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笺注《我史》:还原真实康有为

内容简介：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日本，于1899年初写下了个人回忆录《我史》。该书予1953年以《康南海自编年谱》为题出版，很快与康有为的《戊戌奏稿》、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成为后人研究戊戌变法的三大史料之一。

《戊戌奏稿》已被证明作伪，是康有为于宣统年间的另作；梁启超称《戊戌政变记》不敢自承为信史，“不免将真迹放大”；而对于《我史》，学术界已发现多处疑点，以为不甚可靠。

本书作者对康有为《我史》中最重要的部分——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至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进行注解。作者引用大量史料，对康有为的说法进行厦订，鉴别真伪，重建史实。作者的这种般般较真，是为了能够真切地看清楚这一重要历史阶段中的一幕幕重要场景。

序言

我想给康有为的《我史》（即《康南海自编年谱》）作注，始于1998年。当时我刚刚涉足戊戌变法的研究，康有为的《我史》本应是一本必读的书，可我在阅读的时候，心情十分混乱。一方面，我已知道了黄彰健、汤志钧、朱维铮等研究先进的结论，康有为在此中“作伪”，他的这一记录不可以当作为信史；另一方面，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主要推动者，他本人的记录虽未必如实地反映历史的真相，但恰能更准确地说明他写作、修改时的内心世界。作伪者也有作伪的理由，他为什么要作伪，本身就更加值得研究。

于是，我便产生一个念头，给康有为的《我史》做一个注本，将相关的史料与研究附注之，以能对康有为的说法一一进行厘订，鉴别真伪，重建史实，使之成为读者可以方便利用的一个读本。

然而，这一想法要能实现，却又有着很大的难度。当时我对戊戌变法的史实了解很少，相关的史料也不熟悉；更何况在我之前的许多研究先进，已经走过了漫长的路。他们没有去做，并非是他们没有意识到此中的意义，而正说明了此处水深。于是，我把这一念头收了起来，开始研究戊戌变法的具体事实。

无论什么人研究戊戌变法，都绕不开《我史》，我也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再读之，但在研究论文中不敢轻易使用。每一次读到它，为之作注的念头就加一分。到了2003年，正值我的前一研究项目结项，想申请新的研究经费的支持，于是我就试着将其作为课题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申报。不料的是，这一申请很快被批准，反成了有进无退、立限克工的督战力量。

我自知是研究戊戌变法的新军，相关的经验与史料的掌握还谈不上熟悉。我只能靠更多的阅读，更多的查档，不敢聪明为事，更不敢臆测自判。前前后后，用了五年的时间，大体上完成了这一工作。我不认为我现在的工作已近乎完备，也准备今后有着多次的修改，尽管已将本书交付出版——我正等待着来自读者的批评意见。

虽说为《我史》作注，还是第一次，但相关的研究早已进行。我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黄彰健、汤志钧、孔祥吉三位先进的贡献。其中黄彰健以史识优出，台湾所藏的文献档案也多览之；汤志钧史料烂熟，是上海图书馆所藏汪康年师友手札的最初利用者；孔祥吉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多有斩获，北京地区各大图书馆中所藏书信也为其观览，解读人物间相互关系为其所长。三位先进的著述，或直接释明了《我史》中的章句，或间接考清了《我史》所言及的史实。 因此，本书中的很多地方是直接采用了他们的成果，我在注释中也予以说明，在此谨表敬意。

还有许多研究者的成果，或为我采用——那是可以用合乎“规范”的方式予以说明；或刺激了我的思路——那就无法“规范”地一一说明了。后者人数很多，其中需要特别提出者是朱维铮、杨天石、杨国强、罗志田、马忠文等（以年秩为序）给予我多方面的帮助。 我的朋友罗志田教授在其著作中多次出现的一段话，很得体地表达了我的惶恐：

“由于胡适研究近年偏热，论著甚多，而现行图书发行方式使穷尽已发表刊出的研究成果成为一非常困难之事。个人虽已尽力搜求，难保不无缺漏。另外，因论著多而参阅时间不一，有时看了别人的文章作品，实受影响而自以为己出者，恐亦难免。故凡属观点相近相同，而别处有论著先提及者，其‘专利’自属发表在前者，均请视为是本书利用他人成果而未及注明，还请读者和同人见谅。”

戊戌变法更是长年的热门，罗教授提出的搜集之难与受影响而自以为己出，对我也是同样的存在。我自当尽力避免之，若有犯规，亦请读者和“专利”所有者予以见谅与指正。

感谢中国国家博物馆保管二部，当我接到康有为《我史》手稿本收藏消息的电话，正在昂坪到宝莲寺的新建缆车上，一下子有着福光大现的身受，2006年10月我在该馆装修前的库房，度过了至今仍清晰在目的四天。感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管利用部，为我提供了很好的服务。感谢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献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郭廷以图书馆和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那里有着第一等的效能。感谢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我在那里渡过了愉快的三个月，完成了本书最初的整合，香港又正是康流亡生涯的第一站。感谢东京大学大学院总合文化研究科，使我有了足足半年的时间，来思考和修改本书的细节，坐在同一个城市，思索百余年前康有为写作《我史》之情景，心情宜于相系，也有历史跨隔缩小之感。为此，谨向在以上事情上帮助过我的朱凤瀚、安莉、冯明珠、王汎生、陈永发、科大卫、村田雄二郎等诸位女士和先生表示谢意。我还需感谢我现在服务的机构——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这里有求知的学生和向学的风尚，且越来越像是一个学术的重镇而扫荡着因循的习气。我到此已经9年了，也渐渐生出融入的感受，尽管不久后将无奈地离身而去。

在本篇序言的最后，我还必须特别地申明我对康有为的敬重。

本书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证伪。如果说“大胆怀疑，小心求证”的话，那么，我已将怀疑放到了较大。也因为如此，本书看起来有点“专揭老底”的味道。康有为确实不会想到，他的这部生前还没有来得及发表的回忆录，后来居然会有人以档案、文献一一严格核对。我的这种般般较真，当然不是与康有为过不去，而是为了能够真切地看清楚这一重要历史阶段中的一幕幕重要场景。康有为确实在《我史》中有一些作伪，但不作伪的政治家又有几何？职业历史学家的责任与本事，不正是破译作伪的证词，揭开被掩盖的谜底？更何况康的一生处处失败，若没有“康式”自我打气，恐怕是早已气馁。

与康有为同时代的孙宝瑄，在康风光的那些日子里，看不太起康，但到了康倒台后，反而在日记中写了几句公道话：

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二月十二日，诣《昌言报》馆，枚叔（章太炎）、浩吾（叶瀚）咸在，问傅相（李鸿章）作何语？傅相自云：‘奉懿旨捕康、梁。’且曰：‘如获此二人，功甚大，过于平发、捻矣，吾当进爵。’语毕大笑。傅相询余是否康党？余答曰：‘是康党’。相曰：‘不畏捕否？’曰：‘不畏，中堂擒康党，先执余可也。’相曰：‘吾安能执汝，吾亦康党也。濒陛辞时，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愧焉。’枚叔等闻皆大笑曰：‘奇事，康以六品官，而宰相为之党，未之前闻！’故都人多目为康党。比召对，太后以弹章示之曰：‘有人谗尔为康党。’合肥（李鸿章）曰：‘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太后默然。

“有人劾余为康党，余曰：‘合肥在都逢人辄语云：康有为吾不如也。’”

而戊戌变法主将之一张元济，在政变后写信给与康、梁有隙的汪康年：“康固非平正人，然风气之开，不可谓非彼力。” 细心地想起来，康也是一个真了不起的人，以一介书生，年方四十，却创造了历史的伟大画面。 当时与今天的人们，可以向康提出无数指责，康也确实有着种种毛病，但历史的最奇妙之处就在于不可重复性。事情已经发生了，假设再多，也只能是寄托着一种心情而改变不了历史的本身。

康的业绩是不能否认的，康的遭遇是令人同情的，康的粉饰也是应当擦去的。这一切本来应该是不矛盾的。“尊尊”、“贤贤”不再是今日历史学家的工作态度，他们的工作，只能是“求真”，无论对待何等样的伟人，均应予以平视，并作平心之论。

天色暗了，窗前的树暗了，我的心也暗了。我们看不见自己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