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瑜：琐忆黄仁宇 亦师亦友

自从黄仁宇在美国纽约一家电影院看电影时突然倒下，与世长辞，我常常想起这位美籍华人、著名历史学家。他去世后，中国大陆掀起一股黄仁宇热，差不多把他的所有著作都出版了，三联书店更是不遗余力。黄仁宇的著作，在史学界、更多的是文化界，掀起巨大的冲击波。年轻学人、文化人，为之深深吸引，甚至视为高山仰止。近年来，报刊记者来采访我，问我对黄仁宇的史学著作、特别是《万历十五年》的评价，对黄仁宇的印象。我都如实说了。学术著作从来是见仁见智。老实说，我不太喜欢黄仁宇的史学著作，《万历十五年》亦不过如此而已。他比我年长多了，是前辈；但他研究生毕业、拿到博士学位，比我还晚一年。因此，在学术上，我与他倒是平辈人。说真的，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黄仁宇留给我的印象，比他的著作，要生动多了。

1987年夏，我的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明史研究室着手筹备定于次年秋在哈尔滨召开的国际明史研讨会，由我负责。我与老专家王毓铨前辈商量后，他说应当邀请黄仁宇参加。我说，我与此公没有往来，听说他似乎学问大，架子也大，香港大学召开的第一届国际明清史研讨会，我去参加了，会上听说，港大曾向黄仁宇发出邀请，但他没有到会。王老说，我曾在美国生活过很多年，与黄仁宇很熟，他对我很客气，能摆什么架子！我请王老亲自写封信邀请他，王老答应了。过了个把月，王老来明史研究室，说黄仁宇来信了，你看看吧。我一看，开头寒喧几句，感谢邀请之类，但笔锋一转，说：“‘天生我才必有用’，可惜做不到‘千金散尽还复来’。现在我已失去纽约大学的教席，吃饭都成了问题。”因此，他提出，我们能给他提供开会时的来回飞机票，及住宾馆的食宿费。我对王老说，来回飞机票恐怕难以办到。王老说：“你不要信他的，他没穷到这个份上。再说美国有很多学术基金组织，他可以去申请。”尽管如此，我还是与室里的同事及历史所科研处商量过黄仁宇来华事，后来又与室学术秘书廖心一一起去哈尔滨筹备会议，跟主办单位之一黑龙江大学历史系主任段景轩教授商量此事。我们达成共识：鉴于黄仁宇已失业，可以减免他的赴会“门票”———如报名费、资料费、交通费之类，也可少收他的住宿费，但来回飞机票，只能由他自理。后来，黄仁宇让他在桂林教中学的妹妹，来信与我们联系，说几十年未见面了，希望我们同意她参加会议，并减免她的住宿费。内战使黄家兄妹骨肉分离，天各一方。我们同情其遭遇，邀请她赴会。事实上，后来不仅免去她在会议期间的食宿费，连黄仁宇的也免了。应当说，中国明史学界对黄仁宇是友好的。附带说一下，这位黄姐眉清目秀，体态丰腴，温文尔雅，与瘦小老头一个、举止不脱某些国民党军官粗俗习气的黄仁宇，适成鲜明对比。倘不说破，外人很难设想这二人居然是兄妹。

临近会期越来越近，有一天，田汉的公子田海男来电，说有事要面商。我说是不是为了黄仁宇的事？他说是。我知道，他和黄仁宇是挚友。黄仁宇在回忆文章中，曾经提到抗战时他和田海男曾在名将阙汉骞（时任十四师师长）麾下当过少尉排长，黄仁宇对田汉很尊敬，一直称他田伯伯。黄仁宇在文章中，多次述及与田汉的交往，笔下一往情深。田海男与我见面后，强调黄仁宇是蒋纬国的好友，我们应当热情接待；黄仁宇拟先来北京小住，食、宿、行都由历史所负责。我如实向主管科研、外事的一位副所长汇报此事，这位老兄一听就很反感，说：“黄仁宇既然有这么大的来头，田海男何不找民革中央，或者统战部接待，找历史所干什么？”此人是研究元史的，与黄仁宇显然是隔行如隔山，对他的学问与行事做派，看来都不感兴趣。中国的事，从来是长官说了算，区区明史研究室，无钱无势，于是我只好在电话中对田海男敬谢不敏，他也只好另想办法。

真没想到，在哈尔滨的会上见到黄仁宇，交谈后，他热情地说：“我看你的长相与言谈，很像台湾政治大学也是搞明史的张哲郎。你认识他吗？”我说：“知道他，也见过照片，但没见过面。”后来，张哲郎教授来大陆开会，我俩多次见过面，我去台湾开会时，也见过面，他很健谈。我曾把黄仁宇的这席话，转告了张哲郎，他听后很感兴趣。

但是，总的看来，黄仁宇在会上留给与会者的印象，是不佳的。在分组讨论时，他跟我一组，由明清史专家李文治前辈主持会议。黄仁宇发言介绍美国明史研究情况时，东扯西拉，而且草草讲完后，就退出会场，扬长而去。素以忠厚长者著称的李文治老人，忍不住说：“美国明史学界的情况，并不是像他这样介绍的。黄先生的发言有片面性。”我认为，黄仁宇未免小看我们了，在座与会者都是专门研究明史的，岂能不了解美国的明史研究状况？而且他发完言就甩手而去，这是对与会者的不尊重，特别是对李文治老前辈的不恭。

在另一次讨论会上，黄仁宇发言时，说着说着，竟跳起来，蹲在沙发上，侃侃而谈。他大概是忘了，这是在国际明史研讨会上，而不是在当年国民党的下级军官会上，或训斥国民党大兵的场所。他这样的举动，理所当然地引起与会者的反感，更让人不快的是，他在发言中，不谈明史，却大谈所谓“五百年大循环”的“大历史观”，令我辈听之无味。还让人倒胃口的是，他大谈解放战争时，他时任国民党军队少校，是如何在东北战场与解放军打仗，并失败的。他的结论匪夷所思：“国民党为什么失败？因为国民党军队的士兵都是土匪。早晨起来操练，排长挨个儿挥拳向每一个士兵胸脯打去。这些土匪能打胜仗吗？”我的学长、曾任志愿军炮兵排长、对国民党军队相当了解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汤纲教授，忍不住站起来，驳斥了黄仁宇的这种奇谈怪论。黄仁宇又发言辩解，只能是越辩越被动。中午吃饭时，为了一件小事，黄仁宇大发脾气，怒气冲冲地大步走出饭厅，这又让我们大吃一惊。我与段景轩等赶忙追上去，劝他老人家息怒。我在国内、海外，曾多次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但像黄仁宇这样的言谈举止，还是头一次碰到，真让我开了眼界。不少与会者散会后，说“黄仁宇简直是个兵痞”。这有失温柔敦厚之旨，我不赞同。

不过，黄仁宇对我本人以及这次会议，还是有帮助的。我曾私下拜访他。为了拉近距离，我告诉他，我是西雅图陈学霖教授的好友。他与陈学霖稔熟，听后果然对我亲切多了。我说：“这是在中国开会，最好只谈学术，谈明史，免得遭人非议。不能像在美国，您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诚恳地说：“看来你对美国还不了解，在那里，也不是想说什么就能说什么的。”我承认我对美国的自由、民主，认识是很肤浅的。王毓铨老人对学术论文的要求，一向非常严格。他看了与会者提交的论文后，认为多数都一般化，因此他不参加小组讨论。我们对这位前辈，不便说什么。多亏黄仁宇在吃饭时，直言不讳地对王老说：“毓老，您怎么老是呆在房间里？和我们一起参加小组讨论多好。”王老为了给他面子，参加了几次小组讨论会，这对年轻的与会学人，无疑是个鼓励。

哈尔滨会议一别，与黄仁宇竟成永诀。人是复杂的。在我的片断印象中，黄仁宇是一个保留着旧军人不良习气的性情中人———尽管他在史学上有不少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