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蒋介石挨了三枪
汪精卫在政坛上大起大落,忽而上台,忽而下野,忽而远遁,忽而归来,不可能不影响到子女的命运。汪文惺夫妇经历的国事、家事像过山车一样令人头晕目眩、翻覆突变。两位老人晚年投入最多精力的,就是搜集、整理关于汪精卫的文物和史料。他们认为,汪精卫作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政坛风云人物,孙中山遗嘱的起草者和执行人,因其晚年行径“国人皆曰可杀”,致使其卷入的重大历史事件、牵涉的重要人物,以及折射出的社会内涵,很长时间在海峡两岸都成为“禁区”,没有得到深入研究。作为汪精卫的后辈,更作为许多事件的亲历者和目击者,他们有责任提供翔实可信的史料。在汪文惺帮助下,何孟恒写出了一篇篇回忆录,以及一部关于汪精卫与现代中国的专著手稿。
比起担任过汪伪政权公职的哥哥汪文婴,他俩没有职务,回忆能够更超脱、客观;而比起弟弟妹妹,他们跟汪精卫的接触更多,史料更丰富。
老两口首先谈到“刺杀”:“人们都知道,汪精卫的一生跟刺杀有‘不解之缘’。第一次是1910年,他谋划在北京银锭桥用炸药刺杀摄政王载沣,结果被捕,差点丢了性命,在狱中写出那首‘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那时,我们还没有出世。但是第二次,我们就赶上了。”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后中央委员合影,秩序混乱。多疑的蒋介石临时决定不参加照相,也劝汪精卫不要出席。汪精卫觉得一、二把手都不出席说不过去,便参加了。合影刚完,一位摄影记者突然拔出手枪,近距离向正转身的汪精卫连发三枪,一弹射进左眼外角下颧骨,一弹贯通左臂,一弹从后背射向第六、七胸脊柱骨——就是这颗子弹,从此留在汪精卫身上,时时发炎,最终成为导致汪死亡的主要原因。
枪声一响,众人慌忙躲避,只有国民党元老张继冲上去抱住刺客,张学良则一脚踢掉他的手枪。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她对闻讯赶来的蒋介石斥责道:“蒋先生,你不叫兆铭(汪的本名)干就讲明好了,何必下此毒手?”蒋涨红了脸有口难辩。
经查明,刺客名叫孙凤鸣,激愤于中国丧权失地,便与几个伙伴密谋杀掉“卖国祸首”蒋介石。没想到蒋没露面,他们便对汪精卫开了火。
何孟恒深受汪精卫信任,汪遇刺,他的司机第一时间驱车去接何。何回忆:“汪精卫被送上救护车时,虽然血肉模糊,但神智清醒。他用广东话说:‘阿杰(何的小名),不要怕,我没事,他们打不死我。’”汪精卫伤势严重,何孟恒就成了陪护,一到周末下课,便从南京赶去上海值班。
我问:“汪精卫不是与张学良吵过架吗?张学良这次可救了他的命啊!”
两位老人说:“是啊,父亲后来给二张各送了一支精美手杖表示感谢。不过,他与张学良的矛盾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救命归救命,原则分歧还是原则分歧啊。”
“河内刺汪”疑点重重
汪精卫第三次成为刺杀事件的主角,是1939年3月20日深夜。汪文惺夫妇这一次是现场亲历者。
1938年12月,汪精卫夫妇带着汪文惺、何孟恒等人,从战时陪都重庆出走,经昆明到越南河内。蒋介石派人给汪精卫送去护照,希望他远去欧洲;同时又让戴笠派出得力部下陈恭澍率人前往河内行刺。那天深夜,刺客从后墙爬入汪的寓所,冲上事先判定的汪的卧室,用斧头劈开房门,向室内扫射。但最后打死的并非汪精卫,而是与他情同手足的秘书曾仲鸣。曾仲鸣是曾醒的十弟,其妻方君璧是方君瑛的十一妹。
这次海外行刺,国内有过很多报道,行动组长陈恭澍也发表过长篇回忆录。但各种描述出入极大,陈说行动组只向汪精卫开了三枪,而有史料却说:“自动枪猛烈扫射,曾仲鸣身上中弹累累,连方君璧都中了四枪。”尽管对经过说法不一,但公认:刺客之所以失误,是因为方君璧刚来河内,于是汪将自己的卧室让出,才使他们当了替死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