来接应，只有先去找个教书的差事，自己挣钱来养活年纪尚幼的我。
就在这时，汪达之校长的信终于寄来了。他在这封信中，才向郭青老师说明了我的真实身份，并要他带着我去找在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说只要到了那儿，就有办法了。
当时在国民党严密统治下，西安的普通百姓还不敢公开谈论八路军。故而郭老师很是费了一番周折，才打听到了八路军办事处的地址。
于是，他带着我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当时办事处的主任是伍云甫。他接待了我们，并听郭青老师详尽叙述了我们一路的艰辛经历。
但出于国共间长期对立的缘故，办事处依然要对我们俩的身份进行严格审查。我们就在办事处住下来，耐心等待着。
后来，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伯伯正好来西安办事处，他与我父亲很熟悉，就亲自给我父亲项英发了一封电报，问明了项英确实有我这么个女儿。至此，组织上才正式批准，由郭青老师带着我奔赴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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