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芳大总制”:国家大总统？
罗芳伯在世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件事:罗芳伯派一名叫黄安八的广东镇平人，带着罗芳伯夫人捐出的金银首饰去采购粮食，黄安八竟然卷款逃了，罗芳伯从此立誓:今后兰芳的“太哥”位置，只能由嘉应州来的人继任，而副首领，则由大埔人接任。其他各处的头人、尾哥、老太等职，就不限地域了。
这里就要谈到“兰芳”的制度。
后人谈到兰芳，许多人将其推崇为“华人的第一个共和国”，因为“兰芳大总制”创立于1777年，仅比美国的建国晚一年。而兰芳实行的是民主制，其首领是公推公选的。
在《年册》中，讲到这些首领的待遇。从太哥到副头人，都是有俸禄的，再往下的官员，尾哥和老太，都是义务性的，如同乡村中的乡绅、主事，不拿钱。
“兰芳”政权的运转经费来自其成员们的纳税，比如开金矿的，要交“脚仿金”，种田的交“鸦息米烟户钱”，做生意的也抽税。兰芳治下人口有多少？没有确切数字。《年册》中说有两万余人，但也有人说有一二十万。
兰芳的官员们除了抵御外敌和征税，日常的另一件主要工作，是断案。如果有人犯了重罪，比如杀了人，要斩首示众，如果是打架斗殴，就抽藤条，如果只是口角是非，就判赔红绸大烛赔礼。他们做的这些事，实际与农村的宗族长老解决纠纷的方式差不多，《年册》说，在罗芳伯时代，荷兰人的势力还没有进来，法度都是罗太哥说了算。
罗芳伯去世后，江戊伯被众人推举继任太哥。江戊伯是罗芳伯的嘉应府老乡，武功超群，更兼忠心耿耿。在他之后，还有十一任太哥，其中有两任都是重新当选，从第六任刘台二开始，太哥被改称“甲太”。
“甲太”，这是荷兰人人授予的官称，也就是说，从这时起，兰芳的首领，除了要本族人推举，还要经荷兰人的批准。而副首领，也改称为“甲必丹”。从这时起，荷兰人的势力越来越大了，兰芳公司要向荷兰人纳税——当然税率是可以谈的，荷兰人会留下一部分给兰芳公司。而就是这位刘台二，一度曾因为被指勾结荷兰人，被族人关起来并免职。
有一位荷兰学者高廷(J. J. M. De Groot)，当时曾在印尼任职。在兰芳公司的最后几年中，高廷与兰芳的末代甲太刘阿生有很多交往。在兰芳公司被荷兰人解散后的第二年，他写了一本书《婆罗洲华人公司制度》，写下他对兰芳的认识和对荷兰殖民当局的批评。在他看来，兰芳公司与中国农村的长老乡绅根据民众意愿管理公共事物的村社自治是一致的，兰芳就是“名正言顺的寡头政治共和国”。
或许从这时起，就开始有人开始把兰芳公司称为“兰芳共和国”。而兰芳人自己，从来没这样自称过。
至于“公司”这个名字，也很有来历。在“兰芳”之前，华人在东南亚办的“公司”已经相当多。仅在印尼东万律周围，就还有大港、三条沟等华人的七个大的“公司”，及“和顺总厅”等一系列华人小公司组成的联盟。他们的治理方式，与“兰芳”家族式管理也大同小异。
中国台湾学者陈国栋在其《东亚海域一千年》一书中，曾对“公司”这个词进行考证。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7世纪的中文文献，到18世纪又出现在东南亚的华人社会。它的含义，早期与海上贸易有关，后来就不限定在海事范围了，它始终带有合伙或共同事业的意味。现在人说到当年东南亚的华人“公司”，一般都认定为是一种海外华人的社会、经济组织。有意思的是，“kongsi”这个词，如今也融入到马来语中，也是包含“合伙”、“共同事业”的含义。
研究东南亚史的历史学家朱杰勤、温广益、朱纪敦等人，都曾撰文指出兰芳公司不是一个国家，它也不具备国家行政和司法制度和职能。朱杰勤说:“有些人认为大统制犹如今之大总统，不知总统的制度与大统制全不相干，而且他(罗芳伯)自称为‘大唐客长’，已经自承为客人的领袖而已。”
有这样一个民族，在完全没有祖国的战舰、士兵或大炮支持的条件下，让自己的人民离开美好的家园，到炎热的热带和遥远的海洋去谋生。那里极少有同胞、祭坛和神明，有的只是陌生而敌视他们的异族人。
本文来源：国家历史
作者：黄艾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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