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运用国际关系理论的误区
作为一个注重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许田波还犯了个几乎是所有国际关系政治学家都常犯的错误,即轻视社会结构的作用而过分强调行为主体的策略选择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田波的中心论点之一就是战国时中国的政治家采取商鞅式的改革策略而近现代欧洲却没有这么做,因此中国走向了统一而欧洲没有。不同政治策略当然有可能造成不同的历史后果,但是从长时间段来看,历史发展往往是行为主体的非企及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此外,行为主体的策略选择及其有效性是受其他条件约束的。比如说,如果路易十四在建立中央集权国家时碰巧读了商鞅的书并决定采取商鞅的主张来进行改革,这样的改革在法国能成功吗?我想多少了解一些欧洲历史的读者都会给出一个否定的答案。原因是,先秦法家改革所面临的反对力量仅仅是已经在走向没落的贵族势力,而在法国,路易十四所面对的不仅仅是贵族势力,而且还有强大的教会势力和中产阶级力量。先秦中国和欧洲在封建战争趋于激烈初始,国家力量均很微弱且都没有常规军。但在欧洲,独立或半独立的经济城市在欧洲封建战争趋于激烈之前,即在中世纪早期就已经逐渐形成,而先秦中国却不具有此类城市。因此,当中世纪的骑士战争在欧洲趋于式微之时,许多国家由于没有能力像中国战国时期的国家一样在国内采取强制方法建立常规军而不得不依靠雇佣军来打仗。这就使得欧洲战争越来越依靠国家财政甚至是举债来进行。但是,由于欧洲当时的城市经济和金融系统都已十分发达,依赖金钱打仗在一段时间内对许多欧洲国家(特别是那些城市国家)可以说是十分有效的办法,这就更增强了欧洲战争对金钱的依赖。欧洲这种形式的战争给了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城市利益向国家进行讨价还价的砝码。总之,在强大的贵族势力、教会势力和城市经济势力的限制下,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中央集权改革都不可能像秦国的商鞅改革那样进行得那么彻底。
三、从方法局限到经验偏差
理论和方法上的偏颇给许田波的工作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在平衡性比较历史学方法下,我们对于“为什么近现代欧洲不能达成统一,而古代中国却达成了统一”这样一个问题能提出许多不同的、听上去可能更为切合实际的解释。在以上的论述中笔者针对这一问题已举了一些例子。我们还能继续列举出不同的例子,限于篇幅,这里仅举三例。
1.先秦中国和近现代欧洲处在完全不同的地理(空间)环境下。近现代欧洲的地理环境要比中国复杂得多。田波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可是为了维护她的理论,田波马上就强调中国也有着山脉河川等复杂的地理条件,但这些却不妨碍秦国的统一历程(Hui,2005:90、160)。必须指出的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文明的核心地带是在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之间。从秦国的角度看,出函谷关后黄河与伏牛山之间的地形逐渐开阔,至洛阳以东更是一马平川。在秦国占领了四川后,更能顺长江而下从背后对楚国的腹地发起攻击。以山西地域为核心的三晋境内虽然有着太行、吕梁和中条山脉,但是它们对秦国的进攻来说构不成关键天堑,因为三晋的中心地带是在由汾河相联接的运城、临汾和太原三个盆地之间。秦军跨过黄河马上就进入了开阔的运城和临汾平原。更重要的是,许田波还忘记了地形仅仅是战争地理的要素之一。除了地形外,影响战争的地理要素还包括距离、气候和病害等其他因素。田波自己曾经指出从巴黎到莫斯科的距离几乎是从咸阳到临淄的3倍(Hui,2005:160) ,但是她显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距离背后的军事意义:它意味着除去殖民地不算,近现代欧洲的战争舞台比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要大出许多倍。在机械化运输产生之前的拿破仑时代,这距离本身就会给战争带来无穷困难,何况战争舞台的扩大还带来了温差、降水和疾病的多样性。近现代欧洲的战争舞台从北非和西班牙的热带一直跨越到北欧和俄国的极地气候。惨败在俄国的拿破仑军队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冻死而不是战死的。
2.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和近现代欧洲还处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时间)阶段下。具体地说,在现代民族主义产生之前,一个地方的百姓并不在乎谁是他们的统治者(即“谁给我吃饭,我就喊谁万岁”)。即使对于精英阶层而言,它们与外来民族统治者的矛盾往往也仅是文化上而非民族认同上的矛盾。因此在满人入关接受了汉人文化后,汉人也就逐渐接受了满人的统治。这种现代民族主义产生之前的国际政治条件有着两个直接的后果。首先,只要一个地区的统治集团被异族征服或者与异族统治者达成了妥协之后,百姓阶层几乎不可能发起持续的、有组织的抵抗活动。其次,各国的统治精英和百姓对本国利益并没有一种出于民族主义情感的忠诚,对他们来说在战争时期或者在平时去投靠敌对一方并为对方效力并不会构成重大的心理负担。这就是为什么战国时各国的知识精英会奔走各国待价而沽,为什么秦国能够在各国招募人才为其服务,为什么在抵抗秦国时各国百姓不会自发发起游击战式的抵抗运动。总之,先秦时的战争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今天所讲的内战(civil war),而不是完全的国际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说,许田波的整个比较研究的合理性就受到了很大的挑战)。相反,在拿破仑试图征服整个欧洲时,欧洲已进入了民族主义时代。现代民族主义最为重要的特征就是臣民转变成了具有独立意识的公民,公民热爱自己的祖国并有了强烈的认同感,即祖国成了一个“想象共同体”了(Anderson,1991)。这给欧洲的统一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正如许田波自己在书中写道的,拿破仑的垮台始于他在西班牙的战争。而拿破仑之所以垮在西班牙战场上就是因为西班牙人在新兴的民族主义的激励下发起了拿破仑军队根本就无法对付的现代游击战争(Hui,2005:132-133)。可惜的是,田波并没有注意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3.笔者甚至认为,在近现代欧洲,即使我们假设某一个国家成功地进行了中国的法家式改革,它也不见得能统一欧洲。尽管近现代欧洲各国的国家发展道路有一定的相似性,其内部也有着不同程度上的“自强”和“自衰”倾向。问题是,欧洲那些走在“自衰”道路上的国家其实并不弱。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英国。路易十四发起了集权性的改革,但法国在此后却屡败于英国,并因此促发了法国革命。拿破仑横行欧洲时,在世界上处于日不落帝国地位的却是英国。为什么呢?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法国的改革不够彻底。英国的君权虽然在光荣革命后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但是因为实行了君主立宪制,英国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却有了很大的提高。因此,一旦英国的统治集团在议会中取得了共识后,英国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往往超过法国。其次,近现代欧洲由于种种原因走了一条靠钱打仗的道路。这类战争的弱点是很容易引起财政危机,但是它同时也刺激了国家对发展经济的兴趣。在资本主义正在兴起的欧洲,这一过程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军事生产和技术的飞快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国式的集权道路加强了国家的任意性权力(despotic power)和组织能力(即曼所说的粗放性技术),而英国式的宪政道路则加强了国家对社会的渗透能力(infrastructural power),以及生产和技术创新能力(即曼所说的集约性技术)。而在工业革命即将来临的欧洲,英国的“自衰”道路显然不比法国的道路要来得不成功一些。这就是为什么欧洲发展反而有着朝向英国式“自衰”道路上靠拢的倾向。走了“自衰”道路的近现代欧洲虽然没能统一本土却几乎统治了整个世界。我们谁敢说欧洲的“自衰”道路降低了它们国家的实力?欧洲发展显然与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形成了巨大对比。正是由于当时中国并不存在一种有效的“自衰”路线可与法家的“自强”改革相抗衡,于是各国只能争相进行法家改革以获取战争的胜利。
许田波的书中还有着不少次级性缺点。比如,大多数汉学家强调中国文化的和平性和内敛性,而她却批判了这种观点并强调了中国文化的好战性(Hui,2005:156-159)。在这里田波显然忘记了汉学家们强调的是汉以后中国社会的基本状态,而她分析的却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社会。这完全是两码事。在法国的地域政治地位这一问题上,许田波想当然地把拿破仑时代的法国和战国时代的秦国相比。其实,法国南有西班牙,西有大英帝国,北有普鲁士,东有奥匈帝国和俄国,是一个典型的四敌之国,它的地域政治位置更像魏国而不是秦国。
在书中,作者还强调了秦国军队打仗勇敢是因为它们的人民有着言论自由、法律公正权力和经济权力(Hui,2005:168-177)。书中经常用许多现代概念来描述古代现象,读后时常会让人产生触目惊心之感。作者在运用这些概念时的诸多不当之处不便一一指出。仅需说明的是,秦国法家改革的基本方法和“成功”之处就在于“胡萝卜加大棒”,它给臣民的好处与现代意义上建立在“社会契约”基础上的公民权绝不能等同。秦国的法律以刑法为核心,即意在控制民众、鼓励打仗勇敢者和严惩即使是很微小的“违法”行为,而不是给民众什么权力(这就是为什么陈胜、吴广会被逼造反)。在秦国和战国其他各国有着一定的“言论自由”也是因为思想控制在当时的中国尚未发明。这种“自由”绝不具有法律上的意义。
当然,我以上的这些批评绝无意否定许田波著作在西方意义上的学术质量。田波为了撰写此书阅读了大量的文献材料,整本书的微观论证逻辑大多具有很强的严密性。这些都是我们国内学者需要加以学习的。虽然田波整本书中的观点和分析思路有失偏颇,但是她的许多具体分析往往不失精辟,读后能给我们不少启发。该书获得了美国政治学学会2006年的国际历史和政治Jervis-Schroeder最佳图书奖。作为一本开创性的著作,她具有自己的意义。
（参考文献及注释从略，原文载于《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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