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女儿女婿讲述父亲三次遭刺杀内幕

替蒋介石挨了三枪

汪精卫在政坛上大起大落，忽而上台，忽而下野，忽而远遁，忽而归来，不可能不影响到子女的命运。汪文惺夫妇经历的国事、家事像过山车一样令人头晕目眩、翻覆突变。两位老人晚年投入最多精力的，就是搜集、整理关于汪精卫的文物和史料。他们认为，汪精卫作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政坛风云人物，孙中山遗嘱的起草者和执行人，因其晚年行径“国人皆曰可杀”，致使其卷入的重大历史事件、牵涉的重要人物，以及折射出的社会内涵，很长时间在海峡两岸都成为“禁区”，没有得到深入研究。作为汪精卫的后辈，更作为许多事件的亲历者和目击者，他们有责任提供翔实可信的史料。在汪文惺帮助下，何孟恒写出了一篇篇回忆录，以及一部关于汪精卫与现代中国的专著手稿。

比起担任过汪伪政权公职的哥哥汪文婴，他俩没有职务，回忆能够更超脱、客观；而比起弟弟妹妹，他们跟汪精卫的接触更多，史料更丰富。

老两口首先谈到“刺杀”：“人们都知道，汪精卫的一生跟刺杀有‘不解之缘’。第一次是1910年，他谋划在北京银锭桥用炸药刺杀摄政王载沣，结果被捕，差点丢了性命，在狱中写出那首‘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那时，我们还没有出世。但是第二次，我们就赶上了。”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后中央委员合影，秩序混乱。多疑的蒋介石临时决定不参加照相，也劝汪精卫不要出席。汪精卫觉得一、二把手都不出席说不过去，便参加了。合影刚完，一位摄影记者突然拔出手枪，近距离向正转身的汪精卫连发三枪，一弹射进左眼外角下颧骨，一弹贯通左臂，一弹从后背射向第六、七胸脊柱骨——就是这颗子弹，从此留在汪精卫身上，时时发炎，最终成为导致汪死亡的主要原因。

枪声一响，众人慌忙躲避，只有国民党元老张继冲上去抱住刺客，张学良则一脚踢掉他的手枪。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她对闻讯赶来的蒋介石斥责道：“蒋先生，你不叫兆铭(汪的本名)干就讲明好了，何必下此毒手？”蒋涨红了脸有口难辩。

经查明，刺客名叫孙凤鸣，激愤于中国丧权失地，便与几个伙伴密谋杀掉“卖国祸首”蒋介石。没想到蒋没露面，他们便对汪精卫开了火。

何孟恒深受汪精卫信任，汪遇刺，他的司机第一时间驱车去接何。何回忆：“汪精卫被送上救护车时，虽然血肉模糊，但神智清醒。他用广东话说：‘阿杰(何的小名)，不要怕，我没事，他们打不死我。’”汪精卫伤势严重，何孟恒就成了陪护，一到周末下课，便从南京赶去上海值班。

我问：“汪精卫不是与张学良吵过架吗？张学良这次可救了他的命啊！”

两位老人说：“是啊，父亲后来给二张各送了一支精美手杖表示感谢。不过，他与张学良的矛盾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救命归救命，原则分歧还是原则分歧啊。”

“河内刺汪”疑点重重

汪精卫第三次成为刺杀事件的主角，是1939年3月20日深夜。汪文惺夫妇这一次是现场亲历者。

1938年12月，汪精卫夫妇带着汪文惺、何孟恒等人，从战时陪都重庆出走，经昆明到越南河内。蒋介石派人给汪精卫送去护照，希望他远去欧洲；同时又让戴笠派出得力部下陈恭澍率人前往河内行刺。那天深夜，刺客从后墙爬入汪的寓所，冲上事先判定的汪的卧室，用斧头劈开房门，向室内扫射。但最后打死的并非汪精卫，而是与他情同手足的秘书曾仲鸣。曾仲鸣是曾醒的十弟，其妻方君璧是方君瑛的十一妹。

这次海外行刺，国内有过很多报道，行动组长陈恭澍也发表过长篇回忆录。但各种描述出入极大，陈说行动组只向汪精卫开了三枪，而有史料却说：“自动枪猛烈扫射，曾仲鸣身上中弹累累，连方君璧都中了四枪。”尽管对经过说法不一，但公认：刺客之所以失误，是因为方君璧刚来河内，于是汪将自己的卧室让出，才使他们当了替死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