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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梅村:探秘楼兰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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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楼兰王国》(插图本) 林梅村/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

自序

100年前的今天,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闯入罗布荒漠,打破了楼兰城的沉寂。于是,这座消失了上千年的历史名城一举成为世界著名考古圣地之一。欧美和日本探险队纷纷到楼兰访古寻宝,而楼兰文物则成了世界各大博物馆珍藏的对象。

无论在伦敦、纽黑文、首尔(汉城)、新德里、京都、东京,还是在乌鲁木齐或北京,楼兰文物几乎无处不在。海内外研究者乃至青年学生都对楼兰探险与研究倾注了极大的热情。罗布泊的游移、印欧人的迁徙、楼兰城性质等问题,迄今仍是国际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话题。

若从1985年出版《楼兰尼雅出土文书》一书算起,我从事楼兰研究已达14年之久,几乎每年都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寻访古迹,重点是搂兰地区;同时,多次到欧美和日本寻访流散海外的搂兰文物,出席各种国际学术讨论会,积累了大批资料。几年前就有热心的朋友前来游说,希望我能走出象牙之塔,给青年朋友讲一点楼兰故事。由于工作繁忙,这件事一直耽搁至今。

随着楼兰热的升温,许多青年朋友怀着极大的热情,加入到楼兰探险与研究的行列之中,而且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就。这时我的朋友作家杨镰先生约我写楼兰。我知道青年读者很想知道遥远而神秘的楼兰古国,而且北京电视台专题篇《寻找楼兰王国》播出后,常有人向我提出种种问题,我想借这本书正面表达出自己的看法,也顺便对不尽人意处,略作匡正,所以答应下来。昏天黑地地写了几天后,才发现写科普读物可不比写科学论文轻松,几次意欲罢笔,放弃写作计划,经不住朋友劝说,总算坚持下来。

今天我要呈献给青年朋友的这本小书,虽然写作时间不长,却积楼兰研究十余年之功。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几乎每天都在更新我们的知识。我个人学识毕竟有限,不敢说书中没有错误。希望海内外研究人员和青年朋友多提批评意见,共同把楼兰研究推向深入。

第一章 世界古文明的共同悲剧

在征服自然走向文明的历史进程中,人类取得的每一次进步几乎都伴随着对地球环境的巨大冲击,以土地沙漠化、盐碱化为代表的生态危机则是这一现象的突出反映。

北非是人类文明的摇蓝之一,尼罗河孕育了光辉灿烂的古埃及文明,巍峨耸立的金字塔、图腾卡蒙法老墓以及亚历山大灯塔为代表的古埃及文化达到了当时人类文明的巅峰。埃及文明的创造者绝没有想到,他们留给子孙后代的遗产除了古老的文明之外,还有百分之九十完全沙漠化的土地。

尼罗河流域风光

人类文明另一个策源地美索不达米亚也经历了同样的遭遇。苏美尔、亚述、阿卡德、巴比伦人相继在公元前4000-前2000年间,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令世人叹为观止。然而,这些古文明的发祥地如今却是盐碱泛滥、流沙纵横的不毛之地。

就这个问题,美国亚述学家雅格布生对西亚出土楔形文字史料作过一次深入调查。他发现美索不达米亚的土壤盐碱化由来已久,始于公元前2400年拉格什城邦,不久就发展到幼发拉底河。1000年后盐碱化进一步扩展到古巴比伦。50年代,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布雷伍德在伊拉克的耶莫组织过一次由地质、气象、动物和植物学家共同参加的大规模跨学科考古发掘,考察结果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布雷伍德在《伊拉克库尔德史前调查》中这样写道:“人类以及他们从事的农业和牧业,总的来说起一种破坏作用,尽管无人想有意去破坏……过去曾是丛林的整个平原和切姆查玛克河谷的山麓地区,如今连灌木丛都不存在了。栎树灌木丛在还未长到6英寸之前就被砍伐。由于树林和灌木树的消失以及草地每年春季全被吃光,只剩下草根,土壤大量流失,填入河流……”

同样的悲剧也发生在中国西部塔里木盆地。张骞出使西域时(公元前139年),塔里木盆地还是一派“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绿洲世界。据张骞介绍,塔里木盆地及周边地区的沙漠绿洲上一共有三十六个繁华的城邦国家,史称“西域三十六国”。丝绸之路开通后,国际贸易和东西方艺术文化交流与日俱增,给这些绿洲王国的经济文化生活带来空前的繁荣。塔里木盆地的居民得以广泛吸收东西方各国、各民族优秀文化,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西域文明。然而,人类与自然的搏斗却是那样残酷无情。具有千年文明史的绿洲王国相继被沙漠无情地吞噬,丝绸之路的国际贸易后来不得不改由海路进行。

物换星移,流沙终于掩埋了塔里木盆地大部分土地,形成仅次于北非撒哈拉沙漠的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塔里木盆地永远失去了它昔日的辉煌,人迹罕至,与世隔绝,成为世界上最神秘的地区之一。

19世纪末以来,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许多汉唐古城被重新发现,如喀拉敦古城、丹丹乌里克佛寺遗址、尼雅古城等。它们大都远离现代绿洲100公里左右,说明汉代以来流沙已无情地向周边绿洲推移了至少上百公里。如今塔克拉玛干沙漠仍在继续向四方蔓延。1896年,斯文•赫定曾到新疆和田以北沙漠探险。当时克里雅河下游的通古斯巴斯特绿洲尚有大片原始森林,被这位瑞典探险家誉为“野骆驼的极乐园”。

斯文赫定笔下的通古斯巴斯森林

然而,斯文•赫定见到的“野骆驼的极乐园”早就化为乌有。由于克里雅河十几年的断流,和田以北沙漠绿洲通古斯巴斯特的千倾原始林木大面积死亡,这片原始森林如今已经变成沙漠的海洋。由于严重的沙化问题,40年来从若羌县到民丰县的公路被迫三次改道,沙漠向南推移了30余公里。由于同样的原因,策勒县和田市的公路也向南推移了三次,原来笔直的公路,现在变成弯曲的大肚子。

大沙漠直逼和田绿洲

人们惊呼:“不悲楼兰今不见,只悲楼兰要重现。”因此,研究楼兰古国的兴衰,绝非发千古之幽思,而是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要从楼兰陆沉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历史悲剧中吸取教训,设法阻止沙漠继续蔓延;深刻理解保护自然,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人类共同的家园。

第四章 楼兰城的发现

20世纪最初十年可谓“探险时代”。1909年美国探险家皮里征服北极,1911年挪威阿蒙森探险队和英国探险家斯科特角逐南极,堪称20世纪初最富时代特色的两件大事。与此同时,人迹罕至的中亚沙漠、遥远而神秘的青藏高原成为探险家和考古学家们角逐的另一沙场。

1874年福赛斯爵士率英国考察团的新疆之行,随后,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赴蒙古、青海、新疆和藏北无人区的四次中亚考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这时起,中亚探险不再是入华耶酥会传教士们天方夜谈式传的传奇故事,而是一项举世瞩目的科学事业。这个时期,晚清新疆地方政府也曾派人勘察敦煌与罗布泊之间的道里。陶葆廉《辛卯侍行记》卷五记述了这次考察。书中写道:“前任巡抚刘毅斋、护抚魏午庄先后遣郝副将永刚、贺参将焕湘、刘都司清和,裹糊探路,各有图记。惟不喑考古,措词亦艰涩,特汇集诸说,就作者本意,疏明之如左。”

刘毅斋就是1884年新疆正式设行省后的首任巡抚刘锦棠,他于1889年离任,新疆巡抚改由布政使魏光涛(即魏午庄)代理。那么郝永刚等人到罗布泊探路作图的时间,是在刘氏离任和魏氏上任新疆巡抚之际(1889-1890)。郝永刚等人都是湘军将领刘锦棠的部下,生平事迹今已无从详考。

北京故宫档案馆收藏的清代地图中,有一幅《敦煌县西北至罗布淖尔南境之图》。图中不仅绘出从玉门和阳关通往罗布泊之路,而且在罗布泊西岸标出古城址。根据原始记录,这幅地图是民国年间新疆吕将军捐献的。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的黄盛璋先生认为:这幅地图就是郝永刚等人绘制的罗布泊探路图,那么郝永刚等人也许是近代中亚地理探险史上最早到楼兰古城的探险者。

在此前后,楼兰古城似乎还被邻近地区的居民寻访过。《辛卯侍行记》卷六记录了从吐鲁番南下,越库鲁克塔格山,经罗布泊到敦煌之路。近年新疆巴州旅游文化公司探险队在楼兰城内发现清代钱币,亦说明晚清时期,有人访问过楼兰。遗憾的是,这幅罗布泊探路图一直秘藏新疆地方官府,从未发表过。于是,楼兰古城发现者的桂冠被第一个向世人报道这座古城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摘取。

斯文•赫定先后六次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和藏北无人区探险,历时近半个世纪之久(1890—1934)。中亚荒漠的许多古城都是斯文•赫定首先发现的。他走过的地方,在他之后,至今无人去过。他在近一个世纪前绘制的地图,今天仍是中亚科学考察必备的参考图。他的著作被译成 30 余种文字,在世界广为流传。由于斯文•赫定在中亚科学考察史上的辉煌成就和奋不顾身的精神,被人们誉为20世纪最杰出的探险家之一。

1899年9月,斯文•赫定第二次踏上中亚探险的征程。这次,他得到瑞典国王奥斯卡尔和著名化学家诺贝尔的资助,决意打通从新疆到西藏的道路。1900年3月初,赫定探险队沿着干枯的孔雀河古河床来到罗布荒原,在穿越一处沙漠时才发现他们的铁铲不慎遗失在昨晚的宿营地里。在茫茫沙海中,水是性命攸关的东西,而铁铲是他们唯一的挖水工具。斯文•赫定只得派他的维吾尔族向导于奥尔德克(斯文赫定记其名为Ördek,或译艾尔得克)回去找坎土曼(新疆流行的一种铁铲)。奥尔德克很快找回坎土曼。不仅如此,他还在昨夜宿营地附近发现了一个古代废墟,拣回几件颇具中亚希腊化艺术风格的木雕残片。

斯文•赫定看罢异常激动,因为他将成为揭开塔克拉玛干沙漠古文明之谜的第一人。他本想立即发掘这座废墟,但是这将打乱整个考察计划。况且,他的探险队只有一两天的用的水了,无法成行。斯文•赫定终于仍按原计划去西藏考察,而把发掘这座废墟的计划安排在翌年冬季。

维族向导奥尔德克,斯文赫定绘

1901年3月,斯文•赫定带着他的哥萨克保镖切尔诺夫和维吾尔族向导奥尔德克等人重返罗布荒漠,首先调查了奥尔德克发现木雕残片的那个废墟,发掘了其中的佛塔以及周围三个殿堂。斯文•赫定在这个废墟发现的文物有:中亚希腊化艺术风格的木雕建筑构件、木雕塔刹、刻有带翼兽的木雕板、莲花纹木雕板、金刚像木浮雕、小陶碗、五铢钱以及一封佉卢文书信。这所寺院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大寺院群中的一所。赫定在这个佛寺遗址附近发现三座寺院遗迹,发掘出更多的文物。

楼兰佛寺废墟出土希腊化艺术风格的木雕残片

英国考古学家后来将这个遗址编号为LB.II佛寺。从中发掘出许多希腊罗马艺术风格的木雕构件,包括一件有翼神兽——格里芬形象的木雕,残高70厘米,上下边缘皆有凸榫,残存狮身形象,腰细并呈弓起状,腰前斜插一支翅膀的羽毛,后腿保留,尾巴弯呈S状曲,右腿前部仍可见口齿。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对其进行了复原。斯坦因在LB.II遗址也发现木雕格里芬残片,他在报告中申明,他发现的几件木雕的局部,包括口鼻、身体、腿部、羽毛、牙齿,与赫定收集品非常相似,而且缘部均有凸榫残留,尺寸相合。

斯文赫定在楼兰LB.II遗址还发现了一件花瓶木雕,四边雕出方框,中间刻一个花瓶,从瓶中向两边对称地各伸出一条花枝,花瓶底部排列八片叶子,颈部装饰一条菱形纹带。值得注意的是,有翼神兽和花瓶木雕都有边框,尺寸相同,它们之间无疑彼此存在联系。

楼兰LB佛寺出土帕提亚艺术风格的木雕,公元2-3世纪

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格里芬守护花瓶浮雕石板,揭示了这种有翼狮子与花瓶组合的艺术渊源。在这件石板中,两只带翼狮子相向而立,足成蹄状,分趾,嘴微张,露齿,翼挺起,尾巴上扬成S形,狮子中间雕刻花瓶,外形与LB遗址出土木雕花瓶相似,向两端传出花枝。据此,我们对LB遗址出土的木雕进行了复原。显然,帕提亚石板是有翼狮子与花瓶组合题材的源头。斯坦因在尼雅遗址发现的格里芬守护花瓶亦源于帕提亚艺术。

斯文•赫定探险队还在这片废墟东南一线发现许多烽火台,它们构成一条戍守古代东西交通要道的烽燧线,一直向东延伸,直迄罗布泊西岸一座风沙半没的古城。这就是著名的楼兰古城。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后来将这座古城编号为LA城。

尼雅遗址出土格里芬守护花瓶木雕,公元3世纪

我们曾于1994年到楼兰进行实地调查,越野车只能开到距离LB遗址两公里的地方,以后的路全是雅丹地带,任何现代交通工具都无法行驶。由此徒步两公里之后才能到LB遗址,所以LB遗址又俗称“两公里城”。不过,“两公里城”其实不是什么古城,而是一所佛寺废墟。从“两公里城”继续东南行,穿越大约18公里的雅丹地带才到达楼兰古城。

近年有学者写信询问,楼兰城究竟是谁发现的,因为时下流行一种说法,认为楼兰城是奥尔德克发现的。这个说法显然没有认真了解楼兰探险史,这对楼兰探险事业的开拓者斯文•赫定是不公允的。无论从什么角度看,楼兰城的发现无疑应归功于斯文•赫定本人。

楼兰古城位于今天新疆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若羌县北境,西南距若羌县城220公里,东距罗布泊西岸28公里。这座古城坐落在东经89°50’53”,北纬40°31’34”的地方。

楼兰LA城官署和佛塔遗址

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和日本大谷探险队的橘瑞超,都是根据斯文•赫定提供的经纬度找到楼兰城的。近年勘测数据表明,楼兰古城的准确位置是在东经89°55’22”,北纬40°29’55”处,和斯文•赫定用星象测量法获得的数据基本相同。

1901年3月4日至10日,斯文•赫定在楼兰城内13个地点大肆发掘,获取大批汉魏古钱、一枚罗马钱币、一枚于阗钱币、各类精美的丝织品、颇具希腊化艺术风格的雕花建筑构件。其中一件带有木雕小佛像的佛殿建筑饰件,十分精美,迄今仍是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佛像艺术品之一。

楼兰古城出土带楼兰字样的魏晋木简

斯文•赫定在楼兰发现了许多重要文物,最重要的莫过于那些魏晋木简残纸。他当时不一定知道,魏晋书法真迹流传至今者寥寥无几,只有晋人陆机的《平复帖》、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等屈指可数的几件,且为历代收藏家视为珍宝,密不示人;而斯文•赫定在楼兰城中一次发掘所获就达150余件。英国的斯坦因和日本的橘瑞超又在斯文•赫定发掘的同一地点挖出数百件文书,包括现藏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图书馆的“李柏文书”。楼兰城出土纪年文书中,最早的属于曹魏嘉平年间(252),最晚的属于前凉张骏建兴十八年(330)。20世纪70年代,新疆考古研究所考察队在这里再次发现魏晋木简残纸,这已是外国探险队的劫后之余。

斯文•赫定后来将这次中亚考察报告汇集为《1889—1902年中亚科学考察成果》一书,在斯德哥尔摩出版。古文书则委托德国语言学家卡尔•希姆莱和孔好古释读,他们研究后确认,斯文•赫定在罗布泊西岸发现的古城就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楼兰。

就这样,沉睡于黄沙之下一千余年的楼兰城终于在这位大探险家手中苏醒了。

楼兰古城出土魏晋残纸,斯文•赫定收集品

日本大谷探险队比斯文•赫定晚去楼兰,为什么斯文•赫定收集的楼兰文书都是残片,而大谷探险队却能发现完整的李柏文书呢?这个秘密终于在80年代揭破。原来,斯文•赫定将完整的楼兰文书单独放在一起,并没交给欧洲汉学家研究。

20世纪80年代,这批文书在斯德哥尔摩瑞典民族学博物馆被重新发现,它们写在五张黄麻纸上,文字多为草书,大量使用假借字。这些完整的古文书为研究魏晋尺牍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

第六章 塔克拉玛干沙漠宝藏争夺战

斯文•赫定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发现古代城市的消息传出后,举世震惊。以前人们只知道埃及和希腊罗马有着发达的古代文化。殊不知,遥远的中亚荒漠也曾创造过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于是,楼兰成了中亚著名考古圣地之一,楼兰古物成为欧美和日本探险队激烈争夺的对象。

人们对20世纪初发生在楼兰等地发生的这场古物争夺战的功过评价不一。有人把它比作八国联军掠夺北京圆明园,因为塔克拉玛干沙漠宝藏就是在这个时期大批流失海外。有人则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当年来楼兰的人大多数是科学家,他们发掘楼兰古城以科学研究为主要目的,及时编写了科学考察报告,所获文物基本上得到妥善保存。楼兰文物流散世界各地,使得楼兰研究成为新兴的国际性研究科目,造就了一大批驰名中外的学术大师,极大地推动了世界人文科学的进步。关于这场争夺战的功过,历史将会作出公正的评价。

塔克拉玛干沙埋宝藏争夺战明显分为探险和考古两个时期。在中亚探险时期,塔克拉玛干古物流散海外主要是西方设在新疆的领事馆所为。俄国驻喀什总领事彼得洛夫斯基和英国驻喀什总领事马继业在争夺沙漠宝藏方面首当其冲,扮演了重要角色。

俄国驻喀什领事馆故址在今新疆喀什市西区的色满宾馆,斯文•赫定每次来新疆都在这个领事馆做沙漠探险前的准备工作。这里还接待过德国考察队的格伦威德尔、勒柯克、芬兰考察队的曼那海姆和法国考察队的伯希和。

彼得洛夫斯基自1882年住进这个领事馆任俄国驻喀什总领事,直到1903年离任。在他任职的21年当中,数以万计的中国古物经他之手流入俄国。1891年,经俄国东方学家奥登堡提议下,俄国考古学会东方部要求俄驻喀什领事馆收集佛教文物。于是,彼得洛夫斯基开始在喀什一带大肆搜罗新疆古物和古代手稿。他本人仅在喀什及周围地区作过零星考古调查,所获文物大部分是购买的,主要得自塔克拉玛干沙漠觅宝人吐尔迪、和田的文物贩子伊斯兰•阿訇和库车商贩古拉姆•卡迪尔。这批文物包括和田出土的混合梵语本《妙法莲花经》、佉卢文犍陀罗语《法句经》残卷、梵语或吐火罗语写本以及大批佛教和伊斯兰教艺术品。彼得洛夫斯基多次在俄国杂志上撰文,提醒俄国学者注意塔克拉玛干古物,并将大批新疆古物运回俄国,交奥登堡研究。由于健康原因,彼得洛夫斯基于1903年退休,在塔什干度过晚年。1905年,他把手中最后一批古代手稿,包括穆斯林文献、汉文、回鹘文书捐献给了俄国中东亚研究委员会,1908年,彼得洛夫斯基在塔什干去世。

英国驻喀什领事馆故址就是今天新疆喀什市西区的齐尼瓦克宾馆。斯坦因每次来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古都是在这个领事馆做进入沙漠前的准备工作。英国驻喀什首任总领事是马继业,他为英国争夺塔克拉玛干古物立下汗马功劳。马继业1867年生于南京。其父马格里曾随英军侵华,参加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来协助李鸿章镇压上海、昆山、苏州等地的太平天国运动。据说马继业的母亲是马格里俘获的太平天国某位亲王的公主。1889年,马继业考入英属印度政府任职。翌年,随中亚探险家荣赫鹏前往喀什监督彼得洛夫斯基的活动。从此,马继业便以英国政治代表的身份常驻喀什,与俄国争夺在新疆的利益,长达20年。尽管直到1908年清政府才正式承认英国驻喀什领事馆,但英国领事馆的职能实际上自马继业到喀什后就开始了。他在1890至1908年的官衔是“驻克什米尔负责中国事务的特别代表”;1908年回英国度假时才被正式任命为英国驻喀什领事;1911年又提升为英国驻喀什总领事,直到1918年退休。

马继业在喀什任职期间收集了大批塔克拉玛干古物。主要来自和田、策勒和莎车的塔克拉玛干觅宝人吐尔迪(和田玉龙喀什村人)、毛拉和卓(策勒达玛沟村人)、伊不拉辛(麦盖提克孜勒吉村人)以及伪造文物的商贩伊斯兰•阿訇。马继业把收购的中亚文物全部送到印度,收入英国梵学家霍恩雷主管的加尔各答孟加拉亚洲学会收藏室,形成所谓“霍恩雷收集品”。这批文物主要是和田、莎车、库车等地出土的古代写卷,其中包括和田北部沙漠丹丹乌里克遗址发现的唐代文书、婆罗谜文文书、麦盖提南部克孜勒吉遗址发现的喀剌汗朝突厥语、阿拉伯语文书,巴楚、库车出土的梵语、于阗塞语和吐火罗语文书。不过,从伊斯兰•阿訇那里收购的都是假文书。此人系和田一无业游民。当他得知出售新疆古文书可获暴利后,就组织人伪造古代文书。最初他们伪造的假文书都是手抄本,头一批假文书问世于1895年。后来嫌手抄太慢,自1896年始,他又刻印木雕版,成批印刷,然后用烟熏黄做成古书的模样,装订成册出售。这些伪造的文书大都被驻喀什和乌鲁木齐的英、俄领事馆买下,大批流入伦敦、巴黎、圣彼得堡、加尔各答和北京。许多欧洲语言学家受到蒙骗,为解读这些文书,徒劳地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斯坦因在和田考察时发现了这个秘密,他将真相公诸于众,并向学术界提供了真正的古代手稿,才使得这个领域的研究得以顺利发展。

霍恩雷收集品大部分被运回英国,入藏大英博物馆、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英国皇家亚洲协会图书馆和牛津大学包德雷图书馆。伊斯兰•阿訇的阴谋败露后,马继业收购的90件假文书被撤出大英博物馆东方印本与写本部,装入两只贴有中亚赝品标签的木箱,扔到一个地下室里。1973年,英国议会通过法案,大英博物馆藏中亚古写本全部移交新建的大英图书馆藏书楼保存。

1979年,扔在大英博物馆地下室的两箱假文书被人发现,编目后全部转交给了大英图书馆。1995年,我们到大英图书馆调查斯坦因收集品时,见到这批假文书被扔在图书馆一个角落里。

蒙骗了许多西方著名语言学家的和田假文书

1901年3月,斯文•赫定在楼兰,同年1月斯坦因在尼雅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将塔克拉玛干沙漠古物争夺战推向第一个高潮。欧美和日本随即派中亚考察队来新疆沙漠访古寻宝。

第一个参加争夺战的是美国考察队。1905年,作为庞佩里中亚探险的继续,美国地质学家亨廷顿在美国地理学会联合会的资助下来中亚进行新的考察,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考察新疆的气候,陪同他的还有巴雷特。他们在克什米尔列城组织探险队,越过喀喇昆仑山口到和田,在此考察塔里木河南部地质情况以及西藏北班公湖地区,认为这一带曾发生旱灾。亨廷顿在克里雅河和巴雷特分手后,只身前往罗布泊。他在塔克拉玛干东部沙漠考察了许多沙漠古城,如尼雅、安迪尔和米兰等,并在尼雅掘获一批佉卢文书。他用四天时间由科什兰孜东南向西北横越干枯的罗布洼地,结束罗布泊考察后,亨廷顿北上焉耆,最后在吐鲁番结束考察回国。亨廷顿走的这条从楼兰到焉耆的考察路线就是《魏略•西戎传》说的丝绸之路中道,这条路是最早的丝绸之路之一。这位美国地质地理学家大概不知道,2000年前,汉朝使者张骞就沿着这条路到帕米尔以西诸国访问。在此前后,中国的丝绸沿着他走的这条路源源不断地运往西方,直至罗马城。

楼兰城附近出土带人像的毛织品残片,斯坦因收集品

亨廷顿后来到耶鲁大学执教,1907年出版了《亚洲之脉搏》一书。他在书中提出罗布泊系盈亏湖之说,认为2000年前湖泊面积很大,占据古今干河床,后来因气候变得干燥,湖面才逐渐收缩形成今天的样子。他还认为,塔克拉马干沙漠古城是因气候变干而不得不遗弃的。

1906年和1914年,斯坦因两次到罗布荒漠大肆发掘,并将楼兰遗址逐个编号,从LA编至LR,逐步揭开了楼兰古文明的全貌。他在楼兰LC古墓群发掘出土的带人头像的纺织残片颇为引人注目,研究者以为是希腊神话中的赫拉斯像。


《清实录》第57册

接踵而来的是日本考察队,主持者是日本伯爵、真宗西本愿寺第22代宗主的大谷光瑞,故称“大谷光瑞考察队”。主持者是日本贵族,净土真宗西本愿寺派的精神领袖,真宗西本愿寺第二十二代宗主大谷光瑞(1876-1948)。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大谷光瑞到北京向光绪皇帝觐献古书。据《清实录》卷四四一记载,“大谷光瑞呈进古典,并请颁《藏经》一榻。所进古典着留览。至请颁赏《龙藏经》,即着内务府印刷,交该衙门颁发……”光绪皇帝赐予大谷光瑞的这套《龙藏》,现藏京都龙谷大学大宫图书馆。

日本中亚探险队的领导者大谷光瑞伯爵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门户开放。1549年,西班牙耶稣会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1506-1552)携带《圣母受胎告知》、《圣母子》等油画到日本的鹿儿岛,开始向当地人传教。随着欧美基督教大举入侵,使日本传统佛学面临挑战。另一方面,19世纪以来,梵文、巴利文佛典原文不断发现,并为欧美语言学家刊布,又使得建立在汉译佛经基础上的日本佛学界更为惶惶不安。为此,日本最大的佛教教派净土真宗下属京都西本愿寺先后派南条文雄、笠原研寿和高楠顺次郎到牛津大学,师从欧洲著名语言学家马克斯•缪勒学梵文;1899年东京净土真宗又派荻原云来和松元文三郎到斯特拉斯堡大学,师从劳于曼学梵文。

京都西本愿寺第二十一代法主大谷光尊还派长子大谷光瑞到英国留学。受欧洲学术潮流的影响,大谷光瑞创建日本中亚考察队,先后三次到中国西部考察。

楼兰城出土李柏文书

1908年,大谷光瑞派橘瑞超和野村荣三郎进行第二次中亚考察。橘氏负责丝绸之路南道,野村负责考察北道。两人在库尔勒分手。橘瑞超南行考察楼兰、尼雅一带遗址。他此行最大的收获是收集了大批汉文和佉卢文木简残纸。著名的“李柏文书”就是这次考察发现的。

李柏是前凉西域长史,《晋书•张骏传》提到此人。文中说:“西域长史李柏请击叛臣赵贞,为贞所败。议者以柏造谋致败,请诛之。骏曰:‘吾每以汉世宗之杀王恢,不如秦穆之赦孟明。’竟以灭死论,群心咸悦。”李柏文书的发现相当重要,不仅为了解前凉如何经营西域提供了第一手材料,而且为研究魏晋书法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标本。

日本中亚探险队的橘瑞超

1910年,大谷派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两人进行第三次中亚考察。橘氏带英国仆人霍布斯从伦敦,经西伯利亚进入新疆。先赴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发掘,获取大批汉文文书和丝绸残片。然后南下楼兰发掘,剥取米兰壁画,并到若羌和且末调查过古遗址。

1914年5月,本愿寺内部财政问题的疑狱事件发生后,大谷光瑞辞位出国,他领导的中亚考察因此中断。大谷考察队第一次考察所获古物寄存在帝国京都博物馆,第二和第三次考察的收集品则存放在神户郊外大谷光瑞别墅二乐庄。后来因理财不善,大谷将二乐庄出售给久原房之助,同时变卖了一些文物。不久它们被转让给日本的朝鲜总督寺内正毅,借以充实朝鲜总督府博物馆。这批文物主要是泥塑、壁画残片和古代织物等。橘瑞超后来到大连长住,大谷考察队的主要收集品随他到了大连。1916年起,这些大谷收集品由关东都督府满蒙物产馆保存。1945年日本战败,相当一部分大谷收集品被运回京都本愿寺,未能运走的现在大连旅顺博物馆保存。此后,上述大谷文物的收藏地点又有变化。1944年,京都博物馆的大谷收集品经木村贞造之手,转卖给了东京国立博物馆;1949年,本愿寺将大谷收集品移交龙谷大学保存,后来橘瑞超把大连带回的大谷文物交给龙谷大学收藏;1951年,旅顺博物馆所藏大谷收集品的敦煌文书被调入北京图书馆保存。

橘瑞超将所获中亚文物辑成《二乐丛书》(1912-1914),分四册出版;香川默识后来将大谷文物编为两卷本的《西域考古图谱》(1915),以图片形式进一步介绍了大谷收集品。1937年出版的上原芳太郎所编《新西域记》发表了大谷考察队的考察日记。大谷光瑞考察队成员大都没受过基本的科学训练,他们的日记只有一些旅程记录,缺乏文物出土的详情,以至引起“李柏文书”发现地点之争。

不久,俄国人也加入到争抢楼兰古物的行列。1909年,俄国东方学家奥登堡亲自出马,组织大规模中亚考察。他们沿丝绸之路北线,考察了喀什、库车和吐鲁番,1910年2月末抵达罗布泊地区。据美国学者达伯斯的《中国突厥斯坦探险史》介绍,奥登堡在楼兰曾与德国考察队的格伦威德尔相遇,但是迄今尚未见到他们的楼兰考察报告。从近年发表的一份俄藏中亚古物的报告中,可知俄国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彼得堡分所收藏了一批佉卢文经济文书。它们是否为奥登堡从楼兰带回俄国的,目前不得而知。

就在西方和日本考察队争夺塔克拉马干古物达到白热化之际,一位中国学者也加入到新疆地理考察的行列。他就是早年留学日本的湖南衡阳人谢彬。受北洋政府财政部的委派,他到新疆进行了为时14个月的考察。1916年7月22日,谢彬自和田沿丝绸之路南道东行,途经洛浦、于阗(今克里雅)、尼雅(今民丰)、且末、若羌等地,然后到尉梨。他在克里雅见到一批送交官府的文物,据说出自尼雅遗址,包括金银器、铜锅、正方形铜印、铜杯和带扣等。除考察地方财政外,谢彬还多次到古遗址调查,了解历史地理沿革,先后调查了且末县城南偏西15里的来利克古城,若羌县城附近的且尔乞都克古城和米兰荒漠的吐蕃戍堡。1923年出版《新疆游记》一书,介绍了谢彬的新疆之。20年代的中国,像谢彬这样肯于走出书斋,亲临西部荒漠实地考察的知识分子十分罕见,因而受到孙中山先生的高度赞扬,欣然为他的《新疆游记》一书作序。

1927年斯文•赫定再次来华考察,这时他已不能像以前那样随心所欲地在新疆考察了。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人开始觉醒,知识界率先起来反对外国考察队对中国古物肆无忌惮的掠夺。斯文•赫定终于和中国学者达成协议,组建中瑞西北联合科学考察团,共同进行考察。楼兰地区的考察由瑞方队员伯格曼、赫尔那,中方队员陈宗器和黄文弼分头进行。

伯格曼几乎踏遍且末以东所有楼兰遗址。在斯文•赫定的老向导奥尔德克引导下,他找到一处早期楼兰人墓地,这个墓地位于孔雀河中游一支流沿岸,约在东经88°30’,北纬40°20’,他把这个地方命名为“小河”流域,伯格曼在此发掘出大批楼兰古物,他在一座古墓发掘的女性木乃伊,衣着雍容华贵,被誉为“楼兰女王”。无论如何,这个发现大大深化了我们对楼兰文明的认识。陈宗器与赫尔那主要调查罗布泊地区的水文地理,绘制了现代罗布泊的实测地图。陈宗器因此成为楼兰科学探险史上第一位到楼兰城考察的中国科学家。

这里我们还应特别提到中瑞考察队中方队员黄文弼的工作。1930年,他从吐鲁番越库鲁克塔格山来到罗布泊地区,他原来计划要到楼兰LA古城考察,由于塔里木河下游改道,重新注入孔雀河,使干枯了1000多年的盐泽复活,形成现代罗布泊,挡住了通往楼兰之路。不过黄文弼在罗布泊和孔雀河北岸取得许多意外发现,采获大批楼兰早期文物,并在孔雀河入海口一个半岛上发现一座西汉时期的屯田戍边遗址,他命名为“土垠遗址”。土垠遗址出土文物极为丰富,计有西汉木简、铜器、铁器、漆器、丝、麻残片等数百件文物。

为了抵御匈奴的侵扰,保障丝绸之路畅通无阻,汉武帝不惜动用数十万人在中国西部地区修筑汉长城,这条汉长城的西端一直修到新疆轮台。《汉书•西域传》记载:“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 所谓“亭”就是长城烽火台,土垠遗址东西两边分布着大批汉代烽火台。所以罗布泊北岸这些西汉烽隧和屯田遗址应是汉长城西端的遗迹,以丝绸之路第一道闻名于世的楼兰古道就在此地。楼兰LE城附近土垠遗址出土的西汉简牍证明楼兰文化早期中心在罗布泊北岸。

罗布泊地区烽火台——脱西克吐尔烽燧

尽管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是中亚探险的开拓者,但普氏死后俄国人只限于在罗布泊边缘考察。俄国考古学家科兹洛夫曾三次到塔里木河下游考察古河道,以完成他老师普尔热瓦尔斯基的遗业。另一位俄国学者马洛夫在罗布泊以南地区考察,调查了米兰古城及其附近的吐鲁番墓葬群,从中掘获大批古藏文简牍。

就这样,楼兰古文明之奥秘被海内外探险队一层层地揭开。

第十六章 荟萃东西方文化的楼兰艺术

丝绸之路开通以后,东西方的商业往来与日俱增,给楼兰经济带来空前的繁荣。在海上贸易到来之前,中国与西方所有贸易往来都要经过这条沙漠之路。所以楼兰在当时国际贸易上的地位,如同今天的香港和新加坡。经济的繁荣推动了楼兰文学艺术的发展。楼兰成为古典世界各种艺术流派争奇斗艳的舞台。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楼兰作家在尼雅出土佉卢文书(第514号)中写下这样一段颇具哲理的话:“大地不曾负我,须弥山和群山亦不曾负我,负我者乃忘恩负义之小人。我渴望追求文学、音乐以及天地间一切知识—天文学、诗歌创作、舞蹈和绘画。世界有赖于这些知识。”那么楼兰人是如何追求知识与艺术的呢?

一、音乐

楼兰人的音乐天才久负盛名,史称“善善摩尼”。《隋书•音乐志》记西域龟兹乐说:“其歌曲有善善摩尼;解曲有婆伽儿;舞曲有小天,又有疏勒盐。”看来,著名的龟兹乐吸收了鄯善和疏勒等国音乐。关于善善摩尼,冯承钧先生解释说:“此处善善应指鄯善;摩尼,梵文犹言珠;曲名为鄯善珠,与疏勒盐正相对也。”可惜文献失载,鄯善珠究竟是一种什么音乐,今天无从详考。不过,斯坦因在米兰佛寺发现的壁画上,绘有一位演奏琵笆的楼兰女琴师。

琵笆是西域著名古乐器,一种梨形的小型乐器,东汉年间传入中原。刘熙《释名》说:“枇把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于前曰枇,引手却曰把,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 琵笆原来用木拨子弹拨,唐代才改用手弹,所以刘熙把演奏琵笆叫作“鼓”。这种乐器是苏美尔人发明的,公元前两千年美索不达米亚的小塑像上发现了琵笆,公元前1000年从巴比仑传入埃及和希腊。希腊人将这种乐器称作 Mandora (曼陀林),来自苏美尔语 Pantoura。公元12至18世纪流行于欧洲,起初用拨子弹奏,17世纪改用手弹。18世纪意大利米兰式曼陀林是这种西亚古乐器的变种。所以斯坦因把米兰壁画上的琵笆称作“曼陀林”。塞疏古王朝时期,琵笆传入波斯,或称 Tanbura ,中国民族乐器“冬不拉”,似与波斯人对琵笆的称谓有关。

尼雅出土琵笆颈与和田出土琵笆琴师俑

西亚还流行一种短颈琵笆,希伯来人谓之Barbat,琴颈较短,琴身下圆而向上逐渐缩小,顶端有木轸槽,大约公元前8世纪传入波斯。一种意见认为,汉语“琵笆”来自龟兹语 Vipanki,后者似与希伯来语的 Barbat (短颈琵笆)有关,从波斯语辗转而来。斯坦因曾在尼雅遗址发掘出一件曼陀林残琴颈(编号N.xii.2)。近年中日尼雅遗迹联合考察队在尼雅遗址又发现类似的一件,琴颈长约70厘米。琵笆传入波斯后,演变出多种形态,有双弦、三弦、四弦及五弦琵笆等。中日联合考察队尼雅采集的这把琴属于三弦琵笆,年代约在公元3世纪,是目前中国境内出土的最早的琵笆标本之一。斯文•赫定在和田沙漠古城收集的小陶俑中,有个弹琵笆的于阗琴师俑,姿态生动,不禁使人想起白居易《琵笆行》中那脍炙人口的诗句“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笆半遮面”。这位于阗琴师弹的琵笆也是三弦琵笆,说明古代丝绸之路南道风行三弦琵笆。

且末县西汉墓出土古箜篌

近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且末县西汉墓地发掘出一件保存完好的古乐器竖箜篌,年代约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是塔里木盆地出土最早的箜篌实物标本。《隋书•音乐志》说箜篌为西亚胡乐,“今曲颈琵笆,竖箜篌之徒,并出西域。非华夏旧器。”竖箜篌屡见于公元7-8世纪新疆佛教石窟壁画,如克孜尔石窟第23和80窟,苦木吐拉第58窟壁画上就有竖箜篌的图像。1989年,甘肃酒泉市西沟唐代墓地发掘出一组模印砖,其中一块印有演奏箜篌的图像。

德国考察队的勒柯克在新疆库车克孜尔千佛洞还发现过一件演奏箜篌的木雕像,高9.5厘米,所刻箜篌有七根琴弦,琴师用拇指、食指和中指弹奏,这对复原且末魏晋出土箜篌无疑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古埃及法老墓出土哈卜

箜篌最早出现于古代埃及,称作 Harp (哈卜),始于公元前3000-前2000年间;公元前2000年传入亚述,被亚述人称作 Cank,汉语“箜篌”似与这个亚述语词有关。这种古老的乐器后来经亚述人传入波斯,又从波斯传入中亚和印度。西汉武帝年间,箜篌从西域传入中原,《汉书•郊祀志》、东汉应劭《风俗通》有所记述。

印度和龟兹之箜篌

《旧唐书•音乐志》说:“竖箜篌,胡乐也。汉灵帝好之。体曲而长,二十有二弦,置抱怀中,用两手齐奏,俗谓之‘臂箜篌’。”新疆且末出土古竖箜篌相当重要,说明箜篌确实从西域传入中原;同时为我们了解鄯善乐提供了生动的实物标本。


印度和龟兹之箜篌

二、天文

楼兰人如何学习天文学,我们没有什么材料可以说明。古代东西方的天文学都是从占星术发展而来。那么尼雅出土的一件有关占星术的文书也许有助于了解楼兰人的天文观。这件编号为565号的去佉卢文书这样写道:

星宿之首谓之鼠日,这天可以做任何事,万事如意。

星宿日牛日,宜沐浴。吃喝之后,可演奏音乐取乐。

星宿日虎日,宜作战。

星宿日兔日,若逃亡,必能成功,难以寻觅。

星宿日龙日,须忍耐,事事要忍。

星宿日蛇日,百事皆凶。

星宿日马日,宜向东西方向旅行。

星宿日羊日,宜沐浴。

星宿日鸡日,宜裁剪和缝纫衣服被褥。

星宿日猴日,万事如意。

星宿日狗日,来去从迅。

星宿日猪日,宜耕作、播种葡萄园,耕作顺利并能增产。

这件文书引起东西方研究者的广泛兴趣。以前一直视为占星术著作。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零教授提醒我们注意。该文书可能和先秦两汉流行的《日书》有关。我根据他提供的材料做了进一步分析,大量类似语句使我们相信,这件文书可能是个《日书》的犍陀罗译本。尽管目前尚未发现汉语原本,但是类似的句子在近年出土的《日书》中随处可见。例如:睡虎地秦简《日书•衣篇》(甲种121背)有“丁酉,材(裁)衣常(裳)”,勘同犍陀罗语文书的“星宿日鸡日,宜裁剪和缝纫衣服被褥。”睡虎地秦简《日书•秦除篇》(甲种24正贰)有“开日,亡者不得”,勘同犍陀罗语文书的“星宿日兔日,若逃亡,必能成功,难以寻觅。”又如:睡虎地秦简《日书•稷辰篇》(甲种44正)有“彻,是胃(谓)六甲相逆,利以战”,勘同犍陀罗语文书的“星宿日虎日,宜作战”。

十二生肖属于中国传统文化因素。战国时期十二生肖已经在黄河和长江流域普遍流行。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墓出土《日书》著录了一套完整的十二生肖。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1号秦墓再次发现记录整套十二生肖的《日书》。丝绸之路开通以后,十二生肖经中亚传入印度和波斯。既然楼兰人这份占星术文书以十二生肖定星宿名称,显然受中原文化的影响。

三、绘画

1959年,尼雅东汉墓出土了年两块残布画。据报道,“其中一件的图案内容为正负三角形,残长77,高46厘米;另一件的内容为上端残破处有佛脚、狮尾和蹄形痕迹,下边一条横格中有长龙、飞鸟,左下角有一半身菩萨(或为供养人像),裸体露胸,颈与臂上满佩缨络,头后有背光,双手捧着一个喇叭口形状的长筒容器,内盛葡萄,侧身向右,残幅88×47厘米;其中的菩萨半身像高21厘米。”塔里木盆本来不产棉花,棉花起源于印度。所以,有研究者认为这幅画是印度或犍陀罗艺术品,边饰上的女神像也被解释为菩萨像。我们以前盲从其说,后来意识到其说颇有疑问。

印度绘画中的菩萨像表现的是释加牟尼的形象,一无例外都是有胡须的男士,菩萨像传到塔里木盆地之后,尤其是传到中原以后,逐渐改为女像。新疆库木吐拉石窟公元4-5世纪壁画上的菩萨像就是带胡须的女性形像。可见尼雅东汉墓所出布画上的女神像不一定是菩萨像。

从图案设计看,这幅画的主题是具有波斯文化因素的狮子图案。所以,有学者主张布画上的神像是中亚和西亚崇祀的女神伊什塔尔;另一些学者注意到,这幅画表现了具有典型希腊画风的裸体女性,手中拿着长筒卷状物象征丰收,因而主张这是希腊丰收女神提喀(Tyche)像。我们倾向于支持后一说法。

尼雅东汉墓出土棉布残画

公元前4世纪,希腊雄主亚历山大远征中亚,从而将希腊文化艺术传入中亚和北印度。印度河上游的犍陀罗艺术就融合了许多希腊文化因素。犍陀罗地区(今巴基斯坦白纱瓦)出土的一件公元前1世纪银碗上,就装饰有手持葡萄和谷物的希腊女神提喀像。这件银碗上的希腊女神与尼雅东汉棉布画上的女神像如出一辙,所以后者必为希腊丰收女神提喀无疑。

尽管这幅布画的内容与佛教无关,但是绘画技法受到犍陀罗佛教美术的影响。例如: 画中女神像不仅绘有背光,还画出头光,凡此皆为典型的佛教艺术表现手法。

公元前1世纪犍陀罗银碗上的希腊丰收女神提喀

中亚阿姆河流域的大夏人最早使用这种手法绘制佛像,公元2-3世纪大夏寺院喀拉塔佩遗址壁画上的佛像就绘有头光和背光,这和当时犍陀罗佛像只雕刻头光的风格不太一样。那么,这块腊染棉布画殆为大夏艺术家在印度棉布上创作的艺术品。

四、雕刻艺术

楼兰人在接受外来文化时并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在中亚犍陀罗和大夏,石板浮雕被普遍用来装饰寺院墙壁和佛塔,但在楼兰、米兰及尼雅等地寺院中,这种石板浮雕被木雕取代。楼兰尼雅建筑构件上精美的木雕和雕花家具堪称楼兰艺术的代表作。

古代中国家俱陈设比较简单,普通百姓在室内一般都是席地而坐,日本的“榻塔米”仍保留了这个古老的传统。古人写字或吃饭时才摆一张叫做“案”的小桌子。古代中国把床称作“榻”,除名称不同外,样子也和今天的床不一样,实际上就是在一张床板上加四个小短腿,床边有时摆个叫做“凭几”的小桌子。

斯坦因发掘尼雅遗址现场

丝绸之路开通之后,受西域文化影响,中国人开始注重家俱。《后汉书•五行志》说:“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竟为之。”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东汉灵帝年间,古都洛阳发生的这场胡化浪潮对后来中国家具制造业产生巨大影响。由于家具一般都是木制的,难以保存至今。目前所见最早的中国家具标本,是斯坦因在尼雅发现的,现藏大英博物馆。这批古老家具的年代约在公元3-4世纪,和东汉相去不远。它们为研究中国家具之起源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材料。

尼雅出土公元3世纪木雕小桌

斯坦因特别介绍了一把尼雅遗址发现的椅子,他在考古报告《古代和田》中写道:“在这个古代居址中,印度艺术对工艺品的影响,完全处于统治地位。这把椅子尽管已经散架,但仍紧密地挨靠在一起……四块雕花的镶板,榫接在椅子腿上,把椅子连成一体。尽管少了一条镶板,整个椅子仍笔直立在地上……关于雕刻的所有细节,我在目录中已详细交代,应该指出的是,那种非常类似彩色大弧线连的四朵花瓣的花,在图案中反复出现的特点,就是犍陀罗雕刻艺术中常用的手法。就像我们在椅子腿和镶板上见到的那样,这四朵花瓣的图案或完整地出现在一些方形框内,或一分为二,出现在三角形的空间。分成两半后的花瓣的曲线也是严格对称的。八朵花瓣的荷花图案,无疑源于印度。同时,前镶板中央用传统手法雕刻的果实和叶子,使人联想起印度—科斯林的某些建筑物柱头上的装饰成分份。斯坦因还描述了另外两把扶手椅。”

他在《古代和田》中写道:“更为重要的是在此发现的两张装饰精巧的木椅。三条高19英寸的椅腿,其一上部是狮子头,下部为马腿,中间仿佛是带翅膀的身子。这种畸形怪兽简直就像一个骏倪的仿制品。原来的颜色残存甚少,主要是粉红和黑色,用黑色在粉红底色上画出狮子毛。另外一把椅子,腿长13英寸,它是一雄一雌的一对雕刻精巧的怪物。椅腿上部显然是半身人像,腰以下类似飞鸟,而椅腿最下端显然是壮实的马蹄。鲜红的底色有几处保存良好,其上用深蓝和黑色画出羽毛和马蹄。这种混合形象与人们在早期印度绘画中见到的风格非常类似,在桑奇的某些绘画中,就有过这种半人半神的主题,乾达婆和那揭罗在那些绘画中,就是把人的半身像画在飞鸟座上。我现在尚不能追溯上述形式和马腿相结合的来源。在犍陀罗艺术中表现鱼马人的雕塑中就经常出现半身人像、鸟翼、马腿以及弯曲的鱼尾等模式。由此证明,印度佛教艺术形式中较为复杂的怪物形象,是直接借鉴于西方古典艺术,而印度佛教艺术又为古代和田艺术提供了模式。”

斯坦因所谓“古代和田艺术”是对塔里木盆地古代艺术的一种泛称。尼雅这种雕花扶手椅和贵霜钱币上表现的国王宝座颇为相象,在印度摩菟罗贵霜石雕上也可见到类似的椅子。不过和尼雅雕花椅形制最接近的,还是阿姆河北岸公元2-3世纪哈尔恰扬遗址所出陶质浮雕上的狮形扶手椅。哈尔恰扬出土的这件文物属贵霜时期大夏艺术品,年代略早于尼雅雕花椅。凡此表明,大夏希腊艺术是楼兰雕刻艺术重要借鉴对象之一。

且末出土狼纹木雕盒,公元前5世纪

早在公元前2000年,楼兰人就开始从事木雕手工业,孔雀河古墓沟墓地发现了不少木雕人像,孔雀河支流小河流域古墓中也发现过一批木雕人像。楼兰、尼雅等地发掘出土了木桶、木碗、木盘、木勺等大批木器。1996年在且末县扎洪鲁克墓地发现了两件极其精美的木雕盒,年代约在公元前5世纪。一件“呈长方体,子母口,盖佚失,用剧、刮、凿、打磨等方法加工而成。盒的正、背面和底浮雕狼纹。狼呈匍伏低首状,腹部雕刻出一制羚羊头,表示刚刚享受过美餐。狼尾侧又雕出一只狼头,形态与前者相同”;另一件形态和加工方法与前者相同,但是通体雕刻的图案与前件有别,以变形鸟纹为主,类似的图案亦见于扎洪鲁克墓地出土古代毛织品。凡此表明,塔里木盆地古代居民自古以来就有精湛的木雕艺术传统,而佛教传入的大夏希腊化艺术和犍陀罗艺术,则赋予古老楼兰的木雕艺术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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