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开始，刘萤在长沙市郊云峰中学教书。1949年2月参加党的地下工作，担任了联络员。1949年8月，长沙解放了，他们的女儿和儿子分别念高中和初中，她们看到解放军入城的队伍，禁不住流下了喜悦的泪水。中国绝大部分地区解放了，刘萤和孩子们以为很快就可以看到爸爸了，特别是刘萤以为天天盼望全家团聚的日子就要到了，可她怎么也没想到全家的团聚已不可能了!
长沙解放后，刘萤一面工作一面到处打听王实味的下落，但毫无结果。这使她焦急万分，她曾写信给中组部询问王实味在哪里?得到问答是：“王实味在敌人进攻延安时，要求到敌后工作，得到组织批准，从此失去联系。”
后来，又有人说实味可能在东北，正好1950年4月，吉林省教育厅到湖南招聘教员，经十二兵团介绍，刘萤去了东北。到吉林省后分配到吉林市女中教书。1951年暑期刘萤参加思想改造运动，才得知王实味在延安整风时犯了错误，但没有人告诉她详情。1954年春，刘萤被下放到蛟河一中工作，两年后，又从蛟河一中（县城）下放到蛟河二中（新站镇）工作，刘萤尽量不去想这一再调动的原因，甚至别人调工资她反而被降一级，她也不在乎。在蛟河二中工作时，她的工作态度和成绩终于赢得当地政府、学校党支部、老师和学生们高度评价，可有时一想到实味下落不明，她心里像压上一块石头。她女儿再次写信到中组部询问父亲下落。这次回答是：“王实味到台湾去了。”她们还以为是派到台湾去做地下工作了呢?她怀疑中组部所说的情况是否可靠?左思右想，最后责怪自己：“应该相信组织”她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全家团聚。
1962年，她已到了退休年龄，但学校应她要求又干了三年义务工作（后来学校要给她补发工资，她说捐图书室买毛主席著作吧），直到1965年她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她所热爱的教育事业，开始了真正的退休生活，户口迁到了长春，住在女儿家里。为了照顾孙子，1970年她又将户口转到吉林伊通县儿子家，1981年，她们又来到了湖北二汽与儿子、儿媳、孙子、孙女一起住在十堰。
直到1978年的一天，她和全家一起听中央电台广播，忽听到播音员说出了王实味的名字，她顿时紧张起来，屏住呼吸仔细听着：怎么说实味是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天哪!他竟被处决了!她顿时昏倒，待她清醒过来时，孩子们都守在她身边流泪。她已经72岁了，岂能经得住如此巨大的打击，后来得知王实味的罪名：反党集团成员；国民党特务；还是反革命托派分子。她听后，万分气愤，凭着她对王实味为人极透彻的了解，她当即断然肯定这些罪名是强加在他头上的，纯属政治诬陷，这是千古奇冤，可何时能昭雪呢?
1979年冬，中央已在批两个“凡是”。她决定去北京为实味申诉，要求中央为王实味平反，于是她为王实味清白而奔走呼号！十多年来，她与女儿不断地给中央写申诉信，并多次到北京上访，她感到虽有党内外各方面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然而争取为实味平反的路毕竟是漫长而艰难的。
事情终于有了进展，1982年2月，中组部否定了“反党集团”的存在，1986年8月《毛泽东著作选读》出版，有关王实味注释改写“关于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据查不能成立。”1991年2月，公安部下达给王实味彻底平反的决定，并以“同志”相称。刘萤终于得到了些许慰藉，但她的心里始终存有说不出的滋味。
摘自：《文史天地》2006年第4期 作者：张荣久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张荣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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