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找回了父亲，找回了自我

1978年7月28日，是我人生中应该记下来的一天。在那一天，我和大姑姑、大姑爹一起，从长沙动身去看望软禁在安徽大别山中的父亲——李锐。我知道那一步一旦迈出就再也不能回头了。从那一天开始，我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上了一条离经叛道、用自己的头脑追寻真理的崎岖小径。相对于同时代的很多人，我的觉醒来得非常的晚，因为那黑透了的出身，让我除了一心一意地改造自己，在每一篇日记的末尾写上：“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天天铭记住我应该跟的人、我应该走的路而外，我不敢往歪里想，我不敢往偏里走。

那一天，距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已经整整十一年又两个多月了，我对他已经非常、非常陌生。确切地说，其实我也从来不曾非常地亲近过他。小时候打有了记忆起，父亲很少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对于我，他几乎是一个不存在的人。我上幼儿园和上小学的头五年半都是两个星期回家一次，在那些周末，他很少在家。与他的工作相比，我没有什么分量，是个很不重要的物件。只记得父亲和母亲一同带我们去过一次颐和园。可那天起了风，我们的船划不回去了，母亲大发雷霆，父亲勉强将船靠了岸，给了岸边两个年轻人一些钱，请他们帮助将船划回到租船的地方。因此我对那次可贵的全家出游的记忆并不愉快。至于父亲当的是个什么官，甚至后来给毛泽东当了兼职秘书，父母从未向我提起过，我浑然不知。及至我九岁时，父亲被发配去了北大荒劳改，后来又回到北京，母亲和他离了婚，他就住在我们前边的水电部的单身宿舍八号楼，才有了个可以见到面的父亲。但是又不方便见了，因为常去看他，妈妈会不高兴。爸爸有时会用电炉子烧些清炖甲鱼煮粉丝类的好菜，叫我们兄妹三人去吃饭。坐在矮凳上，围着权当饭桌的方椅，吃着爸爸亲手烹饪的饭菜，心里总是暖暖的。记忆中只有一次是我主动去的，因为在书店看到一本描写运动员生活的新书：《礼物》，没有钱买，就去爸爸那里要钱，并且多要了些。他给了，我就又多买了另一些一直想买的书。我知道爸爸和妈妈是不同的，他是可以“请求”的。后来我学会了骑自行车，是爸爸带着我第一次上的大街。我在前面骑，他在后边跟着。骑到德外大街，前边突然横过来个行人，我慌得连闸都没捏就跳下了车，父亲在后面猝不及防，为了怕撞到我，连人带车倒在路边。我吓得赶紧去抬压在他身上的自行车，问他摔着了没有，以为要挨骂了。父亲反问我：“没有事吧？”然后拍拍身上的土，看看自行车没有摔出毛病，说：“没关系，走吧。你怎么不捏闸呢？下次有了情况要先捏闸，不能跳车，这样太危险。”我们一直骑到新街口我所在的女十中附近，才返了回来，从此我就开始骑车上学。但是这个实实在在的爸爸没多久就又没了，他被发配去了安徽磨子潭水电站。我不久之后开始要求入团，就和他划清了界限，不再写信。

但是父亲人虽不在北京了，却并没有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他永远是我倒霉的源泉。在家里，听脾气变得越来越暴戾的母亲的责骂：“你这个小李锐，你和你爸一样坏。”这是我的家常便饭。有了“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所见所闻”的口号后，在学校，我被同学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分析：我的出身——当然是父亲的问题；我的表现——骗取同学们的信任当了政治课代表；分析出了我身上应该让同学们警惕、应该让同学们都疏远我的肮脏的东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更不用说了，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一出来，庇护我入了团的妈妈的“革干”身份便不算数了，我成了“儿混蛋”。无论我怎样挣扎，怎样表现，怎样经年累月、坚忍不拔地表示要“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都无助于我逃出父亲罩在我头上的阴影。有个干部子弟对我颇有好感，想和我交朋友，他父亲对他说：“‘庐山会议’是个死案。这个女孩子是永远没有出路的。”我不恨说这些话的人，我只恨我的父亲，我恨我为什么会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其实，我从来也不知道父亲到底怎么犯的错误，他错在了何处，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搞清楚。一来我无处去问，二来如果找处去问，让人知道了，就有“替父亲翻案”的嫌疑。因此我根本没有动过那根筋。直到周恩来都成了批判的对象，“四人帮”招摇、霸道、不可一世到令凡有正常思维的人都无法忍受，我才开始想：“毛主席有问题？”1976年发生了“四五天安门事件”，就在那前后的日子，我又看到了彭德怀1959年上书的油印件，方知道：“‘反党’的人都是些好人啊！”因为如果我在北京，我也就是广场上的“暴徒”；因为彭德怀上书中的话，句句都是为了国家好，为了党好。我才从真正意义上有了个自己的脑子，有了真正意义的思和想。

1978年3月12日——活到今天，再也没有哪一天的感受可以与那天相比：父亲的形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那天的报纸刊登了一篇纪念周恩来的文章，附有一张照片，我的父亲就站在周总理的身后，虽然只露出半个脸，可我一眼就认出来了。那一瞬间我确确实实几乎窒息。自从变成了“狗崽子”，几乎每一个重大事件、每一个重大节日、每一次共产党的会议之后，报纸上登出的长长的出席人名单，我都要仔仔细细地、一字不漏地从头看到尾。那些人名会告诉我，又有谁被“打倒了”，又有谁被“解放”了。我百次千次地梦想着——明明知道那是白日梦，还是不能不做那个梦：“李锐”两个字会出现在名单中。我不能相信，我绝绝对对地不能相信：这一天竟然真让我等到了！我泪眼模糊，擦不干、抹不净，我擦完了看，看完了擦：没有错，那半张脸属于我的父亲，那是李锐的半张脸。我将照片指给丈夫悌忠看，那种激动是找不到任何语言表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