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
1913年3月20日，上海火车站刺杀宋教仁的那声枪响，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不祥信号。它告诉中国人：共和国面临严重危机。
这是一个需要镇静的时刻，也是一个需要智慧的时刻。面对严重危机，最容易出现的是惊慌失措、叫喊呼唤和各种骚动不安的情景，但历史不止一次地证明，当危机到来的时候，最需要的是冷静，是深谋远虑。否则，正常的进程就会被打乱，后果不堪设想。
袁世凯破坏共和，这是历史的定论。但是，破坏共和的，决非只是袁世凯。面对1913年，我想的是：谁是共和的保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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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元年，革命党人曾经抱着与袁世凯携手建设共和的想法，而且有过孙、黄进京的“蜜月期”，虽然矛盾一直存在，而且不可能完全解决，但双方都在避免冲突，寻求合法的解决途径。自“宋案”发生后，形势却急转直下。
1913年3月25日，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当天晚上就与在沪的陈其美、居正、戴季陶等会集黄兴寓所，商讨应对策略。孙中山主张举兵讨袁，进行二次革命。他的主张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反对者的代表是黄兴。他认为，“民国已经成立，法律非无效力，对此问题，宜持以冷静态度，而待正当之解决。”而所谓正当解决，也就是不诉诸武力，按法律程序解决。他之所以如此主张，不仅担心革命党控制的军事力量不足以制胜，而且担心“苟或发难，必致大局糜烂”。黄兴的担心不幸被后来的历史所证明。
众所周知，孙、黄之间一直存在不小的分歧。但1913年的分歧却与以往的分歧大不相同。据李书城回忆，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面对当时的局势，孙中山认为袁世凯是靠不住的，所以要继续战斗。而黄兴认为，“袁世凯是一个奸黠狡诈、敢做敢为的人，如能满足他的欲望，他对清室是无所顾惜的；否则，他也可以像曾国藩替清室出力把太平天国搞垮一样来搞垮革命。只要他肯推翻清室，把尚未光复的半壁河山奉还汉族，我们给他一个民选的总统，任期不过数年，可使战争早停，人民早过太平日子，岂不甚好。如果不然，他会是我们的敌人，如果不能战胜他，我们不仅得不到整个中国，连现在光复的土地还会失去也未可知。”这些回忆当然未必完全可靠。因为至少孙中山的态度不是坚决的，否则就不会有把临时大总统让给袁世凯的事情发生。但是，后来的发展却证明它所体现的基本倾向是存在的。孙中山更热衷于依靠武力解决问题，而黄兴虽然掌握兵权，却不像孙中山那么喜欢用兵。
宋案发生之后，这种分歧明显表现出来。
分歧主要表现于对现实的不同认识。比如，黄兴看到了一个现实，革命的动力严重不足，革命党的几个都督不愿出兵，其他的都督们更不支持。在这种情况下，“讨袁”不过是空喊，无济于事。所以，明智的做法是暂不动兵，而取法律解决。因为法律解决的路并未走到头。而且，黄兴还认为，现在起兵是不得人心的，因为人民还没有看到袁世凯的真面目。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黄兴的态度比较现实，他的认识也比较符合实际。
事实上，黄兴所看到这种现实也表明了多数革命党人的清醒。在这个危机关头，多数革命党人做出了令孙中山很不满意的选择。过去的革命史书往往指责他们缺少革命精神，但历史早已证明，这正是他们的清醒和可贵之处。从当时的情况看，除李烈钧和极少数年轻人外，大都不支持二次革命。1913年4月，革命党人在上海召开第一次秘密军事会议，皖督柏文蔚、赣督李烈钧及湘、粤等省代表周震鳞、覃鎏钦等参加了会议。因为孙中山的态度，一些人勉强表示同意进行二次革命，但事实上，真正主战的只有李烈钧。据周震鳞回忆说：“当
从缓发动，但并未放弃，孙中山还是执意用兵。他一面说服动员自己的同志，一面派人到处联络军人，同时还派陈英士、戴天仇（季陶）等与黄兴辩论。但无论孙中山如何发动，大多数人的表现都相当冷静。他们都同意倒袁，但依然主张法律解决，而不赞同武力解决。宋案证据公布之后，《民立报》于4月27日至29日连续刊载徐血儿的《综论大暗杀案》，其中写道：“国民苟以是主张到底，民意可以御甲兵，独夫何畏焉！苟法律而尚不能完全解决，则以政治解决可矣！……国会当依据约法，提出弹劾案，使袁、赵解职，由国民组织特别法庭，为公正之审判，以为此案最后之解决也。”即便是对于袁世凯为了战争而签订的大借款，他们也认为可以和平地解决，因为“有国会在，有法律在，有各省都督之力争在，袁氏终当屈服于此数者而取消之。”正因为这样，孙中山发出一个个电令，进行种种动员，都得不到积极响应。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李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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