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中央银行黄金被偷运去台始末

1948年11月1日，下午2点，湖南省总工会、省农会、省工商联合会突然在省参议会礼堂召开紧急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人有陈云章、崔伯鸿、林纯生、甘子宪等四十余人。会议主持者为陈云章。我作为当时的《建设日报》、《小春秋晚报》记者，闻讯赶到会场采访。

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据可靠消息，国民党政府南京中央银行总行正密谋将长沙分行库存金银运往台湾，形势紧迫。与会者慷慨陈辞，一致认为应采取保护措施不使湖南人民的血汗钱流失，尽快将这批金银运入湖南省银行保管。但又考虑到要将中央银行库存的金银运出来，可能性很小。因为，中央银行长沙分行属南京中央银行总行所管，地方政府无权处理库存金银。经过一番讨论，决定以工会、农会、工商联合会联合组织名义，前往长沙中央银行交涉。先勒令该行行长辛衡若交出库存金银。如果辛衡若坚决不就范，则迫其出具保证书，未经联合组织同意，不得让金银为中央总行运走；同时还决定，保证书必须要由当时的湖南省省主席程潜出面担保。因为它既可表明此行动完全出自“民意”与官方无关，又可让程潜行使实际控制权力。并当场推派了一名代表，前往省府向程潜作了汇报，程欣然同意。 下午3时左右，四十多名与会者步行到坡子街长沙中央银行。辛衡若在会客厅里接待这批“不速之客”。未经寒暄，陈云章单刀直入说明来意：“长沙中央银行金库里存放的黄金白银是湖南人的血汗，最近听说，南京中央总行要将这批金银运走，是否有此事?”“没有，我根本就没有接到总行这方面的通知……”辛衡若感到很惊讶，支支吾吾地回答。陈云章要辛衡若把库存金银财册拿出来让大家查看。辛衡若犹豫了一下，命人捧出账本。账面数字为：黄金33900两，银锭22万两，银元834000枚以及少量美金港币。

代表们逐一看过账册后，陈云章以命令的口吻向辛衡若说：“为了防备中央总行将这批黄金白银运走，我们代表三千万湖南人前来接管它，现在就请辛行长将全部库存金银，交给我们运往省银行保存。如果中央要追究责任，由我们承担!”

顿时，会客厅里出现紧张气氛。辛衡若做梦也不曾想到会在他的地盘上出现这一“大逆不道”行为。惊窘之下他强装笑脸，委婉道：“我是湖南人，有义务维护湖南人的利益。但是，长沙分行是直属中央总行所管，无权自行处理库存黄金白银；各位要将它运往省行保存，我个人无异议。为了分清责任，请待我向总行报告以后再听凭处理……”

话音未落，会客厅里便爆发出一片怒斥——

“胡说!湖南人的财产，要向总行报告什么?你这是有意抗拒!”

“不要拿中央来吓唬我们，就是蒋介石亲自来，我们也不买账!”

“湖南人有权利自己管理自己的财产，谁也阻挡不了!”

痛斥声伴着拍桌声，很多银行员工不知这里出了什么事，也纷纷站在会客厅外，惊慌地观望。

这时的辛衡若面色苍白，躲坐一角低头不语。

这样的紧张局面持续了近半个小时，有几个代表便冲到辛衡若面前下“最后通牒”——

“你辛衡若不交，我们自己动手!”

此时，辛衡若终于沉不住气了，他深知这批代表非等闲之辈，且有群众基础，说得出做得到。况且，长沙并非南京，远水救不了近火，出了问题无法交代。他无可奈何地说：“我愿写保证书，以身家性命保证绝不把库存金银运走，绝不做损害我们湖南百姓的事，请各位相信我。”

辛衡若这一招本来就是预料之中的，代表们交换意见后，当即提出：“写保证书可以，但必须要请程潜公出面做担保人。”

辛衡若接受了，当即打电话给程潜。程潜欲擒故纵，先是不愿担保，后经一再请求，才派秘书长邓介松前来代他签保。

协议保证书的内容大意是：“中央银行库存黄金白银按账面数字封存，未经联合组织许可，保证决不动用及运出。如中央银行总行或财政部前来提取，保证事先告知联合组织，决不隐瞒。”

保证书由辛衡若亲自书写，邓介松代表程潜盖了章。

这场公开斗争至此告一段落，双方各有所获，彼此握手而散。

1948年的春节，长沙人是在“金元券”贬值、物价飞涨下度过的。农历正月初六早晨，我和中央社记者洪君实一道外出采访新闻，途经交通银行，门前偶遇该行一副理正欲登车外出。彼此熟识，见面少不得打个招呼。

“新春伊始，财神爷出行，有何公干?”洪君实笑问。

“哪里，哪里，我是陪中央银行朱副理去香港办事……”副理话刚出口突然感到言语失误，急忙又改口，“我是跟着去玩的，怎样，要不要给太太带双玻璃丝袜回来?我效劳。”说罢，匆匆和我们握手，登车而去。

言者不慎，听者惊诧。洪君实问我：“你看出这家伙刚才讲话的神情没有?”我说：“有蹊跷!似乎说陪中央银行朱副理去香港办事，感到失言。”洪君实同意我的看法。于是，我们停下脚步分析：中、交两银行的总行都在南京，有事不去南京而去香港办，况且新年刚过，两行的负责人如此急切同往香港，决非一般业务。特别是，如果没有不可告人之处为什么要如此遮遮掩掩?突然，一个可怕的问号在我们脑海中出现：

莫非辛衡若他们趁人们欢度除夕之机，已将长沙中央银行库存金银偷运去了香港?!

出于职业本能，我们认为这是一条重大新闻，应立即追踪采访。 考虑到要将如此大量金银从长沙运往香港，必须使用火车运输，我们决定追寻线索应从铁路部门下手。11点钟左右，我们乘车到了粤汉铁路局驻长沙办事处，该处陈处长热情接待了我们。

“记者先生新年大驾光临，有何见教?’’这位处长交际广泛，是我们的老朋友，言语中流露出亲近。

“无事不登三宝殿!”洪君实试探道：“长沙中央银行已经将库存黄金白银运往了香港，是用火车运去的，我们已经掌握了线索，请你查一查。”他讲得很肯定，为的是使对方没有怀疑的余地。

陈处长闻悉感到惊讶。为了不使其徇情掩盖，洪君实意味深长地告诫：“这件事事关重大，我们是老朋友，可开不得玩笑。”

陈处长听出这句话的分量，深知“无冕之王”得罪不起，便立即打电话向长沙火车站东站站长室查问。接电话的是一位姓朱的站长，说：“长沙中央银行除夕前来人订了两个车皮运货去广州，当时预订了40％的运费。结果一直没有送货来装运。直到昨天，又派人来要求退回预付运费，我们没有同意，来人又要把货改从衡阳站运走，反正都是粤汉铁路收钱。”

果不出所料，长沙中央银行确实在除夕前后运了东西去广州，但究竟是否金银还不敢肯定。于是，我们又要陈处长向衡阳站打电话查问。衡阳站答复：“长沙中央银行年前在我们站订了两个车皮运货去广州。除夕夜里，两辆卡车、一辆吉普车从长沙送来了货，有宪兵押运的。运货单上填的货物名称是‘金币’，车皮编号是XXX……”

至此，事实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长沙中央银行确已将库存的金银偷运走了。但从两辆卡车装载断定，可能运走的仅是黄金。辛衡若采用长沙、衡阳两地订车托运，乃“狡兔三窟”之计。我们当即决定，洪君实去省府向程潜告知此事，我回《小春秋晚报》社，争取当日下午发稿将事实公之于众。

程潜获悉此事后，十分震怒，当即命令长沙警察局长刘人奎逮捕辛衡若。谁料，刘人奎带人刚进辛宅大门，辛衡若便从后门逃走。经过一个下午全城侦查，获悉辛向南昌逃去。

入夜，程潜以绥靖公署主任名义电话通知江西省主席方天，截捕辛衡若；另令刘人奎乘吉普车星夜追缉。翌日晨，方天、刘人奎均未抓到辛衡若，只在南昌中央银行车库内，发现一辆来历不明的吉普车。刘人奎不愧是“军统”特工老手，他断定辛衡若绝对不会在南昌停留，当天上午带领警员，越过南昌以东一百公里，在去南京必经之路的一个汽车站设下埋伏。果然，下午1点左右，辛衡若在一辆载货卡车车厢里被揪出，押回长沙。

程潜逮捕了辛衡若，与国民党中央统治集团分庭抗礼正式公开化。随后，程公索性把中央银行库存白银运人省银行。接近和平解放前，在“银元券”继“金元券”泛滥成灾的情况下，他命令省行建立“铸币所”，铸造银元，为迎接长沙和平解放，安定社会秩序和人心，发挥了重大作用。

摘自：《档案春秋》2008年第4期 作者：朱野樵 张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