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天文
楼兰人如何学习天文学,我们没有什么材料可以说明。古代东西方的天文学都是从占星术发展而来。那么尼雅出土的一件有关占星术的文书也许有助于了解楼兰人的天文观。这件编号为565号的去佉卢文书这样写道:
星宿之首谓之鼠日,这天可以做任何事,万事如意。
星宿日牛日,宜沐浴。吃喝之后,可演奏音乐取乐。
星宿日虎日,宜作战。
星宿日兔日,若逃亡,必能成功,难以寻觅。
星宿日龙日,须忍耐,事事要忍。
星宿日蛇日,百事皆凶。
星宿日马日,宜向东西方向旅行。
星宿日羊日,宜沐浴。
星宿日鸡日,宜裁剪和缝纫衣服被褥。
星宿日猴日,万事如意。
星宿日狗日,来去从迅。
星宿日猪日,宜耕作、播种葡萄园,耕作顺利并能增产。
这件文书引起东西方研究者的广泛兴趣。以前一直视为占星术著作。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零教授提醒我们注意。该文书可能和先秦两汉流行的《日书》有关。我根据他提供的材料做了进一步分析,大量类似语句使我们相信,这件文书可能是个《日书》的犍陀罗译本。尽管目前尚未发现汉语原本,但是类似的句子在近年出土的《日书》中随处可见。例如:睡虎地秦简《日书•衣篇》(甲种121背)有“丁酉,材(裁)衣常(裳)”,勘同犍陀罗语文书的“星宿日鸡日,宜裁剪和缝纫衣服被褥。”睡虎地秦简《日书•秦除篇》(甲种24正贰)有“开日,亡者不得”,勘同犍陀罗语文书的“星宿日兔日,若逃亡,必能成功,难以寻觅。”又如:睡虎地秦简《日书•稷辰篇》(甲种44正)有“彻,是胃(谓)六甲相逆,利以战”,勘同犍陀罗语文书的“星宿日虎日,宜作战”。
十二生肖属于中国传统文化因素。战国时期十二生肖已经在黄河和长江流域普遍流行。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墓出土《日书》著录了一套完整的十二生肖。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1号秦墓再次发现记录整套十二生肖的《日书》。丝绸之路开通以后,十二生肖经中亚传入印度和波斯。既然楼兰人这份占星术文书以十二生肖定星宿名称,显然受中原文化的影响。
三、绘画
1959年,尼雅东汉墓出土了年两块残布画。据报道,“其中一件的图案内容为正负三角形,残长77,高46厘米;另一件的内容为上端残破处有佛脚、狮尾和蹄形痕迹,下边一条横格中有长龙、飞鸟,左下角有一半身菩萨(或为供养人像),裸体露胸,颈与臂上满佩缨络,头后有背光,双手捧着一个喇叭口形状的长筒容器,内盛葡萄,侧身向右,残幅88×47厘米;其中的菩萨半身像高21厘米。”塔里木盆本来不产棉花,棉花起源于印度。所以,有研究者认为这幅画是印度或犍陀罗艺术品,边饰上的女神像也被解释为菩萨像。我们以前盲从其说,后来意识到其说颇有疑问。
印度绘画中的菩萨像表现的是释加牟尼的形象,一无例外都是有胡须的男士,菩萨像传到塔里木盆地之后,尤其是传到中原以后,逐渐改为女像。新疆库木吐拉石窟公元4-5世纪壁画上的菩萨像就是带胡须的女性形像。可见尼雅东汉墓所出布画上的女神像不一定是菩萨像。
从图案设计看,这幅画的主题是具有波斯文化因素的狮子图案。所以,有学者主张布画上的神像是中亚和西亚崇祀的女神伊什塔尔;另一些学者注意到,这幅画表现了具有典型希腊画风的裸体女性,手中拿着长筒卷状物象征丰收,因而主张这是希腊丰收女神提喀(Tyche)像。我们倾向于支持后一说法。
公元前4世纪,希腊雄主亚历山大远征中亚,从而将希腊文化艺术传入中亚和北印度。印度河上游的犍陀罗艺术就融合了许多希腊文化因素。犍陀罗地区(今巴基斯坦白纱瓦)出土的一件公元前1世纪银碗上,就装饰有手持葡萄和谷物的希腊女神提喀像。这件银碗上的希腊女神与尼雅东汉棉布画上的女神像如出一辙,所以后者必为希腊丰收女神提喀无疑。
尽管这幅布画的内容与佛教无关,但是绘画技法受到犍陀罗佛教美术的影响。例如: 画中女神像不仅绘有背光,还画出头光,凡此皆为典型的佛教艺术表现手法。
中亚阿姆河流域的大夏人最早使用这种手法绘制佛像,公元2-3世纪大夏寺院喀拉塔佩遗址壁画上的佛像就绘有头光和背光,这和当时犍陀罗佛像只雕刻头光的风格不太一样。那么,这块腊染棉布画殆为大夏艺术家在印度棉布上创作的艺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